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中与权

中庸之“中”，以及用“中”，是否是一成不变的？以中庸思想去指导管理，会不会使管理僵化，甚至走向因循守旧？相当一个时期，不少人都有这方面的疑虑。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就中庸研究中庸，而拟将中庸·思想放在孔子与中庸思想相关的其它论断的背景下来综合考察。

（一）孔子的动态观、发展观

《论语·子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的是：孔子站在河边讲：“过去的时光多么像这条河的流水呀！它日夜不停地在流逝”。孔子以流水作比喻，生动而明确地向人们宣告他的动态观、发展观。那就是：世上的一切似同流水，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永不止息地运动着，变化着。

鉴于当时历史的原因，孔子很重视礼。同时，在他的一些言论中，也有对周礼的赞誉。于是，有的人就认为，在礼的问题上，孔子是复占派，他企图原原本本地恢复周礼，因此，是保守的，守旧的，是静止的，凝固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孔子从来没有肯定一成不变的礼（包括周礼）。恰恰相反，他十分明确地否定固定不变的礼。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这段话的意思是：殷代继承了夏朝的礼，但有废除和增加的，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继承了殷代的礼，但也有废除和增加，这也是可以知道的；也许周朝将被新的王朝所代替，这新王朝又将对周礼进行增减，在礼这个问题上推陈出新，将是百代的共同规律，这一点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在这一殷话中，孔子交待了两个重要的观点。其一，是社会变迁的观点。也就是王朝是会更迭的，不是凝固不变的。即使是他当时所处的周朝，也会有“继周者”的。其二，是礼在发展中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礼的继承，是连续性。但是，礼在历史进程中不仅有继承，还有“损益”也就是增减，其实质就是推陈出新。由于这种“损益”，使礼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明显的阶殷性，这就是夏礼，殷礼，周礼，以及“继周者”的礼。礼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在这里，把孔子对礼的立场、观点已讲得一清二楚了，这就是孔子的“损益”观。

如果我们将上面引证的孔子论礼的那段话，抽去“礼”的个性，那末，就可以看到孔子对待世上事物共性的辩证史观，即世卜事物都是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继承与损益的统一。没有连续性，不可能有阶段

性。没有阶段性，也就无法表现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继承与发展变化的统一，就是孔子的“动静”观。

管理，是动态的，变化的。然而，任何管理的变化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离开继承，甚至绝对否定传统、否定过去，一切从头来，无论从管理学的角度，还是从管理实践看，都是行不通的。管理学的发展，离开了对前人在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继承，就无从谈起。管理实践的变化，也要在继承中进行。否则，在一个时期内，会出现管理无序的局面，甚至要“翻船” 的。从这个意义讲，孔子的“动静”观对当代管理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时中——中庸思想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既然管理矛盾及其环境、条件，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化发展的，那未，在管理实践中运用中庸思想时，其“中”，也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对于这一点，孔子不仅注意到了，而且提出了中庸之“中”，要随时间、条件的不同而变化，它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这就是孔子的“时中”概念。

在《礼记·中庸》中记录了孔子这样一段话：“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意思是：君子之所以能够坚持中庸，”关键在于君子能够“时中”。

那未，时中是什么含义呢？时中，是指合乎时宜，在不同的时机上用中，要时时得中。这里的“中”，有“中的”的意思。“中的”，是要求射筋正中靶心。由此引伸。时中，就是要求审时度势，灵活处置，使时时、处处都能处置恰当。

“时中”，要求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从具体实际出发，因时制宜，反对因循守旧，反对思想僵化。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店之“中” 就不能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现实生活也证实，在某种条件下是“中”的东西，在另一种条件下就不一定是“中”。比如：在管理决策中，相同的决策问题

（或决策课题），如产品滞销，由于问题所处的环境、条件不同，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也就不同。由此，决策目标也就不同。在决策执行中，如果原决策是合理的，但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实际的环境、条件与原来预期的有重大变化，就需要进行决策追踪，对决策目标进行重大的修改。这时，“中”又因环境、条件的重大变化而作修正。如在线性规划得到“最优解”后，如果资源的获得，尤其是稀缺资源的供应发生变化，“最优解”就要调整。如果目标函数系数或者投入产出系数（Ci 和 aij）发生变化，“最优解”也要作相应的调整。而“影子价格”、“灵敏度”。则是此类调整所必须的依据。“最优解”的调整就是“中”的变化。再如：在不同条件下，计划指标的“适中” 度也会不同；当企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不同，素质不同时，企业在处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这对矛盾时，其重心也不同；如此等等。

应该说，中庸强调的是原则性。“中”，是原则的体现。用“中”，是原则性的实施。而时中强调的是灵活性，它要人们根据变化了的现实，及时调整人的认识和处理手段。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恰恰是将中庸的原则性与时中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庸的原则指导着时中，它要求在不同条件下因时制宜地去求“中”，随后再用“中”。时中，又从它的灵活性中体现着中庸的原则性。由此可知，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可使管理实践遵循正确的轨道，又不会使管理僵化、失去弹性，更不会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从而使中庸管理思想有极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三）权是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

