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均输、青苗法的推行与论争

宋神宗做太子时，喜读《韩非子》，曾亲自抄录，命僚属校勘。即位后，对枢密使文彦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神宗二十岁做皇帝，很想有所作为，变法理财的意图是和王安石的意向相接近的。一○六九年（熙宁二年）二月，神宗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了变法。

久已有志于改革的王安石，受命执政，生气勃勃，但朝廷上却是暮气沉沉。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遇事依违两可，是所谓“老成持重”的官僚典型。宰相富弼（一○六九年二月复相），因循保守，见行新法，便称病求退。另外两个参知政事唐介、赵抃（音卞 bi4n）都是变法的反对者。唐介在四月间死去。赵抃难以阻挠变法，便自叫苦。当时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神宗、王安石要依靠这些旧官员实行新法，显然是不可能的。王安石执政后，随即建立起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即皇帝特命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的专门机构。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在这个机构中，任用了一批新人。原真州推官吕惠卿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大名推官苏辙上疏指责朝廷害财之事在于冗官、冗兵、冗费。吕惠卿、苏辙都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官，参与草拟新法。

条例司在二月下旬建立，三月间神宗即催问条例，急于实行。四月，王安石派人到各路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利弊。在这一年间，先后制定了均输、青苗两项新法。

均输法——一○六九年（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条例司上疏，指出当时税收制度的流弊，大意说：“今天

下财用窘急，官员拘于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各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不敢多取，歉年不敢不足。三司、发运使按簿书征收，无所增损。遇到军国郊祀的大费，又遣使去刬刷（搜括。刬音产 ch3n），几乎没有余藏。各路藏匿财富不实说，又以‘支移’‘折变’的名目加倍收税。朝廷需用的物品，多不按照产地和时令，富商大贾得以乘公私之急，从中擅轻重敛散的权”，财政官员上下内外不相知，只是照帐本办事，因循守旧，不顾年岁的丰歉，产地的远近，结果是民间纳税加多，朝廷还是财用窘急，富商大贾却得以从中取利。条例司提出的均输法，要点是：设发运使官，总管东南六路赋入，有权周知六路财赋情况。凡籴买、税敛、上供物品，都可“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发运使并有权了解京都库藏支存定数，需要供办的物品，可以“从便变易蓄买”，存储备用。说这样就会“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神宗随即批准均输法，以薛向为发运使主管其事，朝廷给内藏钱五百万贯、米三百万石充用。

均输法显然是从增加宋王朝的“国用”出发，改革也是很有限的。但它多少改变了因循的旧制，适当扩大了财政官员的权力，并且明显地侵犯了“富商大贾”轻重敛散的利益。均输法出，一些朝官，从大商贾利益出发，纷起反对。御史刘琦、钱俶（音蚁 y!）等上疏说：“薛向小人，假以货钱，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知谏院范纯仁（范仲淹子）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条例司内部也出现了反对派。检详文字苏辙说：“均输法起源于汉代桑弘羊。虽说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现在此论复兴，众口纷然。朝廷破坏规矩，唯利是嗜，害处说不完。”不久之后，苏辙即辞官而去。反对派提出的均输的“害处”，主要都是对商贾不利，代表大商人说话的立场很鲜明，反对的理由却很薄弱。神宗当然不为所动，继续用薛向推行新法。

青苗法——九月初，条例司继续发布了青苗法。仁宗时，权知庆州李参，要当地农民自己估计麦粟产量的赢余，先向官府借钱，谷熟后还官，称“青苗钱”。王安石、吕惠卿等据此经验，制定青苗法。大略是：各地常平、广惠仓以现有约一千五百万以上贯、石的储存，遇粮价贵，即较市价减低出粜

（卖粮。音跳 ti4o）存粮；遇贱，较市价增贵收籴。以所积现钱作本，依陕西青苗钱法，在夏秋未熟以前，借钱给居民，主要是农民。贷钱以酌中粮价折合，收成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还纳。

