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娱神的陕南端公戏

那还是在很早很早的时候，生活在汉水流域的羌族人，由于人们掌握的科学知识少，如果族里有人得了病，只能把希望寄托于神灵，于是当时的人便把端公请来，希望他能驱魔除病。

端公也就是巫师，在当地人看来是天神马头驾前执事使者，负有神圣差遣、驱魔逐鬼的职责，所以他们在陕南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神圣。

据史料记载，早在屈原时代，楚汉之地喜作神鬼之歌而好词。至宋代，“踏青药市之集尤甚，好歌曲”。这样，端公神婆们便吸取民间歌谣里的一些小调，出奇使怪，变化旋律，使其更适合于悦神娱人的演需要。

到了清代的时候，随着地方戏曲的崛起，端公和神婆也受影响，使“神歌”的内容从民谣杂语推进到宣扬因果报应，再推进到编演男女情爱和家庭纠纷的故事。于是也就出现了《女贤良》、《姊妹吵架》、《祖师成圣》等节目。

当时在陕南对“坛戏”有较大影响的是大筒子戏，本是秦巴山区社火秧歌发展起来的，端公为了招徕生意便邀集了一些民间艺人，特别是大筒子戏艺人为其“庆坛”踏歌伴奏陪唱，于是逐渐引进了大筒子戏的音乐唱腔与部分剧目，由于筒子戏的被吸收，使“庆坛”活动于端公戏迅速发展起来，到清代乾隆年间时，端公戏在汉中、安康的丘陵、山区已有很大势力。在此期间，端公戏又逐渐地吸收了秦巴山区丰富的山歌民谣与民间舞蹈的滋养，从而淘汰了原始宗教仪式中的一些颂神歌词与祭祈节目，也很少见宗教色彩，基本是健康的情歌与山歌。

于是出现了许多以艺为业而非以巫为生的职业艺人与职业班，经常在汉水流域巡回演出，使端公戏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汉水上游的端公戏，较多地接收了本地山歌和桄桄的影响而形成的一派，称“汉中派”。它以汉中为中心，从汉水分界，汉水南路较多地接受巴山语音与二黄戏的影响，演唱风格比较柔和、细腻、辛辣、风趣；汉水北路较多地接受秦岭山区语音和桄桄的影响，演唱风格比较粗犷、悲壮、豪情激荡。

陕南端公戏行当划分为老生、小生、老旦、小旦、花脸、比较简单。该戏在长期流传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富于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唱腔和表演。

陕南端公戏音乐多见于五声羽调式和五声商征调式，结构完整，旋律起伏不大，比较平稳，一般在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等。

陕南端公戏的演唱节奏明快，气氛热烈，音调与词的结合是唱非唱、说非说，流动感强，很注意字与音的韵味。乐曲中常出现一个乐句反复演唱，领唱时不用打击乐，合唱时则加入打击乐伴奏。

陕南端公戏的伴奏以打击乐为主，一般常用马锣、中锣、钹、小钗、鼓。据说前几辈人起，开始加入“胡琴”即自制的竹筒二胡、喇叭，伴奏时用于唱腔前奏、间奏、结尾。一般情况，唱时不舞，舞时不唱，多数情况是演唱者在唱腔间奏中随锣鼓声起舞。

陕南端公戏的音乐表现出各种人物喜、怒、哀、乐及烘托气氛、情景，具有古朴厚重的特色。如“关爷”出场的唱腔铿锵有力，加上“土长号”和“牛角”，以及打击乐的声响，很有古战场的气氛。

陕南端公戏音乐根据节目和表演形式，有祭祀性音乐、正戏音乐和外戏音乐几种类型。祭祀性音乐和正戏音乐，是为傩仪服务的，是具有宗教色彩的音乐，具有古老吟诵风格。

外戏音乐是在传统的正戏基础上，吸取了当地的花灯小调、民歌民谣，以及一些外来戏曲音乐形成的。这些音乐，提高了陕南端公戏的表现力。

牛角和师刀在端公戏的演出中既是常用道具，也是具有特殊音响效果的乐器。牛角吹奏出的声音，基本上没有旋律，只有两个音高，通常都是在一个小二度上进行，由高及低发出颤音，给人以森严悲壮的乐感。师刀舞动时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给陕南端公戏音乐蒙上一层宗教神秘色彩，造成一种巫术活动的氛围。

陕南端公戏音乐的板腔体系正在形成。据端公老艺人说有“九板十三腔”。

“九板”是指锣鼓的九种打法，也可称为“板式”。“九板”是“扑灯蛾”、“凤点头”、“双柏翅”、“单夹双”、“三捶锣”、“双凤朝阳”、“朝金殿”、“豹子头”、“三击鼓”。

“十三腔”即各种不同的唱腔。包括“滴水”、“神河”、“悲哀”、“二黄”、“慢三眼”、“喜乐”、“猛虎”、“三黄快”、“倒数”、“桃花拜柳”、“二黄原”、“三黄散”、“四平调”等，不过这些唱腔所在的地方不同，所叫的名称也稍有不同。

