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式官学京师大学堂

那是在1895年8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清代改革家在“戊戌变法”时期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励人们学习西方，以学以致用的原则来培养人才，最终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

“强学会”成员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由于他们的宣传越来越深入人心，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

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一文中再次提出：

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各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

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推动下，1898年初，清光绪帝命大臣孙家鼐为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在《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中，陈列了筹办京师大学堂的主要内容：

一、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以习西学专门为主。

二、大学堂应为毕业生代筹出路，其已授职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请旨优奖；其未仕者，亦由管学大臣严核其品学，请旨录用。

三、精简学科门类，如经学、理学可合并为一门，兵学宜另设武备学堂。

四、编译局主要应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仍应以“列圣所钦定者为定本”，即使非钦定本，也不得增减一字，以示尊经之意。

五、总教习可设2人，分管中学和西学。西学教习薪水应从优。

六、应取消学生“膏火”，而改为奖赏，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

经孙家鼐推荐，清光绪帝任命大臣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

1898年6月，清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要求各行省为办京师大学堂尽力。另外，他还责成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是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个章程，也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京师大学堂校址设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这里原有房340多间，又新建130多间，即后来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办译学馆，即后来的北大三院。

在经费方面，当时规定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为30万两，常年用费为200630两。户部指定从华俄道胜银行中国政府存款500万两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京师大学堂刚刚起步，却在两年后的1900年外敌入侵北京时遭到破坏，校舍被占，图书设备被毁，大学堂难以维持，于8月3日被下令停办。

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12月17日恢复，藏书楼也于同年重设，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吴汝纶和辜鸿铭任正副总教习，严复和林纾分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各个方面开始步入正轨。

恢复后的京师大学堂先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此时，北京的同文馆也并入京师大学堂。

同文馆是清政府于1862年在总理衙门设立的。同文馆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官办学校，后来并入了京师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组成部分。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京师大学堂正式举行了招生考试。为做好招生工作，京师大学堂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各地方官接到通知后，先在本地选拔，择优录取，然后再送到北京参加全国统一考试。

京师大学堂这次招生的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以60分为及格。这种评分办法是我国高等学校以60分为及格标准计算学生考试成绩的开始，这次考试也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举行的较正规的招生考试。本次共录取200名学生。

1903年，清政府命“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会同张百熙改定学制，对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也作了修改，出台了《奏定大学堂章程》。

新章程规定：对京师大学堂专门分科，将原来的7科35门改为8科46门，主要是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三传”、“三礼”、《论语》、《孟子》、理学11门课程，突出了经学的地位；大学院改名通儒院，年限规定为5年；大学堂设总监督，总管全学堂各分科事务，统率全学校人员，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校长，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

同年，京师大学堂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毕业生分别授给贡生、举人、进士头衔。同年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统辖全国学务。另设总监督，专管京师大学堂事宜，派张亨嘉为第一任总监督，京师大学堂遂成为单纯的高等学校。

1904年，京师大学堂选派首批47名学生出国留学。这是我国高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

1905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举办了第一次运动会，校方特别强调开运动会的目的是培养青年“临事不辞难，事君不惜死”的精神。在这次运动会上，校方还要运动员一再高呼“皇太后圣寿元疆，皇上圣寿无疆”等口号。

1906年4月，京师大学堂举办第二次运动会，100米、200米、300米、499米、600米800米及越栏、障碍跑，还有跳高、跳运和投掷运动，以及二人三足竞走、一脚竞走、越脊竞走、算学竞走、顶囊竞走等。

1910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共开办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7科。其中经科有《诗经》、《周礼》、《春秋左传》；法政科有政治、法律；文科有《中国文学》、《中国史学》；商科有银行保险；农科有农学；格致科有地质、化学；工科有土木、矿冶。这样，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初具规模。

1912年，曾翻译《天演论》的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更名为“北京大学”，严复成为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自从科举制度和国子监相继取消以后，京师大学堂即成为我国唯一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机构，也成为科举取士制度的替代品。它继承并替代了科举制度和国子监，是古代取士制度与高等教育向现代演进的承上启下者。因此，很多学者如胡适、季羡林、冯友兰、周培源、任继愈、等都认为，京师大学堂是我国自汉代太学以来国家最高学府的唯一正统继承者，甚至它的历史可以因此上溯到2000多年前汉武帝设立太学之时。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其最大特色是在继承我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近代科学文化。使我国的官办教育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使北京官学教育的历史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

[旁注]

戊戌变法　指1898年六月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帝爱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是我国近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强学会　“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团体。1895年11月成立于北京，又称译书局，或强学书局。列名会籍的有康有为、梁启超、沈曾植、文廷式、陈炽、丁立钧、杨锐等，李鸿藻、翁同龢等也予支持，成为改革派和帝党相结合的政治团体。倡导维新变法，提出开议院的政治主张。

左侍郎　古代的一种官职。侍郎官职分为：礼部、兵部、吏部、户部、工部左侍郎等。左右的高下，普遍实行于各种礼仪之中。由于君主受臣子朝见时，面南而坐，左东右西，臣子面北而立，朝臣依官位由尊至卑一字排开，若官位高者在东，卑者在西，则尊右贱左；反是，则尊左贱右。

传教士　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虽然任何宗教都可能送出传教士，一般传教士这个词是指基督教的宣教师。派遣传教士到远方，一般来说则需要外交关系来支持传教的工作。

尚书　古代政府高官。隋以后尚书为“六部”长官，是古代中央政府部级长官。尚书在隋、唐正三品，在明正二品。清代官制，六部主官称尚书，比如刑部尚书就是现如今的司法部、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首脑。尚书令，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的属官，掌文书及群臣章奏。尚书令在明代废止。

洋务派　清代领导集团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当时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大清政权。在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在中央是以清朝末年的恭亲王奕、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春秋三传　《左氏春秋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的合称。《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春秋三传”都是编年体史书。

三礼　《周礼》、《仪礼》和《礼记》的合称。《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礼记》偏重对具体礼仪的解释，论述。由这“三礼”所涉及的各种礼制的总和，也就是礼“礼”的全部内容。“三礼”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礼仪制度的蓝本和百科全书。

《天演论》　清末学术论著。清末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并于1897年12月在天津出版的《国闻汇编》刊出。该书问世产生了严复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见此译稿后，发出“眼中未见有此等人”的赞叹。

[阅读链接]

孙家鼐幼读诗书，在1859年参加殿试时，清咸丰帝命他以大清王朝的兴盛写一副对联。孙家鼐即兴书联曰：“亿万年济济绳绳，顺天心，康民意，雍和其体，乾见其行，嘉气遍九州，道统继羲皇舜尧；二百载绵绵奕奕，治绩昭，熙功茂，正直在朝，隆平在野，庆云飞五色，光华照日月星辰。”

这副对联即歌颂了清朝的丰功伟业，又巧妙地把历代皇帝的年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嵌入联中。清咸丰帝看后惊呼“绝妙！”举起朱笔点他为头名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