时中，要求切合时宜，因时因地制宜。因此，“通权达变”就很自然地成为时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孔子很强调“权”，并在自身的行为中极好地体现了“权”的原则。

《论语·子罕》中，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可以在一起共同学习的人，不一定都能共同获得真理；可以在一起获得真理的人，不一定可以共同坚持真理；可以一起坚持真理的人，不一定可以一道通权达变。在这段话里，孔子不仅明确无误地提出了“权”的命题，而且把“权”置于极高的地位。在这段话里，有四个层次，即：学——道——立——权，也就是学习——获得真理一一坚持真理——通权达变。在这四个层次中，“权”是最高层次，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在这殷话里，孔子对“权”的前提也说清楚了，那就是“立”。权，是在坚持真理这一前提下进行的。这样，就十分准确地反映了“立”与“权”的关系，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在孔子的言论中，体现“权”的思想的言论相当多见。下面，摘录几段，以资参考：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适，指的是刻板；莫，指的是固执；义，是宜的意思。这样，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不坚持非要这样做，也不坚持非要那样做，只要怎么做能符合道义就怎么做。

孔子在是否出仕（做官）问题上，充分显示了他的“时中”、“权变” 的原则，在《论语·泰伯》中，孔子既强调一刻也不离开正确的原则（“守死善道”），又认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意思是：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不太平就隐居。在《季民》中他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意思是：用隐退闲居来保全自己的意志，依义而行来贯彻自己的主张。在《卫灵公》中，孔子在赞扬卫国贤大夫蘧伯玉时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昏暗，他就收起本事隐退。在这些言论中，“见”、“仕”、“隐”、“卷而怀之”，都是“权”的表现形式；而“权”的前提是实现其既定的原则（“中”），这就是采取哪一种 “权”的具体形式，要由条件所决定，这就是“有道”还是“无道”。

正因为孔子善于通极达变，所以，孟子把孔子称作“圣之时者”。孔子当年离开齐国时，米还没淘完沥干，就匆匆起程；而在他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时，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祖国应有的眷恋态度”。孟子在谈及此事时加以评论：“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这段活是说：应当快走就赶快走，应当久留就久留，应当闲居就闲居，应当出来做官就出来做官，这就是孔子的态度。孔子是圣人中善于审时度势、识时务的人。

孔子能权衡轻重，洞察千秋曲直，因而取舍得当，去留有节，运用自如。他对一切事物都能按照不同的情况，随时应付自如，做到无过无不及。应该说，他确是一位“圣之时者”！

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处于变化、多变、快变之中。企业的内部条件，

包括物质条件、企业成员的素质和心理条件，也处于变动之中。因此，有效的管理，应该是按照企业内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权变的管理。

本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管理学界，权变学派曾风靡一时，它冲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在管理理论、方法上凝固、绝对化的沉闷空气，把管理置于生动、具体、变化的现实情景之中，使管理学贴近了管理实践。但是，权变学派在强调权变的灵活性时，又否定了管理的原则性，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不是中庸，而是“过犹不及”。如果用孔子的权变思想和权变学派的论点相比较，孔子的权变思想的全面性、成熟性、可行性是明显优于西方权变学派的。对这一点，一些西方管理学者也有共识。美国学者布莱克和穆顿在《新管理方格》一书中准确地指出：“原则是不容违背或忽视的。所变化的是它们的运用。”

权变，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只有原则性，不能因地因时制宜地灵活运用，那是教条主义，最终必陷于绝境。北宋《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说得好：、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意思是说：古代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是死守兵法的原则，而是以兵法为我所用。生搬硬套兵法某些原理、原则，历来是兵家大忌。赵括的“纸上谈兵”就是极好的证明。赵括，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自动饱读兵书，谈起兵法口惹悬河，目中无人，自认为天下无敌。公元前 260 年，秦赵两国军队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对垒。赵王不顾赵括之母的反对，任命赵括为将军。秦军大将白起了解赵括弱点，主动后退，诱其攻击。赵括照搬兵书上争取主动的条文，立即出击。结果被秦军分割包围，赵军断粮，45 万人的军队全部投降被白起所坑杀，赵括也中筋身亡。

但是，权变不是不要原则性，它是在原则性的基础上的“权”。否则，就是盲目的权变，在军事史上，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围魏救赵、暗渡陈仓等谋略原则，古往今来广为兵家反复使用，反复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原则的重要性。权变，只是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的灵活运用，创造性的发挥。在企业管理中，经营哲学，“经营之道”，就是共性的原则，就是“中”，而权变，是建立在经营、管理哲学基础上的灵活应变，而决不是随心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