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讲《孟子》

罗庸先生素以声音洪亮著称、讲起课来跌岩起伏、收放自如，别号“罗叫天”。

叫座的罗先生，到了蒙自更是独树一帜，开了《孟子》和《杜诗》两门课。罗先生往讲台上一站，开宗明义就说：“国难当头，读《孟子》是为弘扬士气，养成坚韧不拔的意志，负起多难兴邦的重任；读《杜诗》，就要充分体会贯穿在他诗里的优国忧民的精神。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从不把个人的疾苦置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疾苦之上来看待。”台下学生，无不为之一振。

事实上，在联大，罗先生哪里是用嘴在讲《孟子》和《杜诗》，又哪里是罗庸先生一人在讲《孟》《杜》，众教授无不在用自己的行为给联大学生上着生动的一课。

学校奉命南迁之后，联大教师顾不上与年事已高的双亲多作话别，抛舍下柔弱妻儿，便先后南来。战火纷飞的年代，其牵肠挂肚之情可以想见。

南下以后，学生们挤挤挨挨住茅草屋，教授们又何尝舒舒服服地住过洋楼公寓。床铺不过是由三块板二条长凳拼铺而成。如能侥幸以国币一角一只购得几只洋油木箱用来作床铺，便很是满足。卫生间是与学生们公用的，“前后两排，晨夕川流不息，即挤且秽”。想来多少有点于师道尊严不符。

困难的时候，学生们吃由霉米加百分之十谷子、稗子、砂子、泥巴等物做成的“八宝饭”，而教授们有的一家靠食粥度日，如果还吃上了菠菜汤， 就很是高兴。吴大猷教授常常穿着大补丁裤子去上课，曾昭伦教授的鞋子也总是前后见天。

尽管如此，教授们依然故我，兢兢业业地讲课、踏踏实实地做学问。魏建功先生教授《汉字形体变迁史》，往往自刻蜡版印发学生。他所刻的蜡版，

因字体繁多、笔划有粗有细而颇费眼力和手力，但每每总会及时地发放出来。钱穆先生教授《中国通史》，即使是在空袭频繁的日子，钱先生每次“结队避空袭”也不忘“携《通史随笔》数册”，为的是能给第二天的课程作准备。陈寅恪先生教授《佛教翻译文学》，他和燕卜荪先生一样博闻强记，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诵佛经，不过他还是喜欢不辞辛苦地把一大摞佛典搬来运去。冬天的时候，他会把两顶瓜皮帽叠起来戴，拎着用麻绳捆扎、塞得满满的提包， 缓步当车，往来于宿舍与课堂之间。上课的时候，高度近视的陈先生会把两行字叠在一起写，好在他一边写，一边还要口述。讲到得意之处，他会仰面哈哈大笑，忘了身在何处。

操场上、树荫下，不时可以看到教授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也有喜欢到民间去搜集文献古籍的、调查民风民俗的。罗常培先生和王力先生就曾利用当地条件，因地制宜地开辟了新的教学和研究领地——《汉藏预言调查》、《汉越语研究》等。当然还有如“何妨一下楼主人”闻一多先生那样，除了去上课，便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用功的。

八年间，西南联大不仅没有因为时局的动荡、物质的匮乏而变成一个怨天尤人的集中营，反而凭着教师们“刚毅坚卓”的精神结出了累累硕果：理学院华罗庚、周培源的研究成果分别获教育部第一、二届学术审议会自然科学类一等奖，工学院出版教科书八种，文法学院的教授们出版专著十数部。各学院还根据个人研究所得增设了如《流体力学》、《植物解剖学》等数门质量上乘的新课程。

更为重要的是联大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在战火纷飞中延续了中华文明的遗脉。投笔从戎、血洒疆场是捍卫国家，而坚忍不拔、文化兴国也未尝不是一种力量的抗衡。国难当中，联大教授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