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因为我们已经一步一步的研究了现存的社会制度并且观察到它的力量从及它的弱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了——因为我们对于它的力量之所由来的因素，也已一一考查过了，并且也注视到它们的种种正确的和不正确的结合和应用了——因为我们也已经看到这种制度，从许多年代以来，就强加于生产阶级身上的一切重担和祸害中的好多种了，并且我们对于设法减轻和扫除国民苦难所提出的各种救治方案，也是已经作过一番探讨了——所以现在尚存留着的任务，就是要这些受压迫和受蔑视的阶级的人们来决定是否要有任何和什么变革，并且还要决定一个行动的时辰了。

他们的最初步的和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在他们之间广泛地灌输他们所受迫害和如何救治的知识——亦即手段与目的二者。他们必先得到这种知识，他们必先依照这种知识来指挥行动，并且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块而又导向同一的目标，然后他们才能够不再像过去一样，只做别人的工具和孙子。倘使他们之中有人是安于他们现在在社会里的地位和将来的远景了的——他们相信上苍已命定他们是他们的同人的奴隶和鱼肉了的——他们在被年年不断的劳役折磨尽了的时候，就心安理得地在道旁倒下，并且像一只狗一样死去就算完事了的——倘使在劳动人民中是有这种人的话，那么他们是不想要有什么改革了的；但是倘使还有一班相信人权是平等的人们——相信任何人没有权利统治别人的——相信生命的存在并不是专为永不止息地在劳役着的一套把戏，而是还有别的目的的——那么他们就将要求改善现状，并且他们也将达到目的。倘使在中等阶级和高等阶级之中，有人并不希冀比现在所享受的还要更能逞其所欲的话——他们觉得这样生存于世可以算是已经没有什么欠缺了，没有什么切望尚未满足了，并且前途也不会黑暗或靠不住了—— 那么这类的人就会说，一切的社会改革都是空中楼阁罢了。但是社会里这些阶级的人，倘使都是被天才和劳动所能创造出来的一切东西所包围着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觉得除了吃喝以外，还可发挥别的力量——他们也会觉得他们都有各种能力和情感的种子，可惜现在找不到可以下种的沃土——他们也会觉得将来的安全保证，现尚没有稳固的基础——那么在我们说起变革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倾耳而听了。他们也会用尽才力和能力去探求生命的性质从及它的目的何在，并且他们也会承认里在的社会制度，确是需要一番大大的修改和订正——有的是确需增补的，而且有的是应该完全废除的。

无论是怎样的去看，这种各人只管自己利益的现存制度，倘使与各人利益都结合起来的制度相比，那么昭昭在目的事实，就是后者在任何方面都是有它的优越性的。倘使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一般肉体上的舒服以及足衣足食的保证，那么共有共享和权利平等的制度就是对症的良方了——倘使我们都要一致行善修德并且压制一切恶意的动机而发扬普及的社会友爱等行为多少总是与社会的制度有一些关系的话，那么共有共享的制度正是我们所要求的一种制度了——倘使科学与技术的进军，脑力的正确培养与运用，以及实施成熟了的智慧所能计拟的一切规则时所需的种种便利，都是在一种社会里边所不可缺的事项，那么共有共享的制度，一定是一切制度中最为相宜的制度了。

人们一直也是尽心竭力互相勉励专心为善的，可惜只是凭着谆谆善诱的功夫来发扬公理和道德的原则罢了。至于一切包围我们的情况——一切为善

和为恶的原动力——却是从未予以考虑；并且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之下，既然大半的情况是不利于所述原则的实施，所以这些原则一定是不能发生效力而且是毫无所用的。人们必须管制住行动的诱因，然后才能管制住他们的行动；因为一切原则的价值只不过是依照原则是否能够付诸实践的程度的比例而定的，并且还只好依照原则是否能够与人类的经常需要和紧急需要相结合的程度的比例而定的。从一般的事物的性质以及它们间的行动和反动的相互作用来看，我们是可以肯定地说，每一个人都是有他的一定限度的身价的——限度固然是有的，可是超过限度的利诱亦是难以抗拒的——没有充分的诱惑因素，乃是人人能够忠实的共同保证。所以原则和利益必须是一致的；因为倘使他们是冲突的，恐怕我们的行为也就要朝三暮四似的了，我们的节操也靠不住了，我们的道德也不一定会常常战胜一切的了。经验证明这句话是真的，虽然它是人类的虚荣心所不堪忍受的；因为道德与宗教的自身力量是不能使人常常依照“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道理去做的。现在围绕着我们的一切情况，几乎是每一个钟头都在鼓动着我们去破坏这一伟大的规律，虽然原则是促使我们去奉行它；所以除非这些情况是予以统制和指导使有助于走向我们所欲达的目的，那么原则将成为常常在口头上听到而非在行动中常常见到的空论了。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的公理和平等原则，就将这样地创造并统制一切有利于道德和慈善的实施的情况，并且因此使人比较容易走上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道路，而不走到相反的道路上去。

