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统治的腐败

南宋哲学家叶适曾经评论真宗、仁宗时的状况说：“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在因循苟简的思想统治下，国家军队和官员、皇室都一天天在腐败。

庞大腐败的军队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成为作战的精锐，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太宗时，增加到三十五万。真宗时增到四十三万二千。仁宗时，对西夏用兵，各路郡县招募兵士补充禁军。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变得空前的庞大。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太祖、太宗时选练的禁兵多已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减。后来的兵士没有听过战鼓，不识战阵。平时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不得不骄惰。太祖时，禁军领月粮，营在城西者在城东给，营在城东者在城西给， 都由自己背负。仁宗时，禁军领粮，甚至要雇人挑。首都东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游，买卖“伎巧绣画”，衣服举措都不像军兵。陕西路沿边的骑兵， 甚至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知道作战，见到敌人就怕死。宋对西夏作战屡战屡败。据说，西夏听说宋兵多禁军，就举手相贺，以为必胜。禁军由精锐变为腐败虚弱，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将帅无权，军队缺乏训练，矛盾逐渐显露。太祖、太宗或亲自领兵作战，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战事。他们出身将帅，显得从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 不懂军事，由皇帝制定阵图，只是束缚将帅，难以临阵指挥。将帅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往往争论不决。主帅要与钤辖、都监等聚议，也是“人人各出意见，议论不一”，往往坐失战机。帅臣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边地的将帅一年之间换三、五人。“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是士兵平时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宋败于西夏，有人上疏说：“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宋朝军事制度的弱点也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各地的厢军，到仁宗时也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其中经过训练（教阅） 的，多已陆续补充禁军。大量的厢军只是运输官物（纲运）和服杂役。州郡官经常迁调，每当新官到任，都要用厢兵修建馆舍，甚至有的州官用厢军织毛缎等货物出售谋利。仁宗时，宋祁上疏说：“现在天下的厢军不择瘦弱，

全都收配，只图供役，本不知兵，而且朝廷月费粮饷，岁费衣服。士兵数口之家不能自养，于是相继逃亡，成为‘盗贼’。”宋祁的话，暴露了厢军的腐败，也透露了农民士兵因遭受压迫在不断地反抗。

宋朝大量的禁兵、厢兵的主要来源是招募。宋朝对西夏作战，广泛募兵。各州官能募兵到一千人者，特升一官，因此兵额大增。遇有灾荒，宋朝为防止农民起义，大批招募“饥民”当兵。如仁宗时，河北路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至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选募强壮者充禁军，次者充厢军。关中、川峡各地也都在流民中大批募兵。

募兵以外，还有在农民中强迫抽丁的乡兵。宋初，在沿边各地农民中征雇，粮饷器械都由本乡自备，不隶国家兵籍。应征者在手背刺上义勇、弓箭、弩手、土丁等名号。真宗以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因对外作战，乡兵不断增加。仁宗、英宗时三路共达四十二万人。来源是在民间强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乡兵原来只在本土，对夏作战时，陕西路每家出一丁编为禁军，号保毅军和保捷军，到边地作战。梅尧臣《田家语》诗说：“三丁籍一壮，⋯⋯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 “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据诗序说：“主司欲以多媚上，⋯⋯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所记当近事实。韩琦在陕西大量招兵，自称他的功绩是“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事实恰好相反。大量募兵和大量抽丁的结果，民间丁壮越来越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都发生严重困难，挣扎在死亡线上。

庞大腐败的官僚机构宋朝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越来越多。一○○○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仁宗一朝，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都陆续加入各级官员的行列。科举以外，还有所谓“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有的大臣提出建议，改为五岁授官食禄，但遇节日郊祀，还可有例外。一○四七年一年，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一千多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遇有灾荒，地主如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韩琦在陕西修城，要地主雇人伕，按出工多少授官。朝廷甚至公然卖官，如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官，万贯给殿直官，如此等等。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滥。

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 现在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宗室吏员受禄者一万五千多人。各级官府还有大批不受禄的吏员，公然允许贪污受贿， 数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时四千二百余人，仁宗时一万一千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外地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清。仁宗时，宋祁上疏说“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官员可以额外增多，因此“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

