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者正已

孔子的德治管理路线的核心是教化，而教他的形式主要是管理者的身教，是管理者以身作则，在道德上作出表率。

在《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正，是端正的意思。管理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正”。也就是思想正，作风正，行为正，从而实现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统一行动。一个组织，能不能实现“正”，关键在管理者（“子”）。只要管理者带头端正自己的思想、

作风、行为，那末，谁敢不正呢？

在《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未，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今天，我们一些单位所出现的“台上他说，台下说他”现象，不就是“其身不正”所造成的吗？

《论语·子路》中，孔子进一步说：“苟正其身矣，放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是说，如果管理者自身端正了，那末，管理还有什么困难呢？相反，如果管理者不能端正自己，又怎能去端正别人呢？陈章良教授首先端正了自己，从而使管理活动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而效果又十分良好。这不正证明了。“苟正其身，於从政乎何有”这一简明的管理哲理吗？

正，是管理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政者，正也”，是孔子对这一境界的科学表述。而要实现“正”，必须管理者率先以正，也就是必先“正己”。“正己”，也就成为孔子：“为政以德”的中心观念。离开了“正己”，“为政以德”也就有名无实。

孔子的“正己”管理思想，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对当时的现实深入剖析的结果。

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贵族统治能长治久安，而被统治的广大劳动人民也能安居乐业。他认为，社会能否安定富裕，关键在于操纵国家命运的贵族统治阶级是否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是否能“敬德保民”。所以，他对当时贵族统治者的伦理道德修养寄干殷切希望。他认为，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乱，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各级贵族缺乏伦理道德的高尚修养，因而，在处理国家事务时背离了伦理道德原则。于是，纲纪不正，逐步演化成天下大乱。要挽救这一局面，首先就需要贵族统治者临危而惧，猛醒过来，自觉提高道德修养，身体力行。只有这样，才能用道德规范去指导国家事务，教民化俗。然而，当时的统治者根本听不进孔子的这种观点。摆在孔子面前的，是贵族统治者实际生活的腐败、堕落。所以，他深为忧虑地发出感叹：“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这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求，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是孔子所忧虑的。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命题是深刻的。当然，管理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教化问题，也不只是“正已”的问题。这一点，在后面我们将讲到的孔子管理思想的其它部分中，可以证明。但是，“正己”确实是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表达了一个真理。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礼记·大学》中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人领导者敬养老人，那么老由姓中就会盛行孝道；领导者尊重长者，那么百姓中就会盛行敬长的风气；领导者体恤孤独的人，那么百姓也不会做相反的事；所以，领导者应该在道德上做出榜样。

古今中外，榜样的威力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恒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一时，齐国人都以穿紫衣为时髦，全国人都穿上了紫衣。但是，当时的紫色布价格十分昂贵，五尺白布也换不来一尺紫布。对国内的这种奢侈风气，齐恒公很为忧虑。一次，

他对相国管仲说：“我就是爱穿紫衣服，现在紫布贵成这个样子，但全国百姓还拼命穿紫衣服，我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您如果想阻止这种歪风，可以这样试一下：您先别穿紫色衣服，随后对您的左右亲信说：“我非常讨厌紫的臭味”；如果您左右亲信中有人正好穿了紫衣的，您一定要说： ‘退后一点，我怕紫臭！’”齐恒公同意了管仲的方案。结果，当天，朝廷里没有人穿紫衣了；第二天，齐国都城（临淄）内没有人穿紫衣了；自第三天起，齐国境内也没有人穿紫衣了。领导的榜样作用，真可谓立竿见影。

《荀子·君道》中说：“楚庄王好细腰，而朝有饿人”。说的是春秋时期的楚庄王不是求贤才辅助政治，而是喜欢看人的细腰。一时间，他的属臣们为了身体窈窕、保持细腰，不敢吃饭，一个个饿得支撑不起来。

正因为管理者的自身榜样有如此大的威力，孔子才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领导者的品德好像是风，被领导者的品德好比是草。风与草的关系，是风吹到草上，草就会顺风而倒。因此，领导者的品德会极大地影响被领导者的品质。要被领导者品德端正，领导者就必须首先自己端正品德。

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因盗贼过多而忧虑，他向孔子请教该怎么办。孔子的回答，不是让他怎样去对付盗贼，而是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这就是说：如果你季康子自己不贪图财物，那末，即使悬赏奖励偷盗，老百姓也不会偷盗的。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上行厂效，统治者心术不正，被统治者盗窃行为就必然多；二是管理者，必先“足民”，使民无所不足，也就无盗窃之必要。而“子之不欲”，正是保证“足民”的前提。

