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本是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一）民本思想贯穿孔子管理思想的始终

孔子管理思想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和，中庸，仁，忠恕，富民，德治，教化，正己，礼，正名，义利，信，尚贤，民主等。

孔子管理思想体系中的灵魂是什么，核心是什么？从上面所开列的孔子管理思想体系的主要命题中，可以十分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命题几乎都和“人”发生关系，并且几乎都只和“人”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孔子的管理思想，是围绕着“人”这个中心而展开的。以人为本，这是孔子管理思想最

鲜明，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和标志。以人为本，在中国古代称作民本。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民本思想是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贯穿孔子管理思想的始终和每一部分（请读者谅解，我在这里用民本而不用人本这个概念，除历史原因外，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孔子及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代的人本主义是有区别的，不能等同。关于这一点，本节后面将会谈及）。据《论语·微子》记载，孔子在途中派弟子子路去打听渡口所在时，从

子路那里听到了长沮、桀溺两位隐士对他的议论后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意思是说：我既然不能同飞禽走兽合群共处，那我不和世人在一起，又和谁在一起呢？在这里，孔子将“鸟兽”与“斯人”

（斯人即世人）严格区别开，形成了“人”的同类的自觉意识。因此，在他的管理思想中，重人贱畜，重人轻物的倾向十分明显。

《论语·乡党》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孔子家的马棚烧了，孔子退朝回家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切地问“伤着人没有？”在当时，马车是地位的象征，是孔子身份的证明物。周此，在他最心爱的弟子颜渊去世时，都舍不得用他的马车给颜渊打造棺材。显然，马棚失火，孔子理应关心马的命运，但事实恰恰相反，这说明孔子视人重于畜和物。

在《论语·雍也》中还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的一次对话：“子贡日：‘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人能够广泛地把思惠给予民众，并且能够周济大众，这个人怎么样，可以算得上是“仁人”了吗？孔子回答：如果能做到这种地步，这个人岂止是“仁人”，一定是“圣人”了！“博施于民而济众”，这短短的七个字，极充分地表述了在孔子心灵深处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孝经》中，曾记述了这样一句话：“天地之性人为贵”。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地生育万物，但其中只有人是最贵重的。这句话，虽难以考证是否是孔子说的，但它的内涵和孔子的民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二）民本的直接目的是得民心，最终目的是求稳定，求兴国

孔子管理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民本，这决非偶然，也不是出于“良心”，而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我们祖先，在上古时代就已从实践中开始认识到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尚书·五子之歌》记述了大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段文字的意思是：“我们的祖先大禹有训示：对待民众，只可以亲近他们，切不可把他们当作卑贱者；民众，百姓，是立国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安宁。” 因此，民本是为得民心（本固），得民心是为国家安宁、稳定（邦宁）。在这里，民本的主体不是“民”，而是统治者（君），是以统治者为主体的治民思想。

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在《论语·阳货》中，孔子在回答弟子子张的提问时，曾明确地说：“惠则足以使人”。也就是说，给民众以思惠，就能够很好地使役民众。这很典型地说明，孔子民本的管理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使役民众，治理民众。

孔子的民本思想，目的不只是求稳定，也在于兴国、富国。

春秋时代，人少地多，人是一种十分宝贵的资源。人多，就能多种地、

多打粮食，国家就能富强起来。当时，人多成了国家兴旺的标志。《论语·子路》中记载，孔子到卫国后，对给他驾车的弟子冉有赞美说：“庶矣哉！” 意思是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这种赞美之词就说明了这一点。怎样才能使人多起来？首先要安定人心，防止人口外流，加速人口的自然增殖；其次，把其它地方的民众吸引来。《论语·子路》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当叶公请教孔子应该怎样治理国家时，孔子回答说：“近者说，远者来”。说，同悦。孔子的意思是：使你治理下的民众快乐起来，那未，境外的民众就会来投奔你。这样，人口就会增加，国家就会兴旺。如果抽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一消极的东西，那末，孔子以民本得民心，从而达到稳定、兴旺的管理思想，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孔子管理思想求稳定，西方管理求变革。这两种不同的主导倾向，各有利弊。可以看到，稳定是一切社会、一切组织前进、变革的基础。离开了社会安定、和谐，社会和组织的变革就失去依托。稳定的这种独特功能，在社会的和平发展时期，在企业内部管理中，体现得尤为重要。本书开首所说的 “王淑琴现象”，就是由于该组织内部不安定所酿成的苦果。而石家庄第二印染厂广大职工爱厂如家的事例，则是得民心而上下同舟共济的极好说明。在春秋时代，“人多”是兴国的标志。如今，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才

