冲天而起的蘑菇烟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始末

50 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以非凡的气魄和远见卓识，作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

1955 年 1 月 15 日，在中南海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

出现了这样 3 个人：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和当时的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出席会议的所有领导人，这天都成为了最热心的听众。

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向中央领导人含笑示意后，就开始对原子武器的原理作着讲解。前一天，周恩来已经叮嘱过，要钱三强讲得详细一些，通俗一些。今天，周恩来又坐到了钱三强的旁边。不时地提醒着：“三强，你再举个例子。”在坐的人听得都很专心，毛泽东坐在钱三强的对面。聂荣臻在长条桌另一边静静地听着。接着，李四光让操作人员给大家演示计数器探测铀矿石。当仪器铀矿石旁发出“嗄嗄”的响声时，气氛立即活跃起来，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拿着点燃的香烟，站起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就是指原子弹。毛泽东沉着坚定而又十分自信的语言，给了聂荣臻极深的印象。他像战争年代信赖毛泽东的每一个战略决策一样，深信中国一定能研制出自己的原子弹。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开始了艰巨而又伟大的历程。

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这年 7 月，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致、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工作。中央在成立原子能三人小组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凡有关原子能事业，除中央指定的三人小组向中央负责对原子能工作进行指导外，其具体业务由以薄一波为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管理。

三个月之后，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冲破重重障碍，飘洋过海从美国回国，在中国国防现代化的进程中，历史赋予了他庄严的使命。

又过了 2 个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火箭专业教授会教授任新民等，向中央军委写信，提出了在中国研制火箭武器和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1956 年元旦，叶剑英请陈赓、钱学森等到家里吃饭，席间说起中国自行研制导弹的问题。钱学森介绍了中国可以进行导弹武器研究的论证。大家谈得很投机。临走，陈赓提议，立即去找周恩来拍板。于是，他们三人驱车直奔三座门。周恩来当时在三座门参加舞会，陈赓把正在兴头上的周恩来找出来，让钱学森给他介绍情况。叶剑英、陈赓说明来意后，周恩来很重视，对钱学森说： “你们写个报告吧！”这就是钱学森意见书的由来，也是中国导弹研究开端的重要步骤之一。

1956 年 2 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这份意见书，进一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高度重视，多次开会研究。

3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会议决定，成立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钱学森、安乐（兼秘

书长）、刘亚楼、王净、李强、钱志道、王士光为委员。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业工作和研制“两弹”的任务以后，经反复考虑，一个月后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的报告。

接到这个报告后，中央军委 5 月 26 日上午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彭德怀、钱志道、赵尔陆、李强等，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周恩来在会议过程中，作了以下重要指示：1、导弹的研究方针是先突破一点，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开始研究和生产。2、研究导弹所需要的专家和行政干部，同意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队中抽调，由宋任穷组织一个小组，负责联系人才和收集技术资料，要说服更多的人，为研制导弹努力。军队更要起模范作用，要人要钱，首先拿出来。3、同意组建导弹管理局，由钟夫翔任局长；同意钱学森为导弹研究院院长；局、院的副职干部由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配备；调人、组建机构等，由聂荣臻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4、电子技术方面，可以先从培养人才开始，在西安设立军事通信学院。

会议讨论通过了聂荣臻的方案，周恩来和中央军委还指定聂荣臻负责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导弹事业的壮丽前景，使得这位老帅深受鼓舞，他立即着手紧张工作。

5 月 26 日下午，聂荣臻找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以及安东、薛子正

开会，研究逐项落实措施。这 3 个人也是周恩来在会上指定帮助聂荣臻解决机构设置、抽调人员、研究机关用房等具体问题的。聂荣臻要安东尽快去找总后勤部、空军、北京军区的领导人商量，为导弹研究院寻找院址，以便开展工作。聂荣臻对安东说，要向有关领导人详细说明导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中央和军委领导的决心，请各单位发扬风格，把可能提供的房子让出来。

几天以后，安东汇报说，各单位领导听说要搞导弹研究，都很支持。经过协商，解放军 124 疗养院、北京军区 106 疗养院、北京空军 466 医院可以拨出来供国防部五院（即导弹研究院）用。聂荣臻听了很高兴。这样，导弹研究院在北京西郊黄带子坟找到了第一处院址。这里虽然荒凉，但经过开拓者们的努力，现在已成为重要的航天事业研究基地之一。