倍于旧”。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要几倍于此。而且，真宗以后，又在不断增加。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田锡上疏说：“枢密院和中书省”“政出吏胥之手， 吏胥行遣，只检旧例，无旧例则不行”。结果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宋制，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 就加升迁。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怕招人非议，影响官位。李沆做宰相，接待宾客，很少讲话，弟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章得像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升到宰相。宋朝的御史，许据风闻（无证据）弹劾官员。御史以找寻官员的过失为能事，更加助长了官员的因循。仁宗时，张方平上疏指出：“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惴惴（音坠zhu@）危恐，一举一动，就说恐招人议。苟且因循，求免谤咎，那里还有功夫用心思为国呢？”各级官员层层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迁。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

太祖统一后，据说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太宗也对臣下极宽，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吕蒙正对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都好办了。” 太祖、太宗依据这个“大度宽容”的方针，争取到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继续标榜这个“祖宗旧法”，但逐渐流于对官员的放纵。除叛逆谋反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俸禄照旧，罪大者也只是降级到“远恶军州” 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到海南岛）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作官食禄。官员们相互庇护，有恃无恐，自宋初即公然贪污行贿。真宗以后， 更加放手敲剥人民，生活极其奢靡腐败。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丁谓作相，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工匠制作金酒器，“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仁宗时，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 宋庠（音祥 xi2ng）在政府，叫人对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咸菜。音激 jī）饭时么？”宋祁大笑说：“寄语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饭，是为了什么？”意思是说，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梁适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买卖。张璘（音砚 y4n）向梁适行贿，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说：“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王钦若知贡举，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三百五十两，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妻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名字写在手臂上，把贿银数密告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历朝的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 无不穷极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州郡文帐送上三司， 随帐都有贿赂，各有常数。足数即不发封检核，不足便百端刁难，成为通例。仁宗时，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蒲宗孟（曾任尚书左丞、知州） 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 “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么！”宋朝在各地军政机构设有“公使库”，

准许谋利作为官员用度，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各州军又有“回易务”，经营商贩，并将货物，抑配人户，强行售卖，甚至贩卖盐酒违禁之物，图规厚利，交结权幸。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有规定的俸禄，贪污受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贿赂公行，侈靡腐化。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腐烂了。

马克思曾把剥削制度社会的国家政权，比做“寄生赘瘤”。列宁写道：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①马克思、列宁这一深刻的揭露，对于宋代的封建国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宋王朝豢养着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军队，日益显示出他们是封建社会躯体上的大寄生虫，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不断有大臣上疏说，养兵的费用，已占国家岁入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禄虽然好象比养兵之费少，但通过多种途径贪污剥夺的财富，却比兵费还要大。用人民血汗养肥了的官吏和军队，又反过来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事实说明，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扫除这些寄生虫，历史才能前进。

侈靡腐朽的皇室 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虫，也是最大的耗费者。澶渊之盟后，真宗与王钦若定计，伪造“天书”，举行“封禅”（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以此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正月，真宗对群臣说：“去冬我梦见神人，说当降天书。”这时，皇城司果然奏报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有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贺，说是“天书”降临，拜读后藏于金匮。龙图阁待制孙奭（音式 sh@）对真宗说：“以臣愚所闻，天不会说话，那里还有书？”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间，王钦若又上言，泰山也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于泰山。”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 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王旦等随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一三年，又去亳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竞起，远近不胜其扰”。伪造“天书”、大修道观成为一大祸害，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财，带来了多少灾难！仁宗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 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祭祀如此，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渑音敏 m!n）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听说近年以来，宫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三卷，第一九五页。

什么给什么。大臣不敢谏，管财政的官也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 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诽谤而不得人心。”仁宗整天在宫中宴饮享乐。后宫数千人，赏赐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消费一空。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宋太祖曾对左右说：“军旅（战事）和饥荒要预作准备，不可等临事再向民间征敛。”在国库左藏库之外，另设一内库称封桩库，每年用度的赢余，放到这里封储。但到真宗、仁宗时，消费巨大，不但没有盈余，而且 “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六五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多，仍然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了宋朝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到了多么残酷的地步，也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日益陷入了危机。宋朝的财政入不敷出，便不断增加对人民的剥夺，但这又和大地主大商

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大地主用各种方法逃避赋税。真宗、仁宗时不断有人主张清查田亩，但最多只能在个别地区试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们的反对而停止。大商人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冲击专卖，也不断地从各方面向宋朝争夺着剥削人民的权利。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更为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