多”是兴国、兴业的标志。而“跳槽”和“人才外流”现象的减少，则有利于稳定组织。为什么我国国有企业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丢掉“铁饭碗”投奔到“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其重要原因，是人心所向。哪里得人心，人才就向哪里流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日本企业的成功，颇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心稳定，才尽其用这一点。

（三）孔子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

西方古代管理是重物轻人，甚至是见物不见人的，人只是物的附属品。这种管理思想，可以称为“物本”。这种物本管理思想，即使到了本世纪初，仍在管理领域中占有明显的地位。泰勒的科学管理就是典型。西方管理思想在本世纪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整个趋势看，在管理中人的地位日益突出，人本主义倾向日趋明显。行为科学的兴起就是说明。那么，孔子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管理中的人本主义是否同一呢？如果不是，区别何在？利弊何在？

孔子民本思想中的“民”、“人”，是人类群体，是以家庭，国家，民族，社会为单位的人类群体，而不是指个体的人。孔子所讲的伦理道德是群体关系的链条。对个体的道德要求是为群体承担义务，个体不过是社会群体的一个环节。在《论语·颜渊》中，孔子有两段话是很能说明这一点的。这就是“克己复礼”，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凡是不符合“礼” 的事，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个体的人不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个人利益和行为不能独立于群体的利益和行为之外。群体的认同压倒了个性的发展，个体从属、依赖于群体。

西方的人本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宗教神学，反对神本主义的产物。它的特色，是以个体为本，而不是以群体为本。在那里，个体意识比较发达，把个人自由、独立、主权的实现看作是人生的追求，社会则为个体的自我实

现服务。行为科学则是人本主义在管理领域中的代表。行为科学研究的不是群体行为，而是个体行为，主要是个体积极性的调动；其次，行为科学着重研究人的需要及其满足，尤其是“自我实现人”的出台，更充分展示了西方人本主义的风采。

民本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不仅在人的主体本位上不同，在道德心理上也有区别。

西方的道德心理，主要表现为。“罪感取向”。在中世纪，西方人的“罪恶感”来源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近代西方人“罪恶感”来自个人的主观判断。当个人感到自己的行为不正确时，就产生。“罪感”。这种主观判断，主要根据自身的愿望、理解、爱好等来选择自己的行为模式，而并不顾忌别人、社会的看法，个人对自己的行为的结果负责。因此，个人行为是自律的。

在群体本位支配下的东方道德心理，主要表现为“耻感取向”。羞耻感，来源于他人对个体行为的反应。如果他人对自己的行为反应不佳，个人就会产生羞耻感。因此，个体在主观上特别重视他人对自我的评价，并根据他人的可能反应去设计自身的行为。也就是说，个人要根据他人、群体的愿望、共同的理解、一致的标准来选择行为的模式和方式。个人的愿望、爱好、意见等，常常要顾及和服从他人、群体的意志，至少不能与群体相冲突。因此，个人行为是他律的。

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本位：民本与人本，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西方人认为：群体本位与现代工业格格不入，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力的发挥，因而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西方学术界传统的主导思想，是个体本位。在 70 年代，荷兰学者霍夫斯坦特还曾对此作过定量分析。他把一个国家个性自由主义的程度作为纵坐标，把 1970 年人均国民收入作为横坐标，随后去确定当时世界上

50 个有代表性国家在这个坐标系中的位置。经过这样一番定量的、“科学的” 分析，得到了如下结论：“一个国家个性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有很大关系。所有的富裕国家都在个性主义一边，而所有的贫穷国家都在集体主义一边。”