5 月 29 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一机部部长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部委领导 33 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调研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聂荣臻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特别精神，显得十分高兴。他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发展以“两弹”为主的尖端武器计划，这些话，他用的时间很短。他要做的主要文章，在下面的话里：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这也给大家提供了思考的时间，人们可以在心里翻翻自己的家底。

会场上的沉默，被陈赓大将的发言打破了。他站起来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才有可能进行下去。为此，哈军工将抽出 6 名教授支持航委。陈赓的表态，使聂荣臻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陈赓是个性格开朗、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在处理行政事务上非常干练的人。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沉默。后来，有人说：

“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新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聂帅听了这话，脸带愁容，他心里明白，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感到科技力量不够，谁也不愿主动把自己的科学家让出来，各单位把专业人才牢牢抓在手里，不敢有须臾放松。对此他是理解的。

陈赓第二次站起来了，他对聂荣臻说：“聂总，选调专业技术干部，我院准备再增加 3 至 4 名。”说完他就坐下了。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航委的工作，给航委提供用人之便。会议达到了预期目的。

最后，聂荣臻在讲话中一再表示感谢。

会后，包括任新民、屠守锷、梁守、庄逢甘等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和中级科技人员，在经国务院批准后，很快到五院报到。这些人从事国防科技的热情很高，把这看成是无尚光荣的事业。许多人甚至连调令都没有收到，接到电话就来报到了。以后又调入了蔡金涛、黄伟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接收了当年分配的 100 多名大学毕业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聂荣臻得知后，深感欣慰。

1956 年 7 月，经军委批准，以钟夫翔为局长的导弹管理局（国防部五局）正式成立。3 个月以后，10 月 8 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下面设立了 10 个研究室。至此，中国的导弹研究事业开始起步。

1958 年 10 月 16 日，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决定将原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加以扩大，改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委），在军委、中央科学小组领导下工作。并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陈赓为副主任；委员由万毅、刘亚楼、萧劲光、陈士榘、宋任穷、赵尔陆、许光达、张爱萍、张劲夫、黄克诚、钱学森等 22 人组成。

研制导弹、原子弹，要建立大型的试验基地。基地需要装备大量技术复杂，精密度要求很高的仪器设备。由于试验这两种武器的特殊要求，试验基地又必须建在没有人烟或人烟极稀少的大漠戈壁地区。因此，建设试验基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不亚于研制“两弹”。

1958 年初，彭德怀、聂荣臻等人多次听取苏联专家关于建设试验基地方面的意见。彭德怀一度指定聂荣臻为试验基地建设的总负责人。要黄克诚协助聂荣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年 1 月下旬到 4 月，聂荣臻先后 4 次召集由黄克诚、宋任穷、赵尔陆、刘杰、万毅、陈锡联、陈士榘以及海军、空军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论证导弹试验基地和仓库的建设问题。

会议商定了如下几点：1、成立特种工程指挥部，由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从基地选址到设计施工都由这个指挥部负责；2、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设计由二机部负责，勘察、定位和施工由特种工程指挥部负责，建成后由军队领导管理；3、综合导弹试验基地定位于甘肃酒泉东北的额济纳旗地区。

以上三点，到 5 月 3 日，先后得到彭德怀、周恩来批准。

专家请到了，舞台也搭好了，按理说此时的聂帅可以轻松了。可是他心里的石头越来越重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根黑发染霜。

转眼就到了 1963 年 9 月。一天，邓小平正在处理工作，忽然电话铃声响起来，邓小平拿起电话，聂荣臻激动的声音传过来：“小平同志，报告你一

个好消息，邓稼先同志已经在原子弹总装方案上签了字，我们的原子弹马上就要在西北马兰总装了。”邓小平问道：“报告总理了没有？”聂荣臻在电话里回答说：“报告了，总理指示我再向你报告。”邓小平感佩地说：“老同志，总理总是那么对人体贴入微，真让人感动。”话还未完，总理的电话来了，问他有没有时间来参加专业委员会会议，邓小平连忙回答道：“总理，现在我正忙着九评的事，实在无法为你分劳。”

周恩来得知邓小平不能前来参加专业委员会，便让秘书通知陈毅、贺龙、聂荣臻、钱学森、钱三强、彭恒武、王淦昌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专业委员会会议。还有两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4 周年，天安门广场上华灯齐亮，国庆游行队伍正在天安门前的大道上进行彩排。将帅们和科学泰斗们从前门那里绕道过来，进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总理已在北京厅等着，迎候前来开会的人们。

