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军事思想

自秦至西汉，经历了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以后，汉和匈奴之间又进行大规模战争，汉最终取胜，这与汉以正确的军事思想为指导分不开。

在反秦斗争和楚汉战争期间，张良以《黄石公三略》（简称《三略》） 为军事指导，扶助汉高祖刘邦打败对手并夺得天下。

《三略》是由黄石公保存的西周姜太公的《太公兵法》一书，因它有上中下 3 篇谋略故名。《三略》着重阐述政略，且常引用古代军谚和兵书中的言语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还注重阐发君臣关系之理，受到历代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重视，从宋代起即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其内容涉及三大关系，即将帅与部下的关系、国君与将帅的关系、国君与文武大臣的关系。只有处理好了这三大关系，方能很好地治国治军，书中详细论述了处理这些关系的高招。

首先，将帅若想治好军、打胜仗、获功名，必须做到下述 5 个方面：一是“通志于众”，“志”即崇高思想。将帅应使全体官兵明白，他们作战是为了一个崇高思想。这样，官兵目标明确，定会积极作战，其战必胜；二是体察下情。将帅应了解部下，根据部下所长，使其充分发挥作用。该书作者将部下分为危者、惧者、叛者、冤者、诉者、卑者、强者、故者、贪者、欲者、畏者、谋者、谗者、毁者、反者、横者、满者、归者、服者、降者 20 种，并提出了一套驾御他们的办法；三是赏罚分明。将帅应严格治军，以礼与禄作为对部下的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奖励，同时亦要严惩违令者，“将无威， 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①；四是同甘共苦。将帅应作到下述军谚所说的准则，即“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 将不言饥”②。以此将帅一心，战胜敌人；五是去奸用贤。将帅应善用贤人， 去除奸侫，否则将陷于失败。

在国君与武将之间，更应遵循一些原则。一是作战期间，国王应给武将以充分的自主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这样才能获得胜利。战争结束之后，国王应尽快收回将帅手中的兵权，以免其拥兵自重，不利王权；二是注重自身道德与威严的树立，国君与将帅均应如此。因为，国君无德则“臣叛”，无威则“失权”；臣下无德则无以“事君”，无威则“国弱”。但威不可太多，“威多”会导致身败名裂。此外，国君还应善施权术，即会用计策，否则便不能“决嫌定疑”、“破奸息寇”并获得成功。

在国君与文武大臣之间，国君应实行清静政治，而不应好大喜功，这样才能招来更多的忠臣，否则会激起民怨，致使君臣不和。国王还须政令严肃， 不使“邪臣”有得势之机；要惩恶扬善，用贤避邪，如此方能得天下并治天下。

西汉初期，汉常受匈羌袭扰。汉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仍未阻止匈奴的侵袭。汉文帝时，丞相晁错上《言兵事疏》，其中认真分析了当时汉匈的军事力量对比，指出了匈奴的三大特长（行动敏捷、能骑善射、耐饥渴疲劳），这是汉军无法与之相比的；同时也提出了汉军拥有的五大优势（平原战车、劲弩长戟、混编军阵、材官骑射、马下肉搏），这也是匈奴不曾具备的。因此，汉胜匈奴完全可能。为战胜匈奴，汉应采取“以蛮夷制蛮夷” 之策，同时选择良将安边立功，再具备“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 三条件①。此主张后为武帝所用。

宣帝时，西羌诸部骚扰汉境，后将军赵充国率兵逐先零羌之后又降各部羌人万余人，并上《屯田制羌疏》，以“慎战”和“贵谋而贱战”之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罢骑兵屯田”②，使羌瓦解而去之。这在当时是正确的。

武帝建元年间，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写成《淮南子》

（亦称《淮南鸿烈》）一书，其中有专章（《淮南子·兵略训》）论军事， 提出了一系列的军事理论。

该书对战争的起源和性质提出自己的见解。人类因物质利益不均而战， 争战不可免，但战争性质有“得道”与“失道”之分，失道之兵弱，得道之兵强。

作者以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胜负，得道者得民心，失道者失民心；主张先谋略而后战，在君王、将帅、民心、军需、士卒等方面具备优势后再战， 定能取得胜利。

在战斗中，应具备“三势”、“二权”。所谓“三势”，即行动有“气势”、善利用“地势”、据敌情知“因势”；“二权”为“知权”（巧妙侦察设伏）和“事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

作者非常推崇道家思想，精辟论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主张以静制动， 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敌躁我静，疲其力；“无法无仪”、“无名无状”、变幻莫测乃无形之静举，能使敌人无可奈何；有形之举有四：或以天时、或以地利、或以巧举、或以人和，此乃善采取军事行动者常用之法， 但它们能被相应的办法破除。因此，“唯无形之静举为上”①。

《淮南子，兵略训》还较细致地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与其它兵书一样强调将帅的作用。该书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