端公戏的表演动作比较简单，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程式化动作，除动作的模拟外，有不少类似拳术和戏曲动作的舞姿。

步伐自由而少规整，常用的有“左右踏步”、“大小八字步”、“丁字步”、“踱脚”、“搓步”、“平步”、“前后点步”、“半蹲”、“平步旋转”，舞步迅速而多变。

在表演达到高潮时也有“腾跃”、“蹦窜”、“翻滚”、“旋转”等一些技巧性动作，还有类似戏曲“亮相”的造型和片刻停顿，强调动作的力度、力感。

演员在表演时还遵循对称、方整的程式向两个或4个方向重复一套动作，让四方围观的观众都能看得见。而且，端公戏的舞蹈也逐渐趋向程式化，舞蹈动作就有单插翅、双插翅、手拨摇摆步、单金、双金、起飞式、大团圆、滴水舞等。

陕南端公戏相关的道具和装置主要有神榜、师牌、勅令、法印、法铃、角卦、号角、师刀、令旗、令剑、法衣、法裙、冠帽、面具、木雕神像等。

神榜就是用纸或布绘制的神像。长方形，小的不低于1米，大的有几米，分三五层绘制，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界主要神圣，矿物或植物颜料，铁线描后用桐油浸润。

师牌一般长30厘米左右，宽8厘米左右的长方形小木合子，内装师传的《传牌度职牒文》，然后再以红布包裹，连带绣花布条。为传师授徒的凭证。

勅令相当于官爷们的惊堂木。法印就是黄铜印。有指的是佛法僧宝、道经师宝、五雷烤罩。师刀是一直径20厘米的铁圈内串有6个、8个、九个不等的古铜钱或小铁圆环，可以作为乐器伴奏。

号角为两块雕空半圆木，再黏合一起成牛角形状，可吹响，作为乐器伴奏。令旗就是三角红黄小旗。刀、剑为戏中的武打道具。衣、裙也称八卦衣，八卦裙。冠为佛家、道家做法事时头上所戴的帽子，象征坛主。

面具就是和人面大小相同的木雕的人或兽样面壳，七窍雕空彩绘，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代表扮演之神圣。木雕神像代表坛神或坛公坛婆。

端公戏演出剧目，多为小戏、喜剧，以反映群众日常生活、精神面貌、乡土风俗和儿女私情内容的居多。如《让课》、《请长工》、《审缸》、《十八里相送》、《刘海砍樵》、《洞宾戏牡丹》等。

新中国成立后，汉中地区曾多次组织人力挖掘端公戏剧目，汉中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创作、改编、移植、整理的端公小戏。

如《打麦场》、《吹鼓手招亲》、《双献料》、《赶工》、《讨债》、《好媳妇》、《一分工》等。其中，《一分工》还为录音、灌唱片，流行到全国各地。

[旁注]

羌族　是我国西南的一个古老民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部、绵阳市的北川县、平武县和陕西省汉中、宝鸡等部分地区。羌族人民能歌善舞，且崇信原始宗教，盛行万物有灵，多种信仰的灵物崇拜。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8年），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左徒，后因遭贵族排挤，被流放沅、湘流域，楚国被攻破后屈原在汨罗江怀石自杀。屈原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并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

傩仪　是我国古时类似于一些特殊的祭祀活动。它起源于史前，盛行于商周。周代的傩仪是四季驱邪逐疫。傩仪中的主神是方相氏。两汉时，傩仪中出现了与方相氏相配的12兽。魏晋南北朝隋唐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分，方相氏和12神兽的角色由乐人扮演。

拳术　徒手的武术，是武术中徒手技法的总称。我国的拳术最初是人们为了免受野兽的侵袭和猎取生活资料，采用拳打、脚踢、指抓、跳跃、翻滚等动作逐渐发展形成的。后来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套路，并受不同素影响形成了许多运动风格和特点各异的拳种流派。

惊堂木　我国惊堂木的出现和使用，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各级衙门都可以在开庭时使用，一般的惊堂木上都刻有象征权威的图案，清代以前最常见的是龙造型的图案，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款式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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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公戏是傩戏在陕南的称呼。我国的傩戏是由傩、傩舞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与艺术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古朴、原始、独特的戏曲样式。

它是被人们遗忘的我国古老的傩文化的载体。作为这种古老文化的遗存。它以独特的方式，一直在民间传承保存到现在，成为我国傩文化的“活化石”。

我国的傩，种类繁多，主要有四种类型，一是民间傩，又称“百姓傩”，是流行于民间的傩，春秋时叫“乡人傩”；二是宫廷傩，是在宫廷中进行的傩，也称“大傩”、“国傩”；三是军傩，是古代部队里的傩，剧目多为战争题材的历史演义戏；四是寺院傩，它是活动于寺院的傩，藏族的傩仪叫“羌姆”，即“跳神”。寺院傩与藏戏有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