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习惯于注重别人言行中的缺点、问题。从而，彼此指责对方，而不去责备自己，人际关系必然不协调，“人和”就难以形成， 即使形成了也难以持久维持。

在企业中，管理者在企业内部人际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在他们身上，上述毛病暴露得就更为突出。他们居高临下，认为自己权力在手，真理在握，眼睛老盯着别人，好挑别人的毛病，有的更习惯训人。上下级之间出现了分歧，发生了矛盾，首先是怨下级，批评下级，指责下级，甚至惩罚下级。工作中出了问题，首先找下级的责任，找下面的麻烦，自己一身轻松， 一贯正确，毫无责任，如此等等。长此以往，上下级关系必然疏远、紧张， 人际关系也难以真正协调。

在企业对外关系中，同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对顾客的挑剔、意见、怨言，甚至申诉，总觉得是无理取闹，吹毛求疵。对社会大众的意见、情绪， 也总觉得自己受了委曲。在与协作者、供应商、经销商发生矛盾时，也总是首先看到别人的不是，把责任归咎对方。如此下去，外部关系必然越搞越糟， 企业将失去顾客，失去社会支持，协作关系就会混乱。最终丧失市场，丧失企业前途。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孔子的有关教侮，好似一付使人清醒的良药。 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意思说：严

于责备自己，而责备别人轻一点；严格要求自己，而宽以待人；这样，怨恨就离你远了，别人就不会怨恨你了。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与上面所讲的一些现象是相悻的。而这，正是孔子正己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在现代管理中有根现实的意义。

孔子有一句名言，这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自重自立，凡事从自身找原因，不怨天尤人。小人则相反，不注意检讨自己的过失，而对别人却求全责备。领导人，管理者，理应是君子而不应成为小人。

为什么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纯粹是一个管理者的道德品质吗？ 孔子在《论语·尧日》中一针见血地把它的真谛说清楚了。这就是：“宽则得众”。只有对下属宽厚，才能赢得下属。孔子又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与？”（《颜渊》）说的是：批评自己的错误，而不去苛责他人的过失，不就可以消除无形的怨恨了吗？显然，“躬白厚而薄责于人”的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为了得民心，为了求人和。而民心和人和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是十分宝贵的。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求管理者克制自己心理上的优越感，不凌架于他人之上，承认每一个下属的尊严，尊重下属，尊重对方，尊重每一个人。这样，就不能不使人与孔子所提倡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优良美德——谦让、恭敬相联系起来了。

“貌思恭”、“事思敬”（《季氏》）恭在貌，敬在心。凡与人交往，” 先要存肃敬之心，不敢怠慢。如果肆无忌惮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实质上就是损害、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严，结果，势必造成人际冲突。而这种情况，在管理者身上是极易发生的。要解决好此类问题，关键不在于“恭”， 而在于“敬”。“敬”是因，“恭”是果。只有内心对下 属、每一个人尊重， 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才有可能在行为上自然表现出“恭”来。否则，内

心不“敬”而去片面追求表面上的“恭”，只能给人以“伪善”的感觉，得不到好的效果。

恭敬和谦让是互为里表，紧密相联的。只有谦逊，才能待人恭敬。谦让， 就是要先正己，后正人；先让人，后为己；先敬人，后尊己。谦让，是我国古老的传统美德。在《尚书》中就已有“满招损，谦受益”的训条。在中国历史上，让功，让封赏，让贤的事例层出不穷。比如：春秋时期，鲍叔让宰于管仲是尽人皆知的。这些谦让，虽内容不同，形式不同，但都涉及到个人利益。“让”的都是个人利益。这种利益，谦让者如不让，自己得之，也不为不德。但是，这种行为却为贤者所不为。他们不是从一己私利去看问题， 而是从较高的层次去对待这类问题。显然，在这里，得不得，让不让，已不是是是非非问题，而是风格问题，是思想境界高低的问题。也就是在个人名利地位面前，且是完全可以合理合法得到的个人名利地位面前，是互辞互让， 还是互争互夺问题。作为一个管理者，此类问题也是会经常遇到的，尤其是当管理工作获得成效后，成功归谁？奖励属谁？升迁归谁？在这样一系列问题面前，各人的态度是不同的，作为主要管理者，将这一切归于自己，也不为不可。有时，对这种行为还有制度规定作保证，合理合法。但是，如果这样做了，往往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或者是造成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相反，如果高姿态谦让，个人利益似乎受到了一些损失，但人际关系更协调了， 领导集团内部协调，上下级关系协调，整个组织更有前途了。管理者的最大愿望是组织的成功和发展。那未，谦让恰恰是有利于这一愿望实现的品德。

然而谦让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谦让。谦让这一品德，是有其实践的特定领域的，而不能把它作为处理一切人际关系的准则。在事业发展面前， 在遇到困难、风险面前，在失败、受挫后的责任归属面前，决不能谦让，而应勇挑重担，勇于负责。对于这一点，孔子也早已注意了，并作出了极好的教诲。他说：“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面临实践仁德的事，就是对老师也不必谦让，何况是同事、下属。

谦让和“当仁不让”两者并不矛盾，并不排斥。它们各自适应不同的场合，相辅相成。两者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共同反映了“躬白厚而薄责于人” 这一准则。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又一个表现形式是对别人的过错，尤其是下属的过错，不应耿耿于怀，抓住不放，也不应由此而以一叶障目，以偏盖全， 对人作出失真的判断。更不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给过失者以报复，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做，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人和，不利于过失者去恶从善或迅速从失败中崛起，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其副作用甚多。但是，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中，此种现象却往往屡见不鲜。为此，孔子明确指出：“既往不咎”（《八佾》）。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有了过失，教育了， 认识了，改正了就好。这是宽以待人的一个重要表现。只有这样，管理者才能得人心，才能成为“北辰”。

孔子甚至把学习也与“躬自厚薄责于人”联系起来。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这里的“为己”，不是为自己的私利， “为人”也不是为他人服务。孔子是在叹息：过去的人，学习是为了充实自己，约束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有道德的君子，而现在的人，他们学习不是为了改造自己，而是为了有对别人指手划脚的本钱。这样，“今之学者”就不符合。“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要求。任何一个管理者，都在学习。学习

书本知识，学习社会实践知识，学文件，学政策，学法规，从总结自己实践中学，从分析他人中学，如此等等。然而，学后用来千什么？是“为己”， 还是“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