条例司奏呈青苗法时说，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困乏，“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据说，青苗法可“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是“散惠兴利”之急。“兼并之家”即各地的大地主们放高利贷，以百分之百的加倍利息，残酷地敲剥农民，相对地说，青苗法收利较少，但仍是对农民的严重盘剥。为防止借户逃亡，青苗法实施时，又由五户或十户以上结成一保，由第三等以上户（地主或富裕农民），充作“甲头”。客户借钱，更须主人作保。借钱有限额，也按户等定多少。一等户十五贯文，二等户十贯，三等六贯，四等三贯，五等只一贯五百文。按此规定，实际是越贫困的农户，借额越少，而地主富户反而较多。因而又有所谓“散俵”（散发）“抑配”的办法，即规定强迫借贷交息。显然，青苗法的主要用意，还是在于为朝廷兴利，一是迫使富户出息，一是从地主富户手里部分地夺取高利贷剥削的利益。总的目标，仍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青苗法制定后，神宗立即批准，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施，随即推行于诸路。

农田利害条约——与司马光的“天地所生，只有此数”的论点相反，王安石早在万言书中就已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依靠人力，发展生产，增加封建王朝的财富。一○六九年十一月，条例司颁布《农田利害条约》与青苗法同时并行。“条约”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音旱 h4n），以利农业生产。如工程浩大，民力不足，可依青苗法，由官府借钱，许延期作两限或三限送纳（一限半年）。官府借钱不足，并许州县富人出钱借贷，依例出息，由官府置簿催还。青苗法与农田利害条约，相互为用，朝廷由此又可剥削取利，但为农田兴利，对推动生产的发展还是有益的。

青苗法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但由于它部分地夺取了“富人之利”即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因而比“夺商贾之利”的均输法遭到保守派官僚更为强烈的反对。九月间，青苗法刚一颁布，宰相富弼即称病辞职，出判毫州。陈升之为相。接着，司马光公开出来反对青苗法。司马光和吕惠卿在神宗面前辩论。司马光说：朝廷散青苗钱，此事不便。今闾里富民借钱给贫民收利息，还能蚕食下户，至于饥寒流离，何况县官靠法令威逼？吕惠卿反驳说：此事富室为之害民，县官为之可利民。青苗钱民愿取者给与，不愿者并不强借。司马光说：非独县官不强借，富民也不是强借。神宗说：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司马光回答说：臣是陕西人，只见其病，不见其利。权开封府推官苏轼上七千余言的长篇奏疏，激烈反对变法。指责“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余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恐”。又说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使豪商大贾都怀疑而不敢活动，以为不会不与商贾争利；青苗法“亏官害民”，所谓不许抑配，也是空文；访寻水利是“徒劳”，“烦扰”。“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翰林学士范镇指青苗是“唐衰乱之世所为”，并借口近日“天鸣地裂”，建议神宗“观天地之变，罢青苗之举”。右正言（谏官）李常、孙觉也上言“乞明诏有司勿以强民（借青苗钱）”。青苗法陷于官员们的围攻之中。

青苗法颁布时本为自愿请领，但实行中，出现“抑配”“散垾”的办法，即按户等规定，强迫领借。地主富户因此要比贫户领较多的青苗钱出息。保守派反对青苗法，这是一个主要的口实。熙宁三年（一○七○年）正月，神宗采王安石意，下诏禁止青苗钱抑配，同时也禁止“阻遏愿请者”（阻挠自愿借钱），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强迫富户出息，青苗法只是夺取富户放债剥削的部分利益。

但是，变法派的退让并没有换得保守派官员的支持，反而遭到猛烈进攻。旧相韩琦出判大名府，二月间上疏，罗列青苗法实施办法，全面驳斥。韩琦的指责主要是：（一）青苗法自一等户以下都规定借钱数目。乡村上三等人户和坊郭有物业人户，乃从来兼并之家，现在让他们多借钱出息，是官放息钱。（二）贫下户见官中散钱，无不愿请借。请借甚易，纳还甚难，将来必有行刑督索及强迫户长同保人等均赔之患。（三）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地主）为甲头。虽说不得抑勒，上等之户难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四）青苗钱夏秋随税送纳。若连两科灾伤，必然官无本钱接续支给，官本渐有失陷。韩琦的奏疏，明显地是为上等户即地主富户的利益着想，但论到官本失陷却使神宗疑虑动摇。神宗对执政大臣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曾公亮、陈升之等也都附和指