人都到齐了。秘书提示开会的时间到了。周恩来看看自己戴的国产上海手表说：“再等等，主角还没有到呢？”

正当周恩来在北京厅说“主角”还没有到时，北京西郊机场跑道灯已全都打开，一架喷气式客机轰鸣着降落在跑道上。飞机刚刚停稳，几辆高级“红旗”轿车驶到飞机前。从飞机上下来两个人，一头钻进轿车，轿车随即飞快地向前驶去，最后停在人民大会堂前。从飞机上下来的几个人紧步向北京厅走去。他们一推开北京厅的门，房间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周恩来走过来握住他俩的手，使劲地摇着：“李觉同志、邓稼先同志，你们辛苦了。”李觉抱歉地说：“我们来晚了，耽搁了总理的时间。我们马上抢做一个试验，试验做完了才上的飞机。”周恩来笑着仍摇着他们的手：“你们这种分秒必争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好，主角到了，我们的会该开始了。请李觉同志和邓稼先同志先讲。”

李觉和邓稼先向大家汇报了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周恩来问道：“主席很关心这件事，他要我问大家一下，明年能不能试爆。先请学森、稼先说，你们是行家，最有发言权。”钱学森想了想说：“可以，我可以保证明年进行试爆。”邓稼先接着说：“实弹组装明年年度一定完成。”周恩来一听点点头说：“好，我马上把大家的决心向主席汇报，我们一定要尽快造出原子弹，打破美国、苏联的核垄断。另外从现在起，要对马兰基地和核爆点现场进行清理。核爆场黄羊沟是古楼兰属地，地形复杂，气候异常，自古以来常有大匪出入，要防止潜藏的土匪破坏。”

聂荣臻立即吩咐秘书给马兰基地司令张蕴玉将军打电话，立即组织部队清理核爆区，所需外围部队请新疆司令员王恩茂调配。

周恩来看看表，立即下令：“从现在开始，立即进入一级动员状态，确保明年试爆成功。散会！”

会议一散，大家立即分头行动起来。李觉和邓稼先一头钻进汽车，赶往机场，乘飞机往马兰飞。从北京到马兰的 5000 公里专用电话线讯号不断，马兰基地总机值班室里，几十个女话务兵忙着接线，双手似翩翩而飞的彩蝶。

1964 年 5 月，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总装成功。

古楼兰国的戈壁滩上的核爆场立起了挂原子弹的 120 米高的铁塔。兰新铁路上一列又一列装载着核试验用品的军列驰向吐鲁番，人员物资在那里下火车后，又装进大军用卡车星夜开往楼兰。每到夜晚，公路沿线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车队络绎不绝地源源向南开去。随着车队的不断到来，楼兰核

爆场铁塔周围几十公里的地域内，放射状地布满了坦克、汽车、大炮、楼房、地下工事，楼房里和工事里放着装着各种动物的铁笼，一支骑兵防化部队在进行紧张的训练⋯⋯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周恩来的指示，王恩茂调来一团骑兵部队配属给核爆场，担负清理核爆场的任务。骑兵部队以连为单位，反复清查。

眼见试验日期越来越近，王恩茂也不敢含糊，又调两个团的骑兵和一个飞行中队到楼兰执行搜剿工作。3 个团的骑兵分兵清剿，沙漠里顿时人喊马嘶，沙尘飞扬。飞行中队也出动飞机在空中侦察。

到底哪一天进行核爆炸，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周恩来在心里反复琢磨，他特别担心爆云对环境和人民健康的影响，为此他连续召集专业委员会进行讨论，根据气象资料和其他准备资料，周恩来反复进行论证，最后秘密决定把核试验时间定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2 时。这前后三天，楼兰一带都是晴天。时间定下来以后，周恩来马上报告了中央常委会。他回到西花厅以后，又写了封短信，装入信封，外面写上邓小平、聂荣臻、罗瑞卿的名字，请他们签阅。专门经办核试验文件的秘书知道，这是党内最高机密。在西花厅，除周恩来和一个经办秘书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事，连邓颖超也丝毫不知，所以他不敢让其他人知道，通过电话联系，直接找到首长本人，请他当面签名阅读。最后秘书向周恩来汇报了邓、聂、罗都签阅了短简，并把短简呈上，周恩来很满意，夸奖了他几句。