但是，70 年代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稍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高速发展，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引起了人们对群体本位、个体本位的重新认识和深入思考。一些西方管理学者开始认识到，在现代管理实践中，尤其在企业管理中，群体本位似乎比个体本位更优一些。有人认为，个体本位容易使“自我”膨胀，而企业管理往往与这种自我膨胀相冲突。这样，职工在企业中就有一种丧失了自我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是阻碍企业发展的一股无形的消极力量。又有人认为，个体本位容易使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紧张，形成矛盾、纠纷、冲突，成为不安定因素。而群体本位，人际关系容易协调、和谐，有利千克服上述弊端。还有人认为，现代化企业中已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是由个人单独努力能够完成的了，工业生活基本上是互相依存的，一切重要的事情都要由群体协作完成。因此，群体本位比个体本位更符合现代管理的性质。

进入 80 年代，在世界管理领域，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热潮，从而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企业文化的理论总结虽出自美国管理学者之手，然而企业文化理论掀起的动因，却是日本企业管理的巨大成功，是美国学者总结日本式管理实践提出的管理新命题。尤为突出的是其中的群体本位的管理思想。在企业文化的内涵中，企业哲学，企业文化，企

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风俗等等，无不明显地反映出群体本位的特色。而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职工共同接受的价值观，更清晰地映射出群体本位的光彩。由此可见，孔子的民本思想，已日益为现代管理所接纳，且日趋成为现代管理的主导思想。它的现实意义，已经初露端倪，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进一步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但是，民本思想，群体本位，并非十全十美。它和一切事物一样，既有其利，也有其弊。群体本位的主要缺陷有两个：一是群体本位如过度发达，个体作用就会被湮没，个人就成为群体的附属物，个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就很难发挥。这样，就会影响企业或组织的活力，对企业或组织的发展十分不利；二是容易导致对权威过分崇拜，习惯于依赖组织和领导，缺少独立意识和参与意识。这两大弊端，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仍然不时地困惑着我们。

其实，人群关系，也就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应是矛盾的统一。在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人类生活是社会生活，而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群体。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生存。个体本位，以“自我”为中心，这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点。因为所有的生物本来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是生物的本能倾向。用它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实质是将人降低到了一般生物的水平，抹杀了人的社会性的重要本质。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引起众多的人际冲突。应该说，个人自由，人格独立，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应该肯定的。个人自由决不只是一个人的自由，而是千千万万大众的自由；人格独立也决不能是唯我独尊，而应是每个人都能保持独立人格，都能保持人格的尊严。然而，从另一角度讲，群体活力的基础是个体活力，离开了个体，就没有群体可言，离开了个体的活力，也就不存在群体活力。过分强调个体对群体的依附，过分强调个体对群体应尽的义务和奉献，而忽视个体的自由、权利、人格，也会影响群体活力的形成和发挥。因此，在解决群体与个体间关系的矛盾时，采取东、西方思想的结合较为适宜。

在企业管理中，企业整体力是管理所追求的目标。但是，整体力的形成，从纵向看，需要经过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职工个人的潜在能力的提高。为此，要重视职工的招聘、考核、培养。第二层次是把职工潜在能力转化成现实。这种转化，主要是通过调动职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来实现。这个层次的工作做得越好，职工潜在能力转化成现实就越充分，企业就有可能获得强大的整体力。但是，职工的个体潜力的发挥，并不一定构成整体力。如果职工的价值观念取向不一致，甚至各自为政，那末，其行为必然造成内耗。在这种情况下，职工个体潜力的发挥就难以形成整体合力。相反，职工个体潜力发挥得越好，整体合力就越小，事情反而会糟糕起来。因此，在企业整体力的形成上，还要经过第三个层次，就是把职工发挥出来的个体潜力，凝聚到实现企业目标的统一方向上来，使它形成整体合力。这就是“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在形成企业整体力的三个层次中，最关键的是第三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民本思想、群体本位思想，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企业文化在短时期内受到世界各国管理界的重视和欢迎，管理的实践使人们对孔子的管理思想越来越注目，它的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但是，第三层次离开了第一、第二两个层次，尤其是第二个层次，这种转化就成了空中楼阁。

在第二层次上，西方人本主义，个体本位，可以发挥它的独特作用。在这一点上，民本思想，群体本位思想是无法与它比拟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以为，民本思想、群体本位应该是管理思想的主体。但是，它必须与西方人本主义、个体本位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使各自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这样的管理思想，才可能使管理实践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