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业、城市

南宋在江南建国，水上交通发达。以临安和建康为枢纽，西向沿长江经鄂州联结四川。南面直通泉州、广州，联结琼州。商业贸易比北宋更加繁盛。

江南与北方早已形成的经济联系，并没有由于宋、金的对立而断绝。宋、金划界后，设立榷场，进行贸易。民间私相交易，即所谓“走私”活动，也始终不断。南方经由海路，与海外各国的贸易，有了新的发展，在南宋商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城市集镇——南宋的首都临安，原来是吴越钱氏在隋郡城基础上扩建的周围七十里的大城。临安府户籍上的户口，到南宋末年，发展到三十九万户，一百二十四万口（包括府属各县），超过了北宋的东京。临安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也是繁荣的商业城市。

临安居民需用的物品，多从外地运来。每天食用米一万多石，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准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从严、婺、衢、徽等州运来柴炭、竹木、水果。从明、越、温、台等州运来海鲜、水产。临安需用的菜蔬、布匹、食盐和各种杂货，也都从外地运来。人们形容说：“以前没有过的东西，现在都有。”临安城内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在市上出售，也运销到外地。各地的产品也在临安市上交换转运。浙江两岸船只云集，客贩往来，不绝于道。自临安南抵闽广，北通两淮，西连四川，各地市场加强了联系。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同行业的店铺往往聚

集在同一街市。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每天早晨五更，卖早市者开店营业。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直到三、四更后，店铺、酒楼、歌馆才慢慢静下来。临安外城数十里，也是店铺并列，交易繁盛。

陆游有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南宋的皇室贵族在临安大事建造富丽堂皇的宫室，日夜酣宴歌舞，醉生梦死。街上的瓦舍勾栏，唱杂剧，演百戏杂技，说书讲史。官员、地主和商人们沉溺在花天酒地的都城，吃喝玩乐。

临安城内外，住着大批“工役之人”。他们分属于各种“作分”。如碾玉作（碾音捻 ni3n）、油作（油漆）、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打纸作等等。街巷还有许多“修旧人”，听候主雇呼唤，如补锅、箍桶、修帽子、修鞋、修磨刀剪、修扇子、磨镜子等。每天街上，有“扫街盘垃圾者”，有“倾脚头”（淘粪）的“出粪人”，他们都是受压榨的劳动阶层。为数众多的小商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遭受官府和富商的敲剥，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酒楼食店里的工役，送菜稍迟，客人不满，就要被店主人赶走。临安街头，经常有大批失业的劳动者，“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饿死在路旁。

临安是南宋大城市的一个缩影。建康是长江下游的军事重镇，也是商业城市。居民有二十五万人。四川成都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发达的大城。

随着水路交通和商业的发达，长江两岸还出现了大批的镇市。临安属县有十五个镇市。建康城外，有十四个镇。鄂州城外鹦鹉洲的南市，是川广荆襄淮浙的贸易中心，各地货物运到这里来销售。江陵府沙市和太平州黄池镇是“客商所聚”的著名镇市。西南的

泸州各县也有五十多个市。农村的墟市也广泛发达起来。有的墟市逐渐发展成镇市。

商行——南宋的商业组织，仍是按照行业组成商行。随着商业的发达，商行也分得更多更细。

临安市上有四百十四行。如布行、冠子行、销金行、鱼行、蟹行等。行又叫团。如花团、青果团等。各大城市和镇市也有许多行的组织。

和北宋一样，南宋官府也通过商行勒索货物。商户一经列入行籍，官府即按名单科配，强令交纳货物，有时只给一半的价钱，有时分文不给。江东诸州官吏甚至私自设行，强迫商人供应百货，比市价低四、五成。官府利用商行压榨商人，严重束缚着商业的发展。

宋金贸易——宋、金两朝的对立，并没有割断南北间的经济联系。商业交易仍然极其频繁。宋、金战争停止时，双方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贸易的市场，称为“榷场”。在南宋主要是盱眙军榷场，同金朝泗州的榷场隔河相对。南宋商人携带货物到达盱眙后，榷场官吏便按货物价值的多少，区分为“大客”（客商）和“小客”。货物总值一百贯以下者，为小客，规定十人为保，登记姓名，可去泗州与金人贸易。大客一律不准过河，只能留在盱眙场内，等候金朝商人前来交易。交易时，宋、金商人各在一廊，把货物交给南宋的主管官员和牙人，往来议价，彼此不得见面。达成交易后，官府每贯收税五十文（后增为二百文，另收牙钱二十文）。榷场贸易以外，宋、金民间私相交易的数量极多。高宗绍兴末年，楚州北神镇、信阳军齐冒镇、安丰军花靥镇（靥音业 yè）、枣阳等处，都是双方民间贸易的地点。尤其是光州西边的郑庄，每年“走私”卖入金朝的货物有茶几十万斤，牛七八万头以及大量的金银、铜钱。南宋商人还从海上私贩货物到金朝的山东。边境的官员和出使金朝的大臣、军士也利用职权的便利，与金朝商人私相贸易。从金朝南运的货物，有北珠、毛皮、食盐、麦曲、罗、绫、人参等，从南宋北运的物品有粮食、茶叶、布帛、耕牛、书籍、干姜等等。

