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守派执政

神宗死，十岁的幼子赵煦（音旭 x)）继皇帝位（哲宗）。英宗的高后称太皇太后（曹后已死于一○七九年），处理军国大事，建年号元祐。一贯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刚一执政，便派宦官去问司马光，当以何事为先。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次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吕公著也被召入朝为尚书左丞，次年为右仆射。保守派再度掌握政权，在高太后支持下立即对变法派展开攻击。

罢新法——司马光五月间入朝执政，即上章攻击变法派多以己意变革旧章，谓之新法，请求革去。有人以为神宗刚死，不宜骤改。司马光力争说： “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当如救火拯溺。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高太后、司马光等首先罢废保甲教练和保马；接着，罢市易，废青苗，停止助役钱；最后，罢免役法，恢复旧的差役法。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王安石所实行的各项新法，几乎全部被罢废了。

司马光对变法派嫉恨如仇，甚至不顾宋朝的利害，凡是王安石实行的新法，都必求罢废而后快。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司马光在病中说： “四患未除，我死不瞑目！”（四患指青苗、免役、置将和对夏作战）青苗法罢后，司马光的好友范纯仁因国用不足，建言再立散钱出息之法。司马光具奏说，先朝散青苗，本为利民，现在禁抑配，就没有什么害处。几天之后，又觉得不妥，带病入朝，对高太后说：“是什么奸邪，劝陛下再行此事！” 高太后只好下诏“青苗钱更不支表（散发）”。司马光欲废免役（雇役），恢复差役旧法。变法派章惇争辩说：“保甲、保马一日不罢，有一日之害，至于役法，如以差代雇，须详议熟讲，或者才可行。”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要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范纯仁也劝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司马光一概不听。一○八六年三月，终于恢复了差役法。王安石在江宁，听说罢新法，默不作声，直到传来罢雇役复差役的消息，才惊愕地说：“也罢到这个么！虽然如此，此法还是不可罢的。创立此法，我曾和先帝商讨两年之久，已经设想的很完善了。”四月初，王安石忧病而死。

在对夏政策上，司马光也完全改变了王安石的抵抗主张。西夏统治者在哲宗继位后，派使臣勒索兰州、米脂等五寨。司马光一口应允，并指责不赞成的大臣，是“见小忘大，守近遗远”，说是“惜无用之地”，会造成“兵连不解”的后患。司马光甚至主动提出要把熙河一带也一并奉送给西夏，由于遭到反对，未能实行。

禁新学——司马光刚一执政，就要任用程颢，但程颢恰在这时病死，于是破格起用“河南府处士”程颐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又擢任为崇政殿说书，为哲宗讲授儒学。起用的诏令说：“孔子说举逸民，所以起用你，为洛阳人作个样式。”吕公著执政，遇有疑难，也向程颐请问。程颐特别强调从思想上对王安石的“新学”进行清除，说“介甫之学”是大于“浮图之术”（佛教）的大患，并且说：“今天新法之害事处，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没事；其学化革了人心，为害最甚。”新法罢废后，司马光又改科举考试法，立九经，

依照旧注讲说，不准用王安石的经义。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正月，高太后又采吕公著议，下诏：科举考试只许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准引用申（不害）韩（非）”。这些活动，从反面说明了王安石经义的革新倾向，也再一次表明，程学与王学的对立。

排挤变法派——一○八五年三月神宗死时，王珪（左仆射。珪音规 guī）、蔡确（右仆射）为相，章惇为门下侍郎，共同扶立哲宗。神宗死后两月，王珪病死。蔡确为左相（首相），知枢密院事韩缜（音诊 zhěn）为右相，章惇改任枢密院事，军政权都还在变法派手里。司马光入为门下侍郎，即荐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李常、孙觉、梁焘、王岩叟、苏轼、苏辙、朱光庭等一批官员。又说文彦博、吕公著、冯京都是国之老成，可以倚信，也叫他们各举所知。七月，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司马光等人随即着手排挤变法派。蔡确当时受命为“山陵使”治理神宗丧葬事。章惇对司马光废新法用旧人多次争论。保守派借此并力弹劾蔡、章。十月间，御史刘挚上言，神宗皇帝灵驾进发前，蔡确没有入宿守灵，“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朱光庭弹劾蔡确“为臣不恭，莫大于此”，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王岩叟说，章惇争辩用人，“是不欲威权在人主”，应当罢免。十二月，刘挚进而指责蔡确与章惇固结朋党，说“确与惇不罢，则善良无由立”。朱光庭直接奏呈“蔡确、章惇、韩缜宜令解机务，司马光、范纯仁宜进之宰辅”。这年无雪天旱。元祐元年（一○八六年）正月，王岩叟又以天旱为理由，直指大害莫如青苗、免役，大奸莫如蔡确、章惇。在保守派合力围攻中，蔡确在闰二月罢相，司马光以门下侍郎进为左相，章惇也被罢免，以范纯仁知枢密院事。四月，韩缜罢相。五月，吕公著进为右相。司马光又请召老臣文彦博还朝。文彦博年已八十一，由儿子扶掖上殿，特授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变法派的主要官员相继被排挤出朝，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在高太后支持下，掌握了全部的军政权。

保守派得势，对变法派打击不遗余力。有人写信给司马光说：“王安石居相位，中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新法才能实行。现在只起用二三旧臣，六七君子，如何可为！”在朝外的变法派重要人物，首先是吕惠卿。吕惠卿被劾赃罪，出知延州，长期不能查实结案。一○八二年又加大学士，知太原府。司马光任相后，苏辙、王岩叟、朱光庭等连续上章，说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青苗、助役都出其手，兴大狱，威胁郑侠、王安国，又与王安石相攻击，连猪狗都不如。应当明正典刑，追削官职。一○八六年六月吕惠卿降四官，落一职，分司南京（商丘）。苏辙、王岩叟等又上疏说：“虽然在常人处罚已算不轻，但吕惠卿如同鲁国的少正卯，不应如常人用常法治。” 高太后又责授吕惠卿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朝臣中尚书左丞李清臣因反对罢废新法，在一○八七年四月罢职出朝。保守派进而指王安石、蔡确为奸党。梁焘开列蔡确亲党蔡京、蔡卞等四十七人；王安石亲党章惇、吕惠卿、曾布、沈括、张商英等三十人。列为奸党，当然就不能继续在朝。保守派在废新法的同时，又企图把变法派一网打尽！

保守派分化——一○八六年九月，司马光病死，文彦博继任左相。保守派取得权势后，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程颐因司马光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为十一岁的哲宗皇帝讲经学。程颐进札，要皇帝左右的宫人、内臣都选四十五岁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伺候起居。皇帝动静都要让讲经的官员知道。程颐以老师自居，对哲宗正色训诫，又主张一切用古礼。中书舍人苏轼讥讽

他不近人情。程、苏日渐对立。程颐门人谏官贾易与朱光庭等