责青苗。王安石勃然进前驳辩，最后说：“臣论此事已十数万言，陛下尚不能无疑，天下还有何事可为？”次日，即称病不出，奏请罢职。

王安石请退，司马光上疏，说：“青苗法行之才数月，中外鼎沸，皆以为不便。如不肯变更，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帑藏（帑音倘 t3ng）又空。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追还诸路提举勾当常平使者”。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双方各坚持己见的争论中，神宗一度动摇后，仍不能不倚用王安石，以贯彻他变法的主张。几天后，神宗召见王安石说：“青苗法，朕诚为众论所惑。寒食假中，静思此事，一无所害。极不过少失陷钱物，亦何足恤？”王安石说：“但力行之，不叫小人故意坏法，必无失钱物之理。”神宗转变过来，王安石继续执政，更加坚决地推行新法。在变法派和保守派第一个回合的论争中，王安石胜利了。

熙宁二年至三年春，变法派和保守派的争论，不仅在于新法触及地主商人的经济利益方面，而且还在于政治、思想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后一方面的争论，更为尖锐，也更为曲折。

程颢曾说，当代学人中，只有司马光和邵（雍）、张（载）三人，学术“不杂”。苏辙说王安石“法术不正”。南宋朱熹也说王安石“学术不是”。从儒学观点来看，所谓的“不杂”和“不正”、“不是”，正是反映了司马光和王安石，保守派和变法派思想上的分歧。王安石出身官僚儒者家庭，叔祖王贯之，父王益都是进士。王安石也从科举的途径中进士作官，所学仍以儒家的经学为主。但在《答曾子固书》中，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

《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显然，王安石的学术截然不同于所谓“不杂”的纯儒或俗儒。王安石《兼并》诗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又曾指责司马光实际主张“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王安石要实行变法，就不能不在事实上背离保守的儒学，汲取管仲商鞅的变法思想。均输法出，侍御史刘述及刘琦、钱俶等上疏，指斥“安石操管（仲）商（鞅）权诈之术，规以取媚”。范纯仁上疏，弹劾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霸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反对派的这一攻击，反映了王安石这时的思想趋向。

对于保守派从思想、学术上的围攻，王安石从以下的两方面作了回答。一个方面是对儒家经典作出新解，说明变法有据主要是依托《周礼》。

王安石请置条例司，即引据《周礼》有泉府之官“榷制兼并”，说“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均输可溯源于《周礼》。青苗收息，说也是“周公遗法”。后来陆续颁行的市易、免役等新法，也称“出于周官”。保守派以“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曰何必曰利”的孔孟之道，来反对变法理财。王安石回答说：“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对待孔、孟，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曾有所论述，但立论各自不同。王安石在中进士的一年，曾著文称“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这里称孟韩，并不在于推重儒学的道统，而在于所谓“变时而之道”，即变易时论（杨墨，佛老），不“屈己以从时”的趋向。文章的主旨和王安石有志于变法、不恤人言的精神，是相通的。司马光以纯儒自命，著有《疑孟》一篇，表面看似乎是在反孟，其实文中全依孔子立言，疑孟旨在尊孔。王安石也依孔子立言，如《原性》篇，在人性说上反驳孟、荀、扬（雄）、韩（愈）四家，说“吾所安者

孔子之言而已”。其实却是独立提出了“性不可以善恶言”、“以习而言性” 的重要论点。又释“夫子贤于尧舜”，提出“因变制法”的论点，说：“至孔子之时天下之变备矣，故圣人之法亦自是而后备也”。“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盖所谓圣人者莫不预有力也”。这是告诉人们：

古代“圣人”很多，不只孔子一人。孔子和儒家所祖述的“圣人”，就是制礼作乐的周公。《周礼》一书大约是战国学者依周制汇编增补成书，但宋人一般仍相信是周公所作。王安石以《周礼》作为变法的论据，抬出比孔孟地位更高的周公来，俗儒难以驳辩了。

