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雨声·读书声

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昆明与蒙自的关系，被联大学生戏称为前者如北平、后者如海淀，只不过从“北平”到“海淀”需一天的车程。有时候火车晚点，还要在中途过上一夜。后来有许多家眷迁来昆明，在蒙自教书的教授们便开始于两地之间频繁地奔走。5 月 4 日，联大正式开课。

受条件限制，不仅学院分作两地，联大学生的教室也相距甚远，都是七拼八凑借来的房子，分散在好几处。听课的学生每天东奔西跑，换教室、抢座位，忙碌于众教室之间。

教室多为土墙泥地草皮顶（也有部分铁皮顶）的低矮平房。教室里的课桌大部分也是由土基搭上木板拼凑而成的。教室的破旧程度从杨振宁博士的回忆中可略见一斑：“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之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宿舍的情况更糟。不仅没有书桌，简直连条宽裕点的缝隙也找不到，即使是一间很小的茅草屋，里面也要挤住上 40 多人。清一色的上下铺，拥挤如客轮的三等舱。在没有图书馆和教室可去的时候，一切活动便都在床上进行： 趴在床上就着枕头写家信，坐在床上支起双膝垫上个硬家伙抄笔记，当然也有挤在一两张床上打桥牌、下象棋、大唱各种歌曲的时候。流亡学生不以为苦，反为这难得的亲密无间感到其乐融融。

雨季是最滑稽的时候，宿舍和图书馆总是屋外下雨屋内漏。于是无论睡觉还是看书，必定人人头顶一把伞。

除了头顶的雨水声，联大学生最熟悉的来自空中的声音便是警报声和炮声了。在屡遭日寇飞机轰炸的那段日子里，昆明上空飞机往返回旋、清晰可辨。学生的上课时间被迫改在上午 7 点至 10 点，下午 3 点至 6 点。每次课间

休息缩短为 5 分钟。无论上课与否，一有警报，立即疏散。

敌机的轰炸使联大不多的家当再次被毁。1941 年入校的新生被分配在破败的庙宇里，守着泥菩萨生活学习了半年有余。

贯穿于此起彼伏的炮声、雨声之中的，是联大学生那经久不衰的读书声， 那是一种唯一永恒的旋律。

从 1938 年到 1946 年，每天都在上演着联大学生上前乱哄哄挤在一起争抢座位的喜剧。图书馆里拥挤而肃穆的景象也周而复始一天天真实地存在着。

联大学生的生活水平和环境一日日地降低和恶化下去，而学生们的思想和神经却是一日日地丰满和兴奋起来。地方虽小，然而云集了全国无数知名教授。联大学生从大学一年级起就可以聆听教授们深入浅出的讲解，接受他们春风化雨般的指导。仅只《中国通史》一门课，学生们就可以接触到吴晗先生系统性极强、以制度演变史为主的“纵法”讲授和雷海宇先生故事性极强、以历史循环论为主的“横法”讲授，此外，还有钱穆先生、孙毓棠先生⋯⋯ 学生们可以任意去听，不论系别、院别。设备、教材固然简陋，却大大培养了联大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联大对学生的质量是严格把关的。如果全年有三分之一的课程不及格， 就要留级，如果全年一半功课不及格，就要退学。不仅对专业课严，对文史、体育等基础课程也要求甚严。一天，有位学生在报送选课单时填了一门“国济贸易”，经济学系系主任陈岱孙教授指着“济”字说：“改一改”。学生马上将“济”字改写为“暨”，仍是一个错别字！陈先生于是红笔一挥，划掉“国济贸易”，替他填上了一门 3 学分的“大一国文”。

在严师如此仔细的敦促下，联大学生个个勤奋用功，不敢有丝毫偷懒懈怠。

八年过去了，二千多名学生在炮声、雨声、读书声的合鸣中走出了联大校门。日后成为蜚声国际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博士亦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