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的建策

从真宗统治时期以来，朝廷中就在议论着各种各样的改革的建策，仁宗朝这种议论更加发展。下面是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主张和实施方案。王禹偁的“五事”——真宗初即位，知扬州王禹偁即应诏上疏，建言五

事：一是“谨边防，通盟好”（对辽夏）；二是“减冗兵、并冗吏”，从而减少“山泽之利”的税收；三是严格选举，使入官不滥；四是淘汰僧尼；五是“亲大臣远小人（宦官）”，朝廷信用宰相不疑，宰相择用诸司长官。王禹偁的建议，主旨是在减少官兵冗员，他认为这是“国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宋祁的“三冗三费”——一○三九年（仁宗宝元二年），天章阁待制、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一） 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各级官员增加到以前的五倍：（二）厢军几十万人不作战而耗衣食；（三）僧道越来越多，没有定数。没有受戒的，已有五十多万。“三费”：一是道场斋醮（音轿 ji4o），百司供费不资；二是京师多建寺观， 又多设徒卒，添置官府衣粮；三是大臣罢黜（音触 ch)），仍带节度使衔， 靡费国用。宋祁最后又建议仁宗和后宫应节俭，不得妄费。宋祁的建策，主旨仍在裁减官兵，节省靡费，是沿袭王禹偁而略有发展。

范仲淹的“新政”——一○四三年（庆历三年），仁宗任用范仲淹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要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九月，范仲淹奉诏条上十事，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夷狄（指辽夏） 骄横，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所上十事是：（一） “明黜陟（音治 zh@）”。即改变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的磨勘法。官员中有大功“高才异行”者，可特加任用。老病愚昧者另作处理。有罪者按情节轻重处分。（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官员子弟“恩荫”作官的旧法，严加限制，以减省冗官。（三）“精贡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

旧制，着重策论和经学。（四）“择官长”。严格选择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各州县长官。（五）“均公田”。各地官员按等级给以多少不等的“职田”， 用来“责其廉节”，防止贪污。（六）“厚农桑”。每年二月，提倡各地开河渠，修筑堤堰陂塘，以利农业生产。（七）“修武备”。京师招募卫兵五万人，以捍卫朝廷。（八）“减徭役”。裁并州县建置，使徭役相对地减少。

（九）“覃恩信”（覃音潭 t2n）。朝廷有赦令，各地必须执行。（十）“重命令”。各地法令应由朝廷统一。

范仲淹提出的十项建策，除兴修水利属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其他各项都在于整顿政权机构，以加强宋朝的统治。范仲淹疏上，仁宗颁行全国，号称“新政”。只是修武备一项未能付诸实行。次年，范仲淹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抵御西夏，朝中官员对新政多有指责。一○四五年初，仁宗即下诏罢废关于磨勘和恩荫的新法。范仲淹被罢免。富弼因附和改磨勘法，被指为范仲淹朋党，也被罢免。韩琦上书谏罢富、范，不准。韩琦被迫出朝，知扬州。范仲淹提出的所谓新政，前后只一年左右，便因贵族、官员们的反对而失败。一○五二年，范仲淹病死。

文彦博的“省兵”——皇祐元年（一○四九年）十二月，宰相文彦博、枢密使庞籍，以国用不足，建议省兵，裁减禁军归农。沿边诸将反对，说是兵士都会弓刀，裁减后必“相聚为盗贼”（起义反抗）。文、庞同奏：公私困竭，只是由于养兵太多；万一“聚为盗贼”，两人愿拚死去镇压。仁宗采文彦博等的建议，下诏陕西保捷兵（禁军）年五十以上和短弱者放归农。共放归三万五千人，存五万人。据说陕西沿边养一兵一年需钱七十贯，省兵后， 每年可节省二百四十五万贯。但此后，王德用为枢密使（一○五四——一○ 五五年），又选厢军补禁军，兵额又增。

王安石上万言书——江西临川人王安石在一○四二年（仁宗庆历二年）， 中进士，年二十二岁。当年签书淮南判官，一○四七年调任鄞县（鄞音银 yín） 知县。文彦博建议省兵，王安石持异议，在鄞作《省兵》诗说：“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他指责宋朝兵制是“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提出“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一○五三年，王安石通判舒州。在地方州县做官的王安石，不像朝廷士大夫那样只看到了官僚机构庞大的一面，而且看到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大地主、大商人的残酷敲剥，将激起农民的反抗。在舒州作《发廪》诗， 指出“贫穷主兼并”，说：“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崎岖山谷间， 百室无一盈。”《感事》诗说：“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指农民起义）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取资官一毫， 奸桀已云富。”又作《兼并》诗，直指“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敲剥。掊音 p%u）乃为才”。真宗以“不抑兼并”作为国策，王安石这时已逐步酿成了诛抑兼并的变革思想。一○五七年，王安石调知常州。次年，移任提点江东刑狱，被召入朝，向仁宗上长达万言的奏疏，要求培植人才，改革法度。

王安石指出：国家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在于法度不合“先王之政”。如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又患人才不足，所以人才是当务之急。他建策从教养取任四个方面培植人才，使在位者得其才，然后再审视时势人情， 变更天下之弊法。万言书提出了“流俗所不讲”的一些新意，如说官员诚然

冗多，但官俸微不足道。前人理财是“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理财能得其道，即使官俸增加，也不致有损国家经费。又说当今“法令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是所谓“不能裁之以刑”，治之非其道。万言书奠立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 但并没有被仁宗采纳。

司马光上三札——陕州夏县人司马光，一○三九年中进士。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庞籍出知并州，司马光为并州通判，建议筑麟州堡以制西夏，结果宋军大败，庞籍因此得罪，司马光改任开封府推官。一○六一年， 司马光任同知谏院，向仁宗上三札子。一是论“君德”，说人君大德有三： 仁、明、武。要仁宗“以天性之至仁”，“善无不录，恶无不诛”。二是论“御臣”，任官信赏心罚，不要只是“累日月以进秩”。三是论“拣军”， “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司马光的三札，重复提出了范仲淹的“明黜陟” 和文彦博的“省兵”，强调“君德”“天性至仁”，是宣扬儒学，以别善恶。

南宋思想家陈亮曾经指出：“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但对改革的方针和途径，官员士大夫中显然有着不同的主张。司马光、文彦博等所主张的，只是局限于财用的节省和官兵的裁减升降，也就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现状，不作更大的改革。较为激进的范仲淹，也还是着重于官僚机构的整顿。王安石所提出的，是另一种主张，即从他所说的“大法”上着眼来变革法度。不是单纯地用官员升降的办法，而是以加强法治来整顿吏治；不是单纯地主张节省，而是以“理财”来增加国用；改革的方向也不是仅限于官兵，而且指向了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那些兼并之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两种主张的对立在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