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名扬天下的稷下学宫

公元前1051年，周武王将为周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姜尚封于齐，都营丘。

领封之后，姜尚带领文武百官，携家人侍从，车乘辎重，浩浩荡荡，东行就国。在齐地，姜尚励精图治，奉行尊贤尚功的国策，并积极发展生产，齐国很快成为强国。

到了春秋时期，齐国一度称霸。公元前386年，姜氏失去政权。经过几代努力而获得齐国上下广泛支持的田氏，取代姜氏，田和成为齐国国君。对此，日渐衰微的周王朝也代表周朝各国表示承认。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处于大变革之中。田齐的第三代国君齐桓公田午，当时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固、人才匮乏的现实。于是，他继承齐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一座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广泛招揽天下有志之士，称为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的方针，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各个学派并存。人们称稷下学宫的学者为稷下先生，随其门徒，被誉为稷下学士。

齐威王当政时期，他在邹忌等人的辅佐下，采取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选贤任能、广开言路，扩建稷下学宫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措施，终于使齐再次强于诸侯，稷下学宫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对于这段历史，东汉著名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中记载说：

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

由此可见，稷下学宫在齐威王时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齐威王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趋士”、“贵士”、“好士”，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

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即位。他在位期间，借助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全天下的大业。为此，他革新政治，选贤任能，广开言路，还像其前辈那样进一步扩建了稷下学宫。

首先，齐宣王给予了稷下先生们极高的政治地位和礼遇。当时的著名学者邹衍、淳于髡、田骈、慎到、环渊等76人，皆被授为上大夫。这些人参与齐国国事，可以用任何形式匡正国君及官吏的过失。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齐宣王还为他们修起康庄大道，建立高门大屋，给予很高的俸禄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赐之千金，革车百乘。孟子被列为客卿，出门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田骈“訾养千钟，徒百人”。

为了广开言路，齐宣王勉励稷下先生们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史料记载，齐宣王经常向稷下先生们征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和看法，并让他们参与外交活动，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据考证，《王度记》就是淳于髡等人为齐宣王所拟定的齐国统一天下后的具体制度和措施。

由于齐宣王的大力支持，稷下学者们参政议政的意识空前强烈，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异常高涨，出现了“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的盛况。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其中主要的如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家、农家等学派的学者们聚集在稷下学宫，围绕着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稷下学宫达到鼎盛，世称“百家争鸣”。

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稷下学宫发展史上的巅峰。这既是齐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产物，也是当权者重贤用士，思想开放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公元前221年，齐国为秦所灭，稷下学宫随之消亡，但是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的制度，据说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而且，秦代的著名博士叔孙通，就号称“稷下生”。

稷下学宫是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为其完成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服务。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

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

例如，淳于髡曾用隐语谏威王，使之戒“长夜之饮”，从消极悲观中振作起来，亲理国政，奋发图强；他又以“微言”说齐相邹忌，敦促其变法革新。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在教育方面，稷下学宫具有培养人才和传播文化知识的性质，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稷下学宫的教育功能，一是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稷下最为前辈的学者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

二是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学者认为《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从此，可见当年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

三是稷下学宫有独特的教育特点，游学是其主要的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

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稷下学宫便成为教育人才的中心。

在学术方面，稷下学宫的学者总是针对当时的热点问题阐述政见，他们学识渊博，长于分析问题，在表述上旁征博引，穷尽事理，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同时，由于稷下学者学派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异，而会竞长论短，争论不已。在论争中，不仅充分展示了各自的理论优势，而且使学者们也认识到各自的理论弱点，促使他们不断吸收新思想，修正、完善、发展自己的学说，最终促进了稷下学宫在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形成，使稷下成为当时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的中心。

稷下法家学派把管仲的礼法并举的法治思想加以继承、阐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治思想。稷下法家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公正，主张德刑相辅，法教统一，反对严刑峻法。

管仲学派在稷下学宫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管子》一书博大精深，涉及经济、政治、军事、论理、哲学、自然科学诸多方面，被后世誉为“稷下学术中心的一部论文总集”。

稷下黄老学派的基本体系是由稷下先生慎到、田骈、环渊等创造的，主要著作是《黄老帛书》和《管子》一书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4篇以及《慎子》、《田子》、《蜎子》等。学术特征为道法结合、兼采百家。

