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君主腓特烈大帝

为了能在文明转型时期，永保王朝江山社稷久安昌盛，聪明有为的欧洲君主们不仅在政治上接受新思想“为我所用”，更在王朝的支柱——军事方面，进行改革，为新时代的到来承前启后。他们还标榜自己“进步”，自称

“开明君主”，并乐此不疲。

①军人皇帝。在神圣罗马帝国内，北部的勃兰登堡迭地侯爵位由霍亨索伦家族世袭，该家族率条顿骑士团征服了波兰北部属地东普鲁士，便以条顿骑士团团长名义统治此地。至 1618 年，勃兰登堡与东普鲁士合并，又在“三十年战争”当中，获得中欧平原许多肥沃地区，从此霍亨索伦家族蒸蒸日上， 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北部最强大的家族，也就渐渐与哈布斯堡家族多有摩擦。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要求勃兰登堡迭帝侯出兵相助，后者则乘机提出成立王国，于是在 1701 年，勃兰登堡大迭帝侯腓特烈第三在东普鲁士自立为王，改称腓特烈一世，国号为“普鲁士王国”。普鲁士是在军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其子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 年）继位后，不忘根本，特别重视发展军事，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奠基人。他几乎是与俄国沙皇彼得大帝是同一时代的君主，然而，尽管他对未来的普鲁士及欧洲军事都有深远的影响，但由于当时彼得大帝的光芒太强烈了，普鲁士在初起阶段又相对弱小些，于是在那一时代的欧洲军事中，它被隐在了东西两邻的“巨影” 之中。不过即使如此，当时的欧洲还是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与威胁。只是到了18 世纪中期，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即位，继承并杰出地发展了他的军事事业之后，普鲁士才真正震撼了欧洲。其军事思想和军事艺术都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楷模，成为世界近代军事史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他统治期间，普鲁士组建了空前规模的军队，兵员由 3.5 万人增加到

8.5 万人。士兵来源大都是强迫服役，或以绑票方式掠取壮丁。他甚至还从欧洲各地绑架身高体壮的人，弄到普鲁士组成“掷弹兵团”，作为自己的唯一消遣。于是当时欧洲那些身高体壮的人都会有不安全感。即使那些身高壮体的妇女也不安全，因为她们也要被掠去与那些男人共同为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兵团生育“优良后代”。军官的来源，是强迫所有适龄贵族进入军校受训， 结业后进入军队服务。他在除军事以外所有方面都很吝啬，处处节省开支， 唯独军费不断增加，财政开支的 70％以上用于军费。他还以严厉（接近野蛮的）纪律来管理和训练军队，也用于管理国家。国王往往亲自手执木棒殴打大臣、将军、官吏、士兵乃至市民。他以军事衡量一切。他曾斥责普鲁士的哲学家莱布尼兹是“一个废物，连站岗都不行”。似乎他就是为普鲁士的军事而生的，当他在弥留之际，牧师颂道：“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也赤裸裸地走开”，这时他竟还挣扎着说：“不，不能让我完全赤裸着，我要穿上我的军服。”

1740 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逝世，其子嗣位，史称腓特烈二世，亦称腓特烈大帝或腓特烈大王（1740—1786 年）。这位腓特烈大帝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比乃父更为杰出、卓著。

②腓特烈大帝的军事思想。腓特烈大帝自命为伏尔泰的朋友，实行“开明专制”，称“国王是国家的第一个仆人”。但这些开明思想并未使他放弃君主专制，而是被他用于君主专制之中，以加强王权。这种结合集中体现于他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成就之中，并且使其军事思想和军事成就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时代中，达到了顶峰。他集军事哲学家、军事作家、军事改革家和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家于一身，达到前人所没有达到的境界。

他所继承的普鲁士已是一个国库充盈、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虎虎生气的中欧军事强国之一了。在他统治期间，他又将普鲁士国土面积扩大了

一倍，军队扩充到 20 多万人，尽管总人口占欧洲第 13 位，可其军队却居欧洲第四。

腓特烈大帝的第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是《战争原理》，写于 1746 年。内容是概括头两次西里西亚战争的经验等。该书被印发给普军将领阅读（1760 年后公开发行）。此后，他又将其思想加以发展，于 1752 年又写了一部《政治典范》，这是专供未来国王们读的私人用书。前面那本《战争原理》则作为该书的一个附录包括在内了。1768 年，当他回首自己军事生涯时，思想又有所改变，于是又为他的继承人写了一本《军事典范》。1771 年，为了教育他的将领们，他又颁发了一本《布阵法与战术纲要》。除这些专著之外，他还为他的军队起草了许多特殊的训令；还有许多有关军事的诗歌、兵法、政治论文、回忆录及这些作品的序言，都被后人归结一起于 1848 年公开出版。他的著作都是用法文写的，只有技术性的训示是用德文写的。他的著作生涯几乎有 40 多年。一般说来，其军事组织和战术方面的思想始终没有什么变

