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孔子在论述“仁”时，有过一殷著名的表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它的意思是：所谓：“仁”者，应该是自己

“立”，也帮助别人“立”；自己希望“达”。也帮助别人“达”。这段话，是孔子关于“仁”的解释中最重要、最精切的语录。“立己立人，达己达人” 是“仁”的最高境界，也是“行仁”中最本质的问题。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弄清孔子在这段话中关于“立”和“达”的涵义，以便进一步准确地对它进行分析、运用。

孔子“立”的含义是什么？古今相当一批学者认为一立”是指通晓并实行周礼，是“身能立道”。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两条，一是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其实用这句话来证明“立”是通晓、实行“祀”，在语法上是讲不通的，孔子在这儿是把“学礼”作为“立”的前提，而不是把“礼”等同于“立”。其次，学“礼”只是“立”的一个前提，而不是全部前提。“不学礼，无以立”和“学了礼，就立”这两句活是完全不同的，否则就犯了形式逻辑的错误。孔子这句话讲的是：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处世。从中可以看到，立，指的是立身处世。在当时社会中，想挤入社会上层去立身处世，不懂礼不行。因此，学礼只是在那样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为了立身处世而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一种手段。这种条件、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会变化、发展的，决不会固定在“礼”上。同时，更不能把“立”的条件、手段与“立”本身的涵义相混同。

这些学者的第二条根据，是孔子说他自己“三十而立”（《为政》），其含义是孔子对礼已融会贯通，并能自觉执行。孔子这句话是在自述自己一生学习道路。上的经历时讲的。“三十而立”，在孔子一生学习路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开始，“四十”就“不惑”，“五十”就“知天命”⋯⋯。可见，“三十而立”，这个“立”指的是孔子到 30 岁时，在学习上已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他日后的为人、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孔子自“十有五而志于学”起，到 30 岁，不仅通晓了“六经”等各种文献资料，并能联系当时的现实，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在孔子是“一以贯之”的，是他自己立身处世的思想、原则。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孔子“立”的真实含义是指一个人能自立于社会，能独立生活，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意志，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立”。从哲学的角度来说，“立”，就是个体的主体性的确立。

一个人要“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决不是主观想“立”就能“立” 的。这些条件，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是不同他。在孔子当时，人要么“立”，就要学“六经”，包括学礼，也要掌握一定的技能（如乐、射、书、数），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实践，更要有属于自己的、成熟的思想品德和立身处世的思想、原则。从今天来看，一个人要“立”，就要有一定的知识、技能，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有一定的职业，有独立的意志和追求。

孔子的“达”是什么含义呢？不少学者根据孔子关于“闻”和“达”的论述，认为“达”是在修己的基础上，把道德理想、礼推向社会，其实，这也是对孔子的论述停留在表面的分析上，而并没有抓住其实质。

孔子关于“闻”、“达”的论述，原文如下：“子张问：‘士例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日：‘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日：‘在邦必间，在家必闻。’子日：‘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这一殷对话的意思是：孔子的学生子张向孔子：“读书人怎样才称得上‘达’呢？”孔子反问：“你听说的‘达’

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道：“在诸候所属的国家里有名声（闻），在卿大夫的‘家’里也有名声”。孔子说：“那是‘闻’，不是‘达’。所谓‘达’，指的是品质正直而爱好正义，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论，观察别人的表情（知人），想到的是恭谦待人，尤其是对待下属。这种人，在诸侯国一定达，在卿大夫的‘家，里也广定达。至于那些徒有虚名的人，表面上主张仁而实际上违背仁，他们以仁人白居而不感到羞愧。这种人，在诸侯国里一定会骗取到名声，在卿大夫的‘家’里也会骗取到名声。”

这殷话，从表面看，似乎“达”是将个人的道德修养推向社会。其实，并不是这样。这里，有两个问题要澄清：第一，“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这些道德品质及其实践，并不是“达”的本身，而是“达”的手段。否则，孔子不会在这句话的后面，紧接着又说：“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因此，“质直而好义⋯⋯”并不是“达”，不能与“达”等同。第二，孔子的这一大段话，重点讲的是“闻”和“达”的区别。而这个区别，最要紧的是：“闻”，是虚的，“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而“达”是实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孔子的观点，要“达”，就要扎扎实实地把孔子的一套管理思想、道德理想付之实施，也就是“质直而好义⋯⋯”。由此观之，“达”在孔子当时。虽与德、礼密切相关，但其实质是使社会得到真正的治理，事业上获得显著的成就（显达）。实现这个“达”的手段，不同历史条件、不同管理对象是不同的。孔子处于春秋时期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提出“质直而好义⋯⋯”作为实现“达”的手段，途径。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今天，再去硬套这种手段、途径，显然是不合适的，也是舍本求未的表现。

