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英伦就已经酝酿着一场内战了。然而这场战争的性质却不同于欧洲大陆正在进行的大战，也不同于以往所有的战争。英伦的内战击溃了在英伦的王权，建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形成了新的军事制度。英国人开始采用“代役金”制下的征兵制，用配给制的职业军兵制代替了封建式的征兵制。从前，刀剑就是权威的象征，可这以后“钱袋”却经常向“刀剑”发出挑战，而掌握“钱袋”的人不再是封建诸侯，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的代表机构就是议会。议会拥有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君王拥有国家军队，这开创了新潮流。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王权在欧洲大陆各国得到加强，常备军随之产生。除了那些没有力量养兵的小国君主外，所有大国君王都养有相当规模的常备大军，成为王权的支柱。在其支持下，欧洲大陆君王们不久就相继取消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议会，如在西班牙和法兰西等。然而，王权在英国却远未强大到足以取消议会。相反，议会在英国不仅有悠久的传统，而且有较强的实力。因为自从 17 世纪初，英国退出欧陆的争夺，继而又统一了英伦三岛，英国便没有陆上边界了。而汹涌的海水又有效地保护着它的漫长海岸线，因此，英王便失去了维护庞大常备军的理由，掌握着“钱袋”的议会不再拨款给国王去建常备军了。这样，欧陆君主们赖以支撑王权和教训对手的“鞭子”—

—庞大的常备军，在英王这里却弱不经风，根本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议会。以往，英国国王尚可以凭借自有地产和特权，以及在海上掠夺西班牙等国的“宝船”保持财政收支，可是进入 17 世纪上半叶，英王的海上“生意” 越来越受到挑战，也就迫切需要扩军。而在国内，议会却不断向王权挑战，竟剥夺了国王许多财政上的特权。这样，国王的统治需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王权处境尴尬。这种对立终于在 1640 年酿成国王与议会的决裂，内战开始：一方代表新的资产阶级，要守住自己的“钱袋”不被随意掏走，尤其不可被掏去加强威胁自己生存的势力；另一方则要从那些有钱的人手中夺得更多的钱来加强自己的力量，因为那种窘迫处境实在是难以忍受了。

双方都开始召募自己的军队，终于在 1642 年 8 月 22 日，英王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向议会正式宣战。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这是一场垂死的封建贵族阶级与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细细分析内战中的各种力量，阵线却是十分复杂的，经常出现阵线混乱和重新组合的现象。这大多是由于人们在这场斗争中，对自身利益及斗争前景认识不清所致，这也正体现了当时社会转型时期的政治军事特征。不过内战的基本力量和代表人物却是明显的：一方是以国王为首的王党及其军队，另一方是以克伦威尔等人为首的议会及议会军。从全国来看，英格兰的西部和北部基本上成为国王的后盾；而南部和东部则支持议会。从人口看，英国 500 万人口中，保持中立的占了大多数。他们不了解内战的性质，更看不到其前景和意义，只是希望战火不要烧到自己，扰乱自己的生活。从财力和物力方面看，国内的制造业中心、海港及大城市，尤其是伦敦，大部分是属于清教徒，支持议会派，所以在物资和财力方面议会军占优势。此时的军事行动，金钱起着决定作用，因为冲突双方都很缺少战斗人员，而在平民中征兵并不难，他们当兵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钱财。所以，议会很快就招募了比国王军多得多的士兵。另外，英国皇家海军在这次内战中站到了议会一边，不仅向资产阶级提供了军事支持，而且使国会控制了海岸港口。这些港口，年关税收入就约达 25 万镑以上；同时也阻止了勤王派从海上得到来自法、荷等国的援助。在军事指挥方面，最初王党占了优势。虽然王党军队在人数上较为劣势，可是在战争初期的混战局面中，双方士兵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人员众寡不起决定作用。但国王身边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精悍的职业军官，因而能够迅速地投入指挥战斗。而国会军方面最初却采用了一种委员会式的指挥系统，结果，对瞬息万变的战局却发生了无穷的辩论，不仅浪费了时间，也错过良机，而且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方案，当然也就是不彻底、无力的。当国王召集军队时，立即任命了老将林德赛伯爵为统帅，还有几位国王的亲属被任命为独挡一面的将领，他们都是参加过“三十年战争”及其它欧战的年轻贵族军官。如：鲁普特当时他只有 23 岁，但已经是一名有经验的老兵了。他 14 岁起就参加了丹麦和日耳曼境内的作战。他对炮术及科学技术都很有研究，他总是身披猩红色大氅、骑着黑马、冲锋在前。他所采用的是古斯塔夫的冲击战术，横刀跃马，直冲敌阵。他没有时间训练王军的士兵，而且这些乌合之众也多是头脑僵化的骑士，很难在战场上灵活调动他们。所以，鲁普特所能给王军带来的正是它所需要的精神上的鼓励，率领这支训练不足、热心有余的杂牌军，向敌阵作旋风式的冲击。一时间他的名声大振，成为名将。正如《剑桥近代史》中所评： “他使国王军队获得了新的精神，使人人都奋勇向前，只是少了些谨慎。” 还有其兄弟摩里斯，也给王军以极大的鼓舞。在战略目标方向，双方都很明确、单纯。国会方面要守住伦敦大本营，并且要从观念上考虑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得到公众的承认，就还得捉住国王，利用国王的传统的合法性地位。否则，在全国民众心目中，总会存在一个国会之外的正统政权，而国会则始终会被视为“叛乱者”。所以国会下达给自己的军事统帅埃赛克斯的指令竟如此措辞：“救出国王陛下本人，以及威尔士亲王和约克公爵等，以免他们受到危险分子的包围”。王党方面则要攻下伦敦，因为那里是向王权挑战的中心。可是王党没有舰队，不可能从海上对这个港口城市进行封锁，以迫其投降。陆地的围攻，王军兵力又不够，而且又都是些乌合之众，根本没有受过攻城训练。所以，只得将国会军引出城外，在野战中决胜负。可是即使这

种战略，也需要更多的兵力，而此时国王只有 1 万军兵，对方则有 2 万之众。于是查理一世决定向西北移动，认为那里的人民更可能支持国王，因而可能募集更多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