化，但是在战略和战争政策方面都有变化：从 1740 年的积极进取主义，转变为晚年的比较保守的思想。

腓特烈认为，作为普鲁士的国王，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因为它的四周全是强邻。为了维持这支陆军，必须在国内各阶级之间保持一定的等级关系，不容变动。军队的核心是军官，而军官必须由贵族来担任。所以要严禁贵族出卖土地，以维持贵族的地位。他认为农民太无知，不能成为军官； 而资产阶级若进入军官阶层，那将不会有忠诚，而是军队衰亡的第一步。因此，要保持一个严格阶级制度。他又说：一个勇敢的上校，足以组织一支勇敢的部队；而在危机中，一个上校的决定可以影响到国家的命运。所以军官素质对国家尤为重要。

关于士兵资源。士兵的来源是农民，但决不征用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市民。他说：“有用和勤勉的人民应该当作掌上明珠看待，除非是为了特殊的需要， 否则他们绝对应该享有免役优待。”他禁止贵族和资产阶级兼并农民土地， 征兵也仅限于农业及其它生产中所不需要的人。可是普鲁士人力资源相对其军事要求和其它强国是相当匮乏的，于是普军中半数以上是可以用非普鲁士籍的职业军人、战俘、或其它国家军中的逃亡者来补充。但以何种方式征兵？ 他认为普鲁士实行的“军区”制可以使兵役负担平等。在战时，使邻近军区中抽征的士兵及同一军区抽征的士兵有机会并肩作战，从而利用他们的荣誉感和增加他们的勇气。因为他发觉了具有爱国心的公民均有较强的战斗力， 而军区制则可以激发类似的情感。

但是在这个时代激起“爱国心”则是不易的。为防止士兵士气低落和逃亡，他制定了许多条令和严厉的纪律：军队不许在大森林附近宿营；军队的后方和侧面都用轻骑兵来加以监视；除非绝对必要，应避免作夜行军；当外出征粮和洗澡时，应由军官带领。

对于军纪，他父辈就善于此道。腓特烈大帝的纪律是以“父权”为核心的。“不要任何人想，却要所有人去做”，一切都由国王一人决定。军人所能做的是养成“团队精神”，将个性融化在“团队精神”之中。人的天性是惧怕危险，而军官的职责就是督导人涉险。所以，只有让士兵惧怕他们的军官甚于惧怕危险。于是普鲁士军官们依据严厉军法，有生杀、惩诫的权力。普军须经受严格的训练，以便军队服从纪律。一切队形变换都须有精确性， 使其能由行军队形迅速变为战斗队形。训练士兵能在火力之下屹立不动，对

命令作出完全的反应。只有这样运用自如的军队，军官才能施展智慧和战争艺术。因此，腓特烈大帝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他的将领们，要加紧训练。于是普鲁士的练兵场也就建得举世闻名了。

普军的阵容是：骑兵在两翼，炮兵手均分布在后方，步兵营列成两条平行的战线，间距为几百米。每一线，至少第一线是由 3 列纵深的横队组成， 在同一口令之下，第一列发排枪齐射，另两列则在后面重装弹药。这种纵队须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旋转，变成战斗队形，骑兵自然地落在两翼。士兵列成整齐的横队，肩并肩肘碰肘。若一个士兵在战斗中东张西望，或试图避战， 或脚踏出战线以外，后面的士官就会杀死他。假使敌人溃退，胜利者的战线仍应留在原地不动，不允许追击，那样会乱了阵脚，发生逃亡等。一切抢掠死伤者财物的行为都要受到禁止和惩罚，处以死刑。

腓特烈大帝十分重视骑兵，不善于运用轻步兵。其军队的 1/4 是骑兵， 用于战术突击，而不是用于侦察。

炮兵在 18 世纪中叶已经被欧洲各国日益有加地使用。然而腓特烈大帝却认为：崇尚炮兵的风气，对于国家的财政是个无底洞。但他又不得不参加这种使用炮兵的竞赛，并且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迅速运动着的炮兵”的战斗力。他首先使用马拉的野战炮，以便在会战中可以迅速地移动炮兵阵地，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不过他始终不承认炮兵是独立的兵种，而认为它只是一种辅助部队，其地位次于步兵和骑兵。直到晚年，他才开始对炮兵的使用有了更多的考虑。在 1782 年的“训示”中，已接受了法国炮兵理论家的影响， 告诫炮兵军官不要仅仅为了满足步兵和骑兵的要求而浪费火力，而应利用球形弹与霰弹的特性，集中火力于敌人的步兵上，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以便自己一方的军队冲锋，突破目标。