阴阳五行学派又称“阴阳学派”或“阴阳家”。当时的齐人邹衍将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结合起来，称之“阴阳五行学说”，并在稷下学宫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即“稷下阴阳五行学派”。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孟子曾两度游齐国，一次在齐威王时，留齐国至少3年之久。齐宣王时再度游齐国，为客卿，受上大夫之禄，留齐国10余年。荀子也曾到齐国游学，长期在齐国居住，至齐政权第七任国君齐襄王田法章时3次为祭酒，一直是学界领袖。

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宋鈃，是齐宣王时的著名稷下先生。他以救世为己任，提出了一系列治理社会的主张，同样令诸子耳目一新。

纵横家学派代表人物是淳于髡，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主张礼、法兼用而倾向法治。他以博学善辩著称，被齐威王立为“上卿”，赐“上大夫”之职，为齐国振兴和稷下学宫兴盛，做出了杰出贡献。

名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尹文、儿说等。他们要求人们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名”一定要符“实”，反对名实不符。儿说善于辩说，以“白马非马”之论折服了稷下学宫中众多的著名辩士。

稷下兵家学派对军事理论有深刻的研究，《司马法》、《子晚子》就是在齐威王的组织领导下，由稷下兵家学派的学者编著而成的。此外，稷下学宫还有道家、农家、小说家等学派。

稷下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仅就稷下学者的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

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

总之，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同时，稷下学开启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

【旁注】

姜尚　（公元前1156年～公元前1017年）姜姓，吕氏，名尚，一名望，字子牙，或单呼牙，也称吕尚，别号飞熊，商代末年人。姜子牙是齐国的缔造者，亦是我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风俗通义》　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汉唐人多引作《风俗通》。原书30卷、附录1卷，今仅存10卷。该书考论典礼类《白虎通》，纠正流俗类《论衡》，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但作者加上了自己的评议，从而成为研究古代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

齐宣王　（公元前350年～公元前301年）妫姓，田氏，名辟疆，齐威王之子。战国时期齐国国君。他见到西方秦国招揽贤士，便也着意文化事业的发展。他不惜耗费巨资招致天下各派文人学士来到齐国稷下学宫，使稷下学宫进入鼎盛。他用淳于髡、田骈、荀子、孟子等人。

《王度记》　战国时期思想家淳于髡等人著。内容主要是规定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的享用、婚娶、祭祀等制度，规定了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度，以及大夫在致仕和放逐时的待遇等。从这些内容来看，《王度记》的内容是根据儒家的礼制制定出来的各种等级制度。这说明淳于髡具有儒家礼的思想。

邹忌　（约公元前385年～公元前319年）战国时齐国大臣。以鼓琴游说齐威王，被任相国，封于下邳，称成侯。劝说威王奖励群臣吏民进谏，主张革新政治，修订法律，选拔人才，奖励贤臣，处罚奸吏，并选荐得力大臣坚守四境。从此齐国渐强。

《战国策》　西汉经学家刘向所著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又称《国策》，也称《短长书》。为当时纵横家即策士游说之辞的汇编。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约12万字。是先秦历史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法家学派　先秦、汉初主张法治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而以商鞅为前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各家之长，兼言法、术、势，成为法家思想。

《管子》　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我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管子》是我国传统国学的煌煌大典之一。

上大夫　我国古代官职名称。“大夫”起源于先秦时期，诸侯国中的爵位分为卿、大夫、士三级。而在大夫之中，又分为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赵国蔺相如做过上大夫，在齐国，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等都做过上大夫。

《司马法》　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是司马穰苴所写，但到了西汉后渐失传。《司马法》流传已有两千多年，现在仅残存5篇。但在这残存的5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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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称霸争雄，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与变革之中。怎样实现由乱到治、由分裂到统一？是实行王道还是霸道？稷下学者展开了大争论。

儒家大师孟子明确主张重王道轻霸道。“霸道”，是仗恃国家实力的强大，假借仁义的名义，来称霸诸侯，征服天下。“王道”，是依靠道德礼教而实行仁义，经仁义教化征服天下。孟子的学说，不仅在稷下学者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了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所推崇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