现在许多的人，也像经济学家与搞政治的人一样，用一种狭小的眼光来观察现在的社会情况，以为现在存在的祸害乃是由于人民没有知识所促成的；并且为了要填补这一缺陷，他们都想要建立一种国民教育制度，并且使得一切的人都有阅读和写作的能力。但是因为现在的祸害根源就是在现在的社会结构里边，所以在这种结构无所改变的时候，单凭知识的力量去消除这些祸害将是无济于事的。生活的舒服，乃是培养大众的满足和社会的和协的唯一基础，亦是知识和道德能够永远生根而且还能开花结果的基础。

脑力的培养——亦即新的需求和愿望的形成——并不会使我们的身体，对于一切的劳役和艰苦，变得麻木不仁，也并不使我们的心，对于一切的侮辱和伤害，变得不知不觉，而是要使我们的身与心，对于一切这些印象的敏感，增加到无穷无尽的程度，并且会使过去几乎是不知不觉的担负现已变得难以忍受得住了。只有在境况较为安逸的条件之下，知识对于节操和道德二者才能起着促进的作用。倘使我们的境况没有改进而知识和需求却逐步前进，那么我们的过失与罪恶亦将逐步前进，因为它们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愚昧无知，不如说是肉体的苦楚。人们的不满都是从满足欲望的资料不足而来的；并且凡是要增长欲望而不能同时增加满足欲望的资料的措施——这就破坏了自然存在于低级的肉体生活与现智生活间的平衡——就将引起社会的骚动以及现存制度的破坏。每一次的政治示威和每一次的工会集合，都是运用理智的结果，目的在于将肉体的人提高到理智的人的水平——亦即将满足欲望的资料提高到欲望的水平——亦即将理想与实行的步骤放得速度一致。虽然有些主张政治变革的人们大胆公认只有通过暴力才能实现任何有利

的措施，但是还有另一些人们却以为一切的东西，毕竟总是可以用说服的方法得到的。政治权力的获得，或将使劳动阶级有利，或将使之不能得任何利益。倘使是对他们有利的，为什么共和政体的美国的劳动人民还是生存在上面所述的那种情形之下呢？——并且倘使是对他们无利的，为什么大家都要

争取它（政治权力）而不争取一切别的东西呢？假使普选和其他的必需条件都得到了——国会的议员个个都是工人们所选举出来的并且个个都是工人

——可是这种假定绝对不可能共同存在的。只要上议院与国王是构成政府的一部分时，这种样子的一个国会自然是一点也不能自由行动的，而且是每动必败等于落空的。我们不妨再假定这两种对于政治改进的障碍都是去掉了，并且政治权力都交托给生产的人们了——这一假定当然比上面的任何假定更靠不住了。这样组成的一个政府的首要使命，就是要在雇主与雇佣者之间负起干涉的责任。增加工资和减少劳动时间的法律自然就会由它制订出来—— 许多地方的机器将被拆除——雇主拒绝雇用二流子的权力将要撤销——并且社会的商务法规就将不时改变以应某些阶级的生产者的迫切需要。这一切都将形成社会演变——它们将影响现在构成社会的各阶级的相对地位，但是并没有改正来自这种阶级分划的祸害——生产是在杂乱的和时常改变的设施中进行——互相交替地压低这一阶级和提高那一阶级，并且使社会成为专横和憎恨的温床。

凡是搞政治的人和搞工会的人所争取的一切变革，必须干预现存的社会设施才能发生效力，而且就这样地在事实上就成为社会的变革了。资本家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桩事情正像他们看到工人是不满于他的命运一样。生产者的要求和希望是可以在他的行动里看出来的，并且也在他们的一切动向中表现出来的。事情就是如此——既然看见在他的眼前，除了夺取他的财产和毁灭他的势力之外，就别无任何东西了，倘使劳动人民是取得政治权力的话

——难道我们还可以假定资本家会将一种武器，放到他的自然的敌人的手里去么？——难道他会将政治权力交给农奴，而毫无代价地去冒那种风险，将自己的地位和积累都断送掉么？凡是以为资本家们或者他们的政府，即使没有为敌人的实力所逼，也会出此自杀下策的人们，未免是太不懂人情了啊。劳动人民的脑力是这样地为人所轻视——他和他的能力是这样彻头彻尾地被社会里别的阶级所玩弄与卑视——所以任何一点为工人着想的不着边陈的渺茫利益，或者任何一点要从资本家身上拿走的东西，都将由执掌大权者予以保留，一直到了无法再安全保留的最后一分钟为止。这样看来，既然政治权力的本身就是难以在劳动人民手里掌握的武器——因为除了实力以外就很难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取得这种权力了——所以我们就不可一刻不考虑到用较安全和较公正的方法，立即向着归根结底是一切其他变革的最后目的的共有共享领域进军；并且这是能够用收购方法做成的，无须要武力或内乱来相伴的。