说话间，就到了 10 月，核试验日期已经迫近。国防部副部长张爱萍上将要起身往楼兰主持核爆炸，行前和周恩来约定联系暗号，规定原子弹的代号为“老邱”。

张爱萍走后，立即打来电话报告，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周恩来严肃地通知他：“经中央决定，核试验的时间定在 10 月 16 日下午 2 时，中央要求核试验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张家萍响亮地答道：“是！一定完成任务。”

10 月 14 日，中南海举行核爆前的中央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邓小平、李富春参加了。周恩来汇报完毕后，中央常委经过讨论，通过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制造核武器是为了打破美苏对核武器的垄断，是最终为了消灭核武器。核试验一成功，我们马上发表公报，建议世界各国首脑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命令楼兰核试验场，把“老邱”挂到铁塔顶上，预备起爆。此时，部队早做好了准备，一声令下，立即把 3 吨多重，3 万吨梯恩梯炸药当量的“老邱”吊装在铁塔顶部的平台上。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日子。上午 9 时，周恩来走进了核试验北京指挥中心。他们刚到，张爱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老邱’已经通电，请指示。”周恩来通知他： “中央已经决定定在 10 月 16 日北京时间 15 时，请你们立即行动，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得令，当即命令李觉将军和核试验专家坐着吉普车，指挥试验人员试发安装起爆装置。李觉等二人来到铁塔下，亲自指挥试验人员安装起爆装置，随即指挥大家撤退，他最后锁死了登塔的小铁门，也坐车离开了。这时 60 公里方圆的核试验场上，已经寂无人声，只有 90 多项效应工程静静地摆在那里。

下午 2 时，张爱萍再次请示：“点火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请指示。”周恩来下了命令：“试验开始！”

按照预定方案。张爱萍和指挥人员进入了爆心 80 公里以外的前沿指挥所，他不断地发布命令：

取样飞机立即起飞。防化部队准备出动。“准备点火！”

14 时 50 分 40 秒，张爱萍下令：“起爆！”起爆指挥员随即下令“开始起爆！”操作员立即开通主导传送开关，大声报道：“10、9、8、7、6、5、4、3、2、1，起爆！”

操作员话刚落，大地突然猛晃了一下，位于地下的前沿指挥所骤然一亮。张爱萍看看表，正好是 15 时整。他走出指挥所，只见远处的铁塔不见了，一个巨大的恶魔从地下钻出来，在半空里摇晃着乌黑蓬乱的脑袋，狰狞可怕，沉闷的爆炸声似惊雷阵阵传来。

正在张爱萍惊喜地看着蘑菇云的时候，忽然参谋跑来让他接北京电话。张爱萍赶忙跑进地下工事，拿起电话：“总理吗？我是张爱萍。”周恩来在电话中问道：“‘老邱’怎么样了？”张爱萍一字一顿地答道：“‘老邱’ 已经爆炸了！”周恩来不放心地追问一句：“你的确看清楚了？是‘老邱’ 爆炸了吗？”张爱萍严肃地答道：“是的，我刚才在山坡上亲自观察，确实是‘老邱’爆炸了，引起了巨大的蘑菇状的烟云。”周恩来说：“好，我马上向主席汇报！”

就在他们通信的同时，聂帅也接通了试验场的专线电话。他得到消息以后高兴极了，几乎是同时，他与总理的电话接通了，两人在电话上表示热烈的祝贺。打完电话他随即要秘书起草了贺电。

毛泽东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风趣地说：“我们要感谢赫鲁晓夫，要不是他撤销援助，激起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我们很可能不会这么快就造出原子弹来。为此，我们要奖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主席讲得太精彩了，我现在马上组织人起草公报。”

公报写好后，周恩来审阅了几遍，又送毛泽东审阅。正式定稿后立即召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副社长穆青。吴冷西由于还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所以新华社的具体新闻业务由副社长穆青分管。周恩来指示他们要立即把公报发表出去，并对具体发表工作提了一些要求。

吴冷西、穆青接到指示后，立即布置新华社国内部发通稿，《人民日报》出号外。10 月 17 日清晨，解放军驻京部队出动了大量卡车运载专刊新闻公报的《人民日报》号外到市内各处。5 点 15 分，所有卡车的军人和报社工作人员一齐发放号外。北京市民对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事毫无所闻，骤然看到号外上用头号大铅字套红印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又惊又喜，拥到卡车跟前索要号外，以先睹为快。

笑容挂在了每个人的脸上。每一个中国人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