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孔子才作出了如下的论断：“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管理者讲求礼仪，被管理者没有人敢不尊敬他的；管理者讲求道义，办事公正，被管理者没有人敢不服从他的；管理者讲求信用，那么，被管理者决不会不动真情，不讲真话的。

本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企业文化思潮，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在塑造企业文化过程中，企业领导要率先垂范，使自己成为要塑造的企业文化的体现者。它要身体力行，信守价值观念，并通过自身的行动，成为这种价值观念的化身。他不仅要一时一事率先垂范，而且要在长期管理实践中成为要塑造的企业文化的化身。只有这样，企业文化才能为职工所接受，才能札根于职工的心中。

企业文化传到中国已有多年。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企业竟相建设自己的企业文化。这股热潮，对中国企业管理应该说是大有裨益的。在这股热潮中，也确有一些企业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从表面上看，多数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上只是走过场，流于形式而无实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领导者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不能“正己”。他们用来塑造企业文化的手段是做报告，写文件，搞宣传，刷标语，在那里，建立“企业文化”的对象是职工，是要求职工做到的，而企业领导者则置身于“企业文化”之外，不受其约束，更不打算要求自己成为“企业文化”的率先垂范者。这样去塑造企业文化，只能是“单相思”。职工一看领导的自身行为，对“企业文化”不再理会，于是，“企业文化”在领导的喧染下，热了一阵，最后剩下的就是留在纸上的文字以及刷在墙上的标语。

“正己”在东方文化国度中的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环境中，人们形成强烈的依附性。中国人从出生以后，就依附家庭，依附祖先，依附亲友，依附组织，依附清宫明君。随着改革开放，这种依附性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它仍顽强地支配着多数中国人。据调查，即使在沿海改革开放的城市中，青年人的依附性仍然相当突出。这种依附性表现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中，就反映为群众对领导的依附。人们普遍盼望自己的领导是清官、好官、为民作主的宫、为民造福的官。人们殷切渴望有这样的领导人带领他们去奋斗而赢得美好的生活。人们期盼着能让人放心大胆地跟着他奋斗而不会吃亏的好领导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包公”被人们争相传颂了近千年的原因。这也是电影《焦裕禄》热的起因。

孔子的“正己”，决非泛泛空论，而有它完整的、具体的内容。这些内容，多数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要详细加以评说。这里，先开出一张大略的清单，供诸位有一个简明的、整体了解。这就是：

“见得思义”，（《季氏》），反对贪图小利的庸人风气，要求清廉无私，清介自守；
“先之劳之”，（《子路》），勤于政务，起到榜样作用；
“群而不党”，（《卫灵公》）主持公道，讲求公正，讲大局，讲团结，协力同心；
“躬自厚而薄责於人”，（《卫灵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求实作风，不以言举人，也不因人废言（《卫灵公》）；

·重调查研究，持客观态度，切忌主观片面，“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对子女、亲属决不搞特殊。这一点，孔子对自己的儿子孔鲤的学习不吃偏饭，为我们作出了示范；

在《论语·季氏》中记录了这个故事：孔子的学生陈亢问孔鲤：“您父亲对您有额外的教晦吗？”孔鲤回答：“没有。有一次我父亲一个人站在堂上，我快步走过庭院，他问我：‘你学了《诗经》吗？’我说：‘没有’。他又说：‘不学习《诗经》就不会说话’。我回去就学习《诗经》。又有一天，父亲又单独站着，我快步走过庭院。他问我：‘你学习礼义了吗？’我说：‘没有’。他就说：‘不学习礼义，就无法立身处世’。我回去就学习礼义。我就只听我父亲对我讲过这两句活”。陈亢回去后很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个问题，得到三个收获，懂得了学诗的道理，懂得了学礼的道理，还懂得了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温州市东方工业企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腾增寿在抓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时，提出了 5 个内容，这就是“干有劲，言有理，利要让，难要抢，带头干”。干有劲，指的是提倡“牛”的精神，任劳任怨，忠于企业，忠于职工。言有理，指的是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赢得人心。利要让，是不要同职工争利。难要抢，是讲要把困难抢过来，把风险、责任担到自己的肩上。带头干，是指制订厂规厂法时，首先问自己能不能做到，自己做不到决不订；制订以后，领导带头执行。他们说：“让工人怕你不行，让工人服你才行”。管理者“正己”，工人就“服”你，你的非正式权力就大，影响力大，工作就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