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到，孔子“达”的本质含义是：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思想、理想付之实施，在事业获得成就，对社会做出一定的贡献。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孔子的这段话，包含了这样三层含义：首先肯定每个人自己有“立”和“达”的愿望；其次也肯定了别人也有“立”和“达”的愿望；最后努力去实现自己和别人的“立”和“达” 的愿望，这就是仁的含义。

在孔子那里，“立人”、“达人”，是以“立己”、“达己”为前提的。一个人，首先要在社会上自己“立”了，才有可能去帮助他人“立”。一个人，只有自身有了独立人格，才有可能帮助他人去树立独立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孔子是承认“自我”的，立己、达己是对自我的确认，他并不以压抑自己的感情、欲望为“仁”。因此，它不同于无视个体价值的极端的群体主义。

但是，孔子既承认自我，又不同子排斥群体的极端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主义。主体（自我）不能停留在立己、达己上面、而应该推己及人，由立己、达己扩展到立人、达人。同时，立人、达人，事实上也构成了立己、达己的内容。也就是说，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思想境界得到进一步完善，自我的业绩、贡献也同时实现。这样，把“小我”溶化于社会的“大我”之中，把个人溶化于群体之中，从而实现既肯定自我又肯定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互助互爱精神，使个体价值和群体价值，自我实现和社会进步有机地统一起来。“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从表面看，是人、我俱立，俱达，其实质是兼顾人、我，人己并重，在立己、达己的前提下，表现出突出的利他精神。

孔子不仅提倡“立己立人，达己达人”，而且在行动中垂先示范，亲自

实践了这一思想。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就是极好的典型。“学而不厌”，努力学习而永不满足，这是“立己”。“诲人不倦、教诲别人而不辞劳累，这是“立人”，同时又在这“立人”中实现孔子的“述己”

——在教育上的丰顾成果。

其实，自我和群体并不矛盾，自我的实现，“达己”的实现，离不开群体，离不开社会。自我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它总是同时体现着类的本质。而类的本质，则要求自我应该具有开放的性质，不应导向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总要经过一个社会化过程。而个体的社会化莅某种意义上确实与群体（社会）认同相联系的。同时，根据人道的原则，个体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实现自我的意愿。因此，孔子这种在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之中确立自我、实现自我的思想，有普遍的价值。而对于那些对社会、对他人负有较多责任的管理者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孔子这一在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中确立、实现自我的思想，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对西方近代所出现的“精神危机”也是一剂良药，无疑也有利于弥补西方管理之不足。

在中世纪，对西方人来讲，生命的意义在于人与上帝的联系之中。因为西方人一向以个体为本位，认为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只有上帝永远不会抛弃我们，它给我们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文艺复兴以后，“上帝死了”！基督教文化的解体，把人们一向遵循的行为准则、价值尺度一同带进了坟墓。这样，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就出现了空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精神危机”。由此，意志、欲望、本能、冲动，这些非理性因素日益支配人的行为。同时，这些非理性因素也纷纷闯入哲学殿堂，试图以个体的非理性因素为基础，重建一种主体形而上学。西方人们价值行为的失衡，西方哲学的相应的动向，也必然反映到西方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之中。于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西方管理中就十分盛行、突出。行为科学，就是这种思潮在管理中的杰出代表。行为科学的立足点就是“自我”，是个体的非理性因素，是自我实现。在行为科学中找不到在与社会的联系之中确立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的东西，一切管理都围绕着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自我去展开。这样，即使把个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但由于各个主体的价值观念不同，主体性发挥的方向也难以统一。从而，矛盾，冲突，内耗，难以协调和谐，难以形成强大的整体力。在西方管理中，管理者只管“立己”、“达己”，对“立人”、“达人”根本不予考虑。下属，对管理者来说，只是工具，是“立己”、“达己”的工具。这样，管理者的主体确立和下属的主体性丧失同时存在，管理者的自我实现和下属的自我消失同时存在。这种管理，应该说是不符合人道原则，也不符合强调人道、自我的西方文化准则的。但是，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处于主导地位，当他片面突出自我时，下属的自我必然受损，以至消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被管理者，深感“自我” 的失落。而“自我”的失落，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社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清楚的。显然，孔子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对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管理困境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剂有效的良药。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正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劳动，对人们来说，已不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同时也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这一点，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在中国，也表现得日趋明显。适应人们价值观念的这一变化，作为管理者，不仅要使自己在管理舞台上施展才干，立己，