关于一切真的或假的朋友向他们提出任何一个和每一个救治方法的一桩事情，劳动阶级的人应该用远大的眼光，来观察他们现在的整个地位——他们的劳役的多少，他们怎佯的依赖和隶属别的阶级，他们的报酬的微薄，以及他们在年老时候的可能境况——并且用他们在这个题目上所能起的作用，来测验一切这些救洽方法。倘使有人告诉生产者们去想法夺取政权——去争取这一种或那一种政府措施——他就应孩向一切要领导他的人打听打听：“这一变革会减轻我的劳役么，会增加我的享受么，会增多我的独立么，会担保我的工作和报酬一直到老么，并且还会维持我舒舒服服地一直到死么？”我们之所以要求变革，无非就是要得到这一切罢了，并且凡是与此相反的情形，亦就是我们所要去救治的。所以每一种救治方法，在使用权利平等的测验面前，就要退避三舍了的——每一种救治方法都申明只能按劳动阶级的身份来

改变劳动阶级的人的地位的——每一种救治方法并不立时就抓住基本原则而且亦不根除现在存在的迫害与祸患的原因的，都是应该侦查明白同为理性与公理之所不容的。

在强权与公理之间现在正在进行的冲突里边，并且在人们正在争论到底他们所必须用到的武器，还是暴力好呢，抑是理智好呢的时候，他们对于有关如何运用这二种力量的已往经验，必须是不可忽视的。但是这种考虑并不影响财产共有制度的建立；因为它既不靠暴力，也不靠一种方法，来促使政府相信它的必要性，而是专靠一笔足够的基金的筹集，俾得依照上面所解析过了的原则，立即收购现存的固定资本，或者在营业以后采用分期付款的办法。

我们可以有二种方法来完成单纯的政府改革；第一是用说服的方法，第二是用强迫的方法。要使人民革命能有成效，总是要先行说服，然后方可继之以暴力；因为暴力只能建业而不能长期守成。在人民不知人权为何物时，固然是可以劝导他们或强迫他们服从专制政治。在他们略有这种知识或者了解到一知半解的程度时，他们就很有可能要推翻他们的政府了；但是，倘使他们是这佯地成功了的话，他们几乎一定要失掉他们的一切胜利成果的。只是在有关原理的知识广泛地传播开了以后，并且要求改革的欲望也像这种知识普及了以后所将要求的一样，那么这一个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了，并且也没有一种与人民大众的力量相对抗和相敌对的力量，能够存在得这样长久了。

但是，受压迫的人的力量，在它与压迫者的力量交锋的时候，固然是所向无敌的，可是在已往的记录里边，竟没有一言一语提到一个国家的人民大众，曾经得到过他们的力量替他们赢得的胜利的成果。他们所已经做过了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他们所推倒的东西的碎块断片，将一种改头换面的暴政又建立起来；并且只要他们对于不平等交换的原则和一切暴政由以产生的不平等情况一天置之不顾和不加约束，那么他们的一切努力，或者是诉诸武力，或者是一时破坏专制的政府，就将一天不能推动真正自由的前进。正确的救治方案的成立，并不在于一个政府的破坏，而是在于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毁灭；所以我们将要利用的正确工具是理性而不是暴力——是信服而不是强迫—— 是收购而不是抢劫——是有系统地应用一切联合的力量，而不是一种无纪律的乱动。

由于现在的社会设施所压在生产阶级身上的负担的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倒是没有多大重要性的。这些估计实在就可以作为一种对于现仍存在的制度的描述；并且我们对于社会现状和阶级的收益只须偶尔一看，立即就能指出生产者的种种损失，并不算估计得过高。虽然其中一些负担是可以减轻的，并且许多现存的社会祸害是可以通过政府的各种措施而加以限制的，但是这一类的局部改进，并不能算是维持现在的制度的理由。一切现存的错误都是在原则上的错误——在理性，公理，和平等权利上所犯的错误——所以必须是在原则上予以消除。

既然有关现在的制度的性质与趋势的知识是普遍地传播开了——既然生产阶级的注意力是由政府的变革转移到社会的变革了——既然他们开始要团结一切分散的力量并且要采取各种手段向着他们的目标去做了——既然这些准备好了的步骤都是在向前进行着了，所以许多冒牌的先知和别有用心的说客就都乘机而起，并且企图将人民引导和骗诱到歧途上去。同时，在考虑到

所欲达的目的的性质和重要的时候——在看到它和现在的社会的组成以及从这样组成的社会而来的政府的冷酷无情和野蛮残暴的特质有何关系的时候—

—无疑地，参议员席上的滔滔大论和教士讲台上的现身说法将加紧速度接踵而来，一致反对一切对现存制度的改革者。充满了政府专制的野蛮的和流血的纪录的历史的每一页里，也对我们作了这样的警告；凡是对于一种社会变革的判罪，倘使用尽了一切的咒骂也是徒然的话，那么用大炮和刺刀来讲道理的时候就将到了。但是这佯性质的想法是与真理的寻求者不相干的，并且它们对于他所看到的原则也是不能捐其一毫一丝的。个人并没有力量决定个别的变革是必须怎样地去完成的。他们可以将信心寄托在原则上面，而静待事件的结果就好了。各方面所表示的，都在不至于被人误会的大声中告诉我们，一切伟大变革的要素都是在醢酿着了；并且不管目前的光景是怎么样的，较光明和较好的先驱是可以看得到了。我们心中的一线亮光现正是光芒四射，照透了强权时代的黑暗边界，并且在公理时代负起了先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