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爱有差等

孔子的仁爱是有差等的。有人从这一点出发，认为孔子的“爱人”不如西方基督教的“博爱”。然而，基督教的“博爱”，并不是无差别的爱，更不是爱一切人。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征，不是极好的证明吗？

因此，爱有差等，这是合理的，现实的。

孔子在爱人的差等问题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而也形成了它的两重性。

孔子的仁学，是在春秋时期那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 也必然打着时代的烙印。这在爱人的差等问题上，表现为拖了一条在今天看来是落后的道德尾巴。即：它离不开宗法观念和人们的宗法感情，爱人要以孝悌为基础。

在《论语·子路》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对话：楚国大夫叶公告诉孔子说： 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儿子就去告发。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说：我家乡的正直人不是那样，他们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表现在这父子相互隐瞒中的。在这里，宗法伦理超越了正直，父子之爱超越了对其他人的爱。

在《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就是说， 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爱的根本吧！这个说法，与上面的父子间相互隐瞒，是同出一撤的。

这样，孔子的爱人就因宗法而产生了差异。它以宗族的亲情、孝悌为本， 对父母、兄弟等一切亲近的人，其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爱人，首先要爱近亲，然后才去爱他人；且爱的厚薄也有区别：厚近薄远。应该说，爱的这种差等内涵，在当时中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今天来看，孝悌仍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爱的差等标准，是不合时宜的，应该舍弃的。好在孔子在重孝悌的同时，尚未把“仁”解释为“亲亲”，而强调的是“爱人”。因此，这种爱的差等的消极因素仍不能抹灭孔子仁爱的光辉。

孔子在爱的差等上的第二个方面，是“能好人，能恶人。”在《论语·里仁》中他说：“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说的是：只有仁德的人，才能喜爱好人，才能憎恨坏人。在这里，对不同的对象，爱憎态度是十分明确的。这里，孔子的爱憎与一般人的爱憎有所不同。一般人的爱憎，是由一己私利所决定的，至于被爱憎的对象善与不善，则有所忽视。因此，不一定能做到“能好人，能恶人”。“仁者”，是好（爱）人之所好，恶（憎）人之所恶。所以，“能好人，能恶人”。这里的关键是“仁”者在决定自己爱憎态度时， 首先要审查对象之所好、所恶，也即善与不善；随后，对人之所好，好之， 对人之所恶，憎之。对于这一点，对今天现实的管理者来说，应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

那未，孔子所憎的是什么呢？在《论语·阳货》中孔子说：“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称人之恶者， 是宣扬他人短处的人，这种人无仁厚之心，不利于人和，该憎。居下流而讪上者，指的是下级诽谤上级的人，这种人按当时的标准，是“不忠”、“不敬”，该憎。但从今天来看，要具体分析。对下级的意见、牢骚，以至讥讽， 要注意发现其合理成分，不可一概恶之。勇而无礼者，是勇敢而不懂礼的人，

不守法的，这种人易于“为乱”，所以孔子憎之。今天看来，也要一分为二。对他的勇敢要肯定，要保护，对其“无礼”之恶，要憎之。果敢而窒者，是指刚腹自用而顽固的人。这种人极易“造祸”，所以孔子憎之。对此，似乎也应一分为二，在憎他的刚腹自用的同时，切不可对他的果敢之善也憎之。

但是，孔子的“恶人”是有分寸的。他“恶人”的目的，不是将不善者推向更可恶的深渊，而是使不善者改恶为善。他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惑也”。（《颜渊》）爱、憎决不是感情用事。感情用事，不是“仁”者应有的气度。所以，孔子特别重视教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孔子的“恶人”，实质上是“爱人”的另种表达形式，是从人的本质、品德上着眼的“爱人”。这一点，对于每一个管理者来说，都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我们的管理实践中必然有“可恶”的现象，有从“恶”的人。对这些人和事的处理，决不可感情用事，而应像孔子所说的那样，站在“爱人” 的立场上去“恶”之，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