海外贸易——南宋在东南沿海立国，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在南宋的财政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记载，当时和南宋通商的国家有五十多个，南宋商人泛海去贸易的，也有二十多个国家。

来往于南宋沿海的外国商人，乘本国的海船。每年夏至以后，各国海船纷至沓来，云集于南宋的各个贸易港口；十月以后，又陆续启航回国。南宋的大海船，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趁东北风从广州、泉州等地出海，经过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苏门答腊西北部的蓝里，在这里贸易并过冬。第二年冬天，再趁东北风开船，横渡印度洋，约一个月到达印度南端的固临；从固临出发，大约再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越过

阿拉伯海，就到达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从泉州和广州渡海到达阿拉伯各国，往返一次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广州、泉州和明州是南宋的三大贸易港。广州和泉州还是当时世界上有名的大商港，广州在北宋时已是外商云集的最大港口，南宋时贸易更盛。据一一四

○年的记录，一年收税一百十万贯。泉州在南宋时发展成又一大港。阿拉伯各国商人来宋经商，多侨居在泉州。明州主要是和日本、高丽商人贸易的港口。秀州华亭县青龙镇，南宋时逐渐兴盛，一一三二年，两浙路市舶司曾移

到这里。华亭县的上海镇也有对外贸易往来，南宋曾在这里设市舶司。

南宋输出到各国的商品，主要是瓷器和各类丝织品。《诸蕃志》记载，自东南亚至非洲，有十六个国家购买宋朝的瓷器。印本书籍也大量销行到海外。输入品中，来自日本的有沙金、木材、珠子、手工艺品。来自高丽的有人参、药材、扇子、纸笔等。自南亚和阿拉伯各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是药材、香料、象牙、珠宝。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货币——南宋矿冶产量骤跌，铸钱量大减。高宗初年，每年只铸八万贯，以后稍增，但常年都在十五万贯左右。在对外贸易中，铜钱也大量外流。纸币日益代替铜钱，成为主要的交换手段。

北宋时，交子只在部分地区行使。南宋的纸币交子和会子在各自规定的区域广泛流通，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兑换比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东南会子：高宗后期，因商业发展的需要，临安富商印造“便钱会子”，在市场上行使。一一六一年南宋照此办法，设“行在会子务”，正式发行会子，分一贯、二贯、三贯三等。按四川交子的办法，通行于东南各路。后增印二百、三西、五百文三种。一一六八年，回收旧会，以三年为一界（期），每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自一一七一年发行第二界会子，到一二四○年止，共发行十八界。一二四七年，规定十七、十八界会子不再立限，永远行使。

川引：南宋时四川交子通称“川引”，分一贯、五百文两种。一一九一年后，多次规定展界使用，两、三界同时流通。一二一六年，改以十年为一界。到一二四○年前后为止，共发行九十九界。一二四二年，改印银会。

淮交：孝宗时，印造二百、三百、五百、一贯等四种会子四百万贯，通行于两淮，称为“淮交”。一一九二年，规定淮交每贯值铁钱七百二十文，以三年为界。湖会：孝宗时，发行“直便会子”七百万贯，在湖北行使，分五百、一贯两种。后通行范围扩大到京西和广南。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川引、淮交、湖会等都以铁钱为本位。

官府发行纸币，主要目的在于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并不完全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没有具备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本钱。越往后，官府越是依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财政。理宗时，财用缺乏，府库空竭，设“撩纸局”（撩音聊 li1o），夜以继日地增印纸币。东南会子，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发行二千四百万贯。一二○五年到一二○七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贯。一二三二年，达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竟达六亿五千万贯。

庞大数额的纸币不断投入流通领域。每界会子、交子流通期限不断延长，官府又不备本钱，“子母不足以相权”，就成为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会价下跌，通货膨胀。一二一○年，东南会子第十三界每贯尚值铜钱三、四百文，一二四○年，第十七界会子只值铜钱五十文，第十八界会子值铜钱二百五十文。农民、工匠、小商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王迈《臞轩集》（臞音渠 q*）说，纸币发行过多，造成数“病”，一是农村憔悴，脂膏枯竭，农民告贷无门；二是关卡苛急，征税不止，大城市商店白天闭门；三是百工技巧，转辗工作，为工值低廉所困，无以为生。滥印滥发纸币，使南宋经济日益陷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