对于保守派的围攻，王安石作出的又一回答，是公然申明承袭商鞅。早在仁宗时，王安石上万言书，就已主张“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刑”，指责法令“滋而不行”，“治之非其道”。不“加小罪以大刑”，“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苏轼依据儒家任德不任刑的观点，上疏攻击商鞅“见刑而不见德”，借以攻击变法。王安石作《三不欺》篇，提出任德、任察、任刑，三者兼用。商鞅《悦民篇》说：“刑生力，力生强。”《弱民篇》说：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强则物来，弱则物去。故国致物者强，去物者弱。”王安石变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抑兼并来“富国”，和商鞅的思想是相近的。宰相曾公亮、赵抃指责“安石平居之间，笔舌丘、旦，有为之际，身心管、商”。即口头上讲孔丘、周公，思想行为是管仲、商鞅。王安石作

《商鞅》诗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君书·画策篇》：“圣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以后行保甲法，在给神宗《上五事书》中更直接提出，保甲之法起源于管仲、子产、商鞅。保守派把“操管、商之术”“崇尚商鞅”，作为王安石变法的一大罪状，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公开举起管商的旗帜，保守派无可奈何了。

保守派从学术思想上围攻的同时，又从政治上向变法派进攻，最主要的一条是不守“祖宗法度”。宋朝建国初期，太祖、太宗所制定的法令制度，经过真宗以来的七十年间，早已向着消极方面演变。所谓“遵守祖宗法度”，不过是因循保守的一个借口。王安石开始执政，就对神宗说：“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御史吕诲劾奏王安石“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甚至说是“罪不容诛”。刘述等劾奏王安石：“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守勿失，乃欲事事更张，废而不用。”范纯仁上疏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

司马光上疏给神宗，指责王安石“不能辅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变乱先王之正刑”。王安石继续执政后，司马光又直接写信给王安石本人，严厉指斥：“今介甫（安石字）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变更祖宗旧法，必然要冲破袭故守常、因循苟简的积习，因此，保守派提出的另一攻击是新法实行，“天下汹汹”，“人皆以为不便”，“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其实非议主要是来自士大夫中的保守派。秀州军事判官李定来京师，说秀州实行青苗法，“民便之，无不喜者”。司马光大怒，借故大骂李定“不服母丧，禽兽之不如”。事实很清楚，所谓天下汹汹，不过是保守派用来反对变法而制造的又一个口实。

王安石曾作《众人》诗一首，说：“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

颂声交作莽（王莽）岂贤？四国流言旦（周公）犹圣。”他早在知常州时，就已提出：“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又说“谤与誉非君子所恤”。战国时代商鞅变法时，秦孝公说：“我要变法，怕天下人议论我。”商鞅回答说：“君赶快确定变法，不要顾虑天下人的议论。”甘龙说：“不然，现在要变法，不循秦国之旧，天下人要议论君主，还得考虑。” 商鞅反驳说：“你所说的是世俗之言。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不必再怀疑！”王安石在变法时与司马光的争论，很像商鞅与甘龙的争论。要变法就要遭到保守派的议论和反对，王安石早已从历史经验中，有所体认。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变法是“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使“天下怨谤”。王安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逐条批驳司马光加给的四大罪状，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至于怨诽之多，早在事前我就知道会如此。人们习于苟且不是一天了，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于流俗，自媚于众算好。皇帝要想改变这些，我就不管敌手的多少，要出力来抵抗，世俗之众哪能不气势汹汹地毁谤呢？”变革祖宗旧法，置士大夫的反对于不顾，实际上已是王安石长期形成的基本思想。

一○七○年三月，神宗对王安石说：“你听到三不足之说么？”安石说： “没有。”神宗说：“外边人说，现在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道理？”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是惧天变。陛下征询、采纳人们的意见，岂是不恤人言？然而人言固有不足恤者，如果合于义理，人言又何足恤？以人言为不足恤，并不是错误。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当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数次修敕（宋朝新定的法令）。如果法一定，子孙就当世世遵守，祖宗为什么还屡次变改？”保守派想以“三不足”说中伤王安石，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三不足”说却正好概括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气魄。王安石因势乘便，直接申明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有力地反驳了保守派的攻击。三不足说的驳辩，为这一段保守派和变法派的论争作了个小结。王安石又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