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原人民的抗金斗争和南宋统治的确立

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对待南侵的金朝，是战，是守，还是投降？

高宗即位后，不能不标榜“中兴”，因之起用抗战派中声望最高的李纲作宰相，令副元帅宗泽知开封府兼东京留守，领兵进驻东京。李、宗成为抗战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

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军权（不设枢密使）。黄、汪成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纲任相命下，投降派官员即起而反对。御史中丞颜岐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右谏议大夫范宗尹说：“李纲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六月，李纲奉召入朝，提出十条抗金建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请严惩张邦昌等汉奸，破格任用抗战将士。投降派以“二圣北狩”为借口，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李纲提出反驳，说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也绝不可能满足敌人的无穷欲望。要求高宗学习汉高祖刘邦不顾太公被俘勇猛作战的态度，下决心罢一切和议。李纲又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重新部署防御力量、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策。高宗并不实行。

北宋亡后，河东、河北地区人民纷纷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李纲荐用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的抗战派将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招募义兵，组织人民抗金。两河人民踊跃响应，士气大振。

当时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还都东京抗金，还是放弃中原继续南逃？高宗采纳黄、汪的意见，准备逃往东南。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健马都在西北，主张暂迁襄、邓，等两河部署就绪，即回东京。宗泽到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物价市肆，渐同平时”，又上书请高宗“勿听奸邪”，决策回汴。投降派官员纷纷主张南逃，说“汴都蹂践之余，不可复处”，“东南财力富盛，足以待敌”。黄、汪等极力促请高宗南逃。李纲对人说：“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存亡，于是焉分。吾当以去就力争。”面见高宗，说君子小人不可并立。高宗一面安慰李纲，一面升任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相位，作用黄罢李的准备。

抗战派和投降派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装。黄、汪等投降派对待两河人民抗金武装，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称他们

是“盗贼”。高宗刚一即位，黄、汪等即建议“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实际上就是解散民兵，改编为镇压人民的官军，不准他们抗敌。李纲采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依靠民兵抗金。黄、汪等蓄谋破坏，指使知大名府张益谦上奏：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李纲争辩说：“张所尚未出发，张益谦何以知道其骚扰？”又说：“朝廷因河北民众无人统率，才设置招抚使，借民力保国家，并不是设招抚使以后才有盗贼。”傅亮才出发十几天，黄潜善、汪伯彦又指责他逗留不进。李纲再为傅亮辩解，高宗不听，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高宗、黄、汪等又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狂诞刚愎”，“兹遣防秋，实为渡河之扰”，“设心谓何，专制若此！”李纲罢相。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说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帝。高宗竟将陈东、欧阳澈押赴市上斩首。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所有抗金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