关于战术的运用。由于当时交战双方都使用线式战术，作战等于双方面对面的一场已知的大屠杀。因此为避免这种“自杀”，又要击溃敌军，他力主“侧面进攻术”，设计了他的著名的“斜形序列”。即用其一翼以梯队向前攻击，而另一翼则向后卷起。若第一攻击队成功，则整个部队可以席卷敌阵。假如失败，后缩的一队可以调动过来支援或掩护第一批攻击部队后撤。以此减少损失到最小限度。

对于作战方式。腓特烈大帝认为：普鲁士的战争应该是“短促而有生气” 的，一位普鲁士将军必须要寻求迅速的解决战争。他认为：一场长期的战争会耗尽普鲁士的资源，使普鲁士部队的优良纪律为之崩溃。其“速决战”的原因概括为：a，国家资源有限；b，军队作战必须依赖事先准备好的、固定的仓库和基地；c，士兵尽管训练优良，可并无内在的自信心，遇有危难便会

无法支持。而这些问题对腓特烈大帝来说都是无法克服的：他不能使普鲁士变成富饶的国家，对于有限资源只能节约；他不可能让军队在占领地分散着去自筹粮秣，不然他那靠纪律维持的军队就会涣散瓦解；而若无充足有规律的补给，这支军队同样会失去战斗力的。有鉴于此，他的作战思想也趋向于“阵地战”了，在战略要地之处，建立有永远补给线的坚固要塞。他说：要塞好象一种强有力的钉子，足以使一个统治者的各省区钉牢在一起。他还反对大规模的会战，即双方主力部队的摊牌、决斗。他认为会战的偶然因素太大了，而无法施展战将的智力。战斗应凭借优秀的计划、算计和智慧，以及卓越的指挥能力，而不是大规模的狂热混战。嗜好会战的将领，定是因其缺乏才能，才铤而走险，所以会战无可取之处。况且，这也太浪费了，这样地屠杀损失是普军所承受不起的。所以，腓特烈大帝的战略目标，通常不是要歼灭敌人的战斗主力，而是迫敌放弃阵地。同时，他也认识到：假若要作一次会战，则胜利的一方应该作歼灭性的追击，但是这对于他的部队是很难的。而阵地战，从整体形态看是“安详、迟缓、平稳”的，这与他早年主张的“速决战”似乎完全不同。不过在具体作战时，他并未放弃“速决”原则。从中腓特烈大帝还发现了一条规律：一支军队若是远离疆土到他地作战，则很少有取胜的希望。1775 年他写道：“也许是受了人类天性的影响吗？一个人在自卫时要比在欺凌他人时，更感到理直气壮。不过可能物质的原因要比精神上的原因更为重要，因为在距离疆界太遥远的地方去作战，不仅粮食的供应会感到困难，而且，新兵、马匹、被服和弹药的补充也都不会立即做到。” 尽管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方法与企图越来越复杂，甚至似乎有些保守，但他还是坚决反对“消极作战”的。他始终强调奇袭的效果，他将普鲁士的一些新战术和武器上的新装备都作为国家机密，尽量保密。

对普鲁士的军事发展战略，腓特烈大帝似乎没有彼得大帝那样的野心。他在使欧洲大吃一惊之后，则以地区性霸主和欧洲列强之一的地位为满足了。他计划中的最后扩张限度包括：波兰、萨克森和瑞典属地波美拉尼亚。他深信欧洲的均势是有价值的。

腓特烈大帝一生都在与军事打交道，他对战争的精辟认识，已经达到那个时代的绝对高度。他悟出一个道理：用纯粹的战争手段是没有希望达到目的的。在他的《军事教令》中，他曾这样写道：“假若不是征服对于胜利者， 也和对于失败者是同样的足以具有送命的危险，则凭着象这样的部队（普鲁士的部队），即足以使世界本身屈服。”在他的其它作品中还这样描述战争： “这个铜头的巨怪，战争的魔鬼，是只想饮血和毁灭的。”他接着说：“我们不应该只是讽刺战争，而应该铲除它，好象医师之于热病一样。”他承认战争是一种“原始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