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子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管理，作为实践，由来已久。但是，管理上升为科学，发端于西方。本世纪以来，尤其在 70 年代以前，管理学迅速发展，学派林立，一片繁荣景象。应该说，在管理科学化、定量化方面，西方管理是功不可没的。

但是，任何管理都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东、西方文化，各有长短。由东、西方文化环境所产生的东、西方管理思想、理论、模式、方法，也必然各有短长。

西方文化追求功利，在管理上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应该说，各种物质欲望是客观存在，也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动力所在。但是，人的欲望决不只是物质的，尤其是人的精神追求可谓五彩缤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和物质刺激，就不无偏颇。同时，人的物质欲望的增长速度，有时远远超过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如果过分刺激人的物质欲望，就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孔子的管理思想，既承认“利”（个人的物欲），又强调“义”（利他、利公的精神和道德），强调义利的统一， 提倡用“义”来制约“利”，达到中庸的境界。

西方管理注重竞争。竞争，有利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社会、企业充满活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客观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而， 企业为生存发展，在经营实践中必须树立竞争意识，提高竞争能力。而企业内部的竞争，并不总是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的。引导得不好，往往会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产生内耗。孔子提倡的“和”或许是克服上述缺陷的一剂良方。正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一些西方学者，主张东西方文化互溶，东西方管理思想互补。这种互补的功效，在日本已初见成效。

孔子的管理思想由于时代的限制，其中的部分内容已经明显地过时了， 甚至是陈腐的。比如：孔子所强调的“礼”主要是周礼，对今天来说是毫无实用价值的。又如：他在论述处理人际关系时，对象是那个时代的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在今天的管理实践中，人际关系要比当时复杂得多。同时，即使在类似的人际关系中，如君臣关系与今天的上下级关系，由于时代的变迁，处理的原则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对于这些已

经过时的东西，作为今天的管理工作者，的确没有必要下功失去钻研，更没有必要去继承、应用。

管理，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孔子的管理思想，有明显的时代性，这是它的个性。但是，在这个性之中，又存在着民族性、世界性这样的共性。比如：孔子的仁学，以及在仁学基础上的“为政”、“教化”的思想，其中就有不少超越时代、超越国界的属于世界共性的东西。因为仁爱是人类共同的主题。在“引”中，我所举的两个案例，尤其是石家庄第二印染厂的例子， 就是有力的证明。

管理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是，统一并不是同一。同一个形式，同一个概念，可以表达同一个内容，也可表达不同的意思，甚至相反的意思。这完全取决于运用这一形式、概念的人的立场。比如，“忠”这个概念，既可以表述为“愚忠”、忠君，也可以解释为“忠诚”，还可以引伸到忠于祖国， 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忠于企业，忠于职责上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孔子管理思想中那些合理的部分进行适当的改造，给它注入时代的气息，成为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管理思想。这正是继承、发展与创新。

孔子管理思想的二重性，还表现在他的管理思想中的同一个命题，往往蕴涵着两种价值取向。这两种价值取向，用现代管理的尺度去衡量，一种是积极的；另一种是消极的。这就是孔子管理思想中隐含的价值悖论。比如： 仁，是孔子管理思想中的重要命题。在孔子那里，仁既被解释为爱亲、亲亲， 成为有差等的爱，这是消极的；但同时，仁又披表述为爱人、爱众人，成为平等的爱，这是积极的。又如：和，它既有排斥必要的竞争的消极价值，又有推动人际关系和谐的积极价值。再如：义利，它既有重义轻利，轻视功利的消极面；又有以义节利，私利服从公利，小利服从大利，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积极面。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忠恕，群体意识，君臣、君民关系等一系列管理思想的重要命题中。

探索孔子管理思想的真谛，研讨孔子管理思想中的精髓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是作者的责任。但是，如果要求作者对孔子管理思想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解释是困难的。其原因，除作者自身素质限制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是每一时代的学者对孔子学说的研究、解释都是根据当时的时代需要，因此，必然有选择地研究和发挥孔子学说的某几个方面。笔者也只能从当代管理的需要出发去研究孔子管理思想；二是不同学科的学者，由于学科性质的不同，对孔学研究的角度也不可能相同，必然会有所选择，有所取舍。笔者也无法逃脱这种“实用”的倾向。这一点，务请读者鉴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