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管理思想的客观存在

长期以来，人们把孔子评价为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可从没有人说过他是著名的管理学家，或是著名的管理思想家。同时，在学术界，也有些学者认为，孔学是“学”，而非治国之“术”。他们认为，孔学体现的是一种伦理精神，是对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的感悟和体认，孔子虽然对治国安邦提出过一些朦胧的想法，但这决不是“治国方略”。他们认为孔子没有专门研究过或论述过管理问题，他自身也没有多少从政管理的实践经验，因此，将孔子与管理扯到一起是违背历史现实的。

首先，孔子、孔学与从政治国密切相关。孔子自身，既做过小吏，又做过“行摄相事”的大司寇。在战国时期，应该说在诸侯国的各层次官场中，他都有过实践，孔子从政治国虽为时不太长久，但也并非治国的生手。在他从政期间，“四方则之”，鲁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已充分显示出他的管理才能。

孔子不仅自身从过政，且有卓越政绩，同时，他又强烈地期望有更多的从政机会，他周游列国，颠沛流离 14 年，其目的，除了“行道”，就是为了“求仕”。

孔子长期从事平民教育，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他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治国的管理人才。他的学生子夏曾有一句为人所共知的名言：“学而优则仕”，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既然是培养从政管理人才，孔学——孔子用来培养弟子的学问，就必然是为管理服务的学问。孔子的弟子，不少都从政了，且有一定政绩，有的还赢得很好的评价。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孔学与从政管理是密切相关的。

孔子非常关心社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因此，他在处理学与从政这对矛盾上，是以教、学为手段，以从政管理为目的。孔子曾说：“诵《游》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颜渊》）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熟读《诗经》300 篇，但对交给他的政治任务却办不成，办不好；派他出使到别的国家，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的人，书虽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显然，“学以致用”在孔子那里是非常明确的。而这个用，主要的又是从政管理，也就是后世儒家所说的“经世致用”（经世，说的是治理世事；致用，讲的是尽其所用）。

这里，有一点要加以说明的：孔子所讲的政，是政治，政事。而政治，指的是治理国家所施行的一切措施，使政事得以治理；政事，指的是施政办事。孔子追求从政，育才。从政，指的是执掌政事。在当时，决不可能有企业管理，也不可能产生企业管理的概念。当时，最揪动人心的是国家的管理，也就是政事。因此，孔子关心“政”，关心和研究国家管理是很自然的。但是，国家管理是管理！在管人这一点上，它与任何管理都有共性。因此，孔子的管理思想就有着普遍的意义。

第二个是伦理道德和管理的关系。

传统的西方管理学认为，管理是管理，伦理道德是伦理道德，是两个范畴，毫不相关。

但是，管理是什么？说到底，管理是对人的管理。管理中对人又管什么？

管理各种人际关系。而伦理道德，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行为的规范、准则。因此，伦理道德与管理之间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管理要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比如在企业管理中，要妥善处理好企业内部和外部两大类人际关系。企业与外部的人际关系有：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企业与金融、销售、供应领域中的人际关系，企业与竞争者的关系，企业与所在社区的关系，企业与新闻界的关系，企业与政府、社会团体的关系，企业与一般社会大众的关系，等等；企业内部人际关系有：投资者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与职工的关系，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管理人员与工人的关系，科技人员与管理人员、一般工人的关系，各工种、各职能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工龄、不同学历的职工之间的关系，正式样体与非正式群体之间的关系，非正式群体内部的关系，等等。

处理企业内外各种人际关系，需要一定的规范、准则。这些规范、准则，是管理工作的依据和重要内容。这些规范、准则，在企业间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得以体现：一是企业的规章，制度；二是企业的伦理道德。前者，属于“硬管理”，它以强制的外力逼迫职工遵循企业处理有关人际关系的规范、准则。后者，属于“软管理”，它以职工的道德自律和舆论的约束，促使职工自觉地遵循企业处理有关人际关系的规范、准则。这两类管理，都不可缺少，且互相补充。规章、制度，是企业职工所必需遵循的最起码的规范、准则。但是，它涵盖不了全部人际关系。同时，片面依靠它又往往有明显的消极作用

（王淑琴事件就是佐证）。因此，在“硬”的一手以外，必须有“软”的一手相配合、补充。这样，管理才会真正有序、有效。西方的传统管理，强调的是制度，规章。这种倾向，很像中国古代的法家。因此也很自然地得出伦理道德不属于管理范畴的结论。由此，也必然得出孔子没有管理思想的结论。然而，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与西方传统管理和中国古代法家相比，孔子的管理走的是另一个极端，他强调德治，强调以伦理道德去教化人民。因此，一部《论语》，细细读来，最主要成分是两个：一是“为政”，也就是管理；二是“修德”，也就是伦理道德的修养和完善。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其中，伦理道德是内在的，“为政”、管理是外在的。

当然，在孔子那个时代，伦理所涉及的内容与今日是不同的；在孔子着重研究“为政”管理的情况下，所涉及的伦理内容与其它管理内容也有区别。但这只是问题的个性，不会改变管理与伦理道德密切相关的共性结论。

第三个是管理与“术”的关系。有的人提出孔学是“学”、非“术”，非治国之术，因此，不是治国方略，谈不上管理。

我以为，术，是技艺，技术，方法，策略。对于管理来说，“术”指的是管理方法、技术、工具。是管理的组成部分。从量上来说，它甚至是管理工作的主要部分。

但是，决不能把管理等同于“术”。术是有形的，外在的，而管理思想，或管理哲学，是支配“术”的内在的、无形的东西。管理是管理思想和管理之术的有机统一，管理思想和管理之术，前者是本质；后者是派生。决定管理性质和成败的关键因素是管理思想，而不是管理之术，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术”来代替管理，是片面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决不能因为孔学非“术” 就否定孔子论述过管理，而否定孔子的管理思想。

管理之“术”，由于管理思想的不同，管理对象的不同，也有所谓“科

学”与“艺术”，“硬技术”和“软技术”之分。构成管理的“科学”部分是管理中的共性问题和已被认识、掌握的规律。这就是管理模式、秩序、规章制度、原则等“硬”的“术”。而管理对于一些个性问题，对于尚未被彻底认识的事物、现象，就往往表现为“艺术”。对这些事物、现象，无法用“硬”的“术”去解决。不然，管理就会出现混乱。而这些管理“艺术”，实质是管理思想在不同情况下的灵活运用。这种“艺术”无法“定型”，它灵活多变。在孔子的学说中，的确很少提到管理中的固定的“硬”技术。但是，不谈“硬”技术，不等于没有“术”。“术”还有“艺术”这部分，这一部分是无法用文字具体表述的。

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在人的管理上，历来存在着两大互相对立又实为补充的派系：一派强调权力，赏罚，法制，组织结构这样一些有形的、外在的“术”，如中国古代的法家，西方的泰勒主义；另一派强调教化，强调共同的价值观念，如中国孔夫子所倡导的德治，西方由日本管理实践总结出的企业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