达己，更要通过管理实践，为每个下属发挥才干创造条件，使他们都有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中国人爱说的“搭合唱戏”，可能是适应这一形势，在管理中体现“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有效模式。在这里，搭台者是管理者。他的任务是为每个下属搭起一个最能发挥其才能的舞台。而唱戏者，是广大的下属。他们在管理者搭起的舞台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创造自己的业绩。这样，传统管理中由管理者唱“红娘”、唱“独脚戏”的局面改变了。管理者由前台退到了后台。管理舞台，由一个变成了多个。在舞台上演主角的，由一人变成众人。如果能实现这种局面，下属人人能“达”起来。那未，整个管理及其效果将出现崭新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本人也“达” 在其中了，而且肯定比旧模式下要“达”的更好！

要使每个下属能在特定的管理舞台上“唱戏”，“达”起来，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使每个下属先“立”起来。没有“立”，是谈不到“达”的，为此，管理者的又一项重要使命是“立人”，使每个下属不仅有一份工作，一份收入，可以经济自主，而且在知识、技能、道德品质等各方面，日趋成熟，真正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各种各样的培训，进修，现场传、帮、带，教化等等，就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

从这两方面分析，本章一开头介绍的江南仪表厂的例子，就有点“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味道。在那里，通过信任职工、技校学习、建立“职工智力技术开发基金会”等管理方式，帮助广大职工尽快地、更好地“立”起来；又通过“干部自报考核选聘制”、“职工与厂长联系箱”的形式，为职工“小立”起来后的“达”创造“舞台”。当然，“立”和“达”的形式比这还会有更多，“立”和“达”的复盖面也完全可以比这搞得更宽。但是，他们总是在这条路上走了，这是最难能可贵的。

在进行上述分析时，使我油然地想起了球队的教练。尤其是为中国赢得“三连冠”时老女排的主教练袁伟民。坦率地讲，袁伟民对老中国女排的管理，最主要的，是做了两件事。这就是：立人，达人。他的众多管理工作，就是围绕着这两件大事展开的。他的第一项工作，又是贯彻始终的工作，是“立人”，使十多个女排队员个个成才，并且各有专长，各有特色。为此，他精心选才，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因材施教，并与女诽队员一起讨论、总结实战案例，使她们在技术上、战术运用上、体力上趋于成熟。同时，以身作则，身教和言教相结合，使女排队员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三大球”翻身的拼博精神，使她们在人格上、价值观念上“立”起来。在“立人”的前提下。他又不断地创造各种管理舞台，让女排姑娘们去施展她们的才华，为自己，为国家去建功立业。这就是组织和参与各种国内外的比赛。在比赛中，他并不上场，只能退居场外。在场上“唱戏”的是女排队员。他们自己指挥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根据竞争双方形势的变化来决定战术、打法。袁伟民在场外干什么呢？帮助她们“达”！那就是密切注视、分析球场形势的变化，当发现场上队员有疏漏时，利用叫暂停的机会，给以指导、提示，或利用换人的办法，来调整她们的力量。他的确是处于“后台”。当女排赢得冠军，“达”时，站在领奖台上的，还是女排队员。除 1982 年在日本举行的世界锦标赛外，袁伟民从没有登台领过奖。他，可称得上是一个无名英雄。他一心在利他上了。结果，中国女排不仅赢得了世界冠军，而且在他手里赢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三连冠。他的管理成效、业绩不是十分令人敬佩吗？这个成效，就是他的“达己”。这个“达己”多完全融化于“立人”、

“达人”之中，达己和立人、达人有机的、完美的统一起来了。设想一下，如果袁伟民不去立人，不去达人，一心只想达己。中国女排又将是什么样子？他能“达”得起来吗？

袁伟民的例子，值得每一个管理者深思。他的实例告诉我们，“立己立人，达已达人”不仅从道理上讲是正确的，就是从“立己”、“达己”上来讲也是最有利的。愿我们的管理者都来自觉地走上这条对人对己都有利的管理康庄大道，在实践中创造出更丰富多彩的“立人”、“达人”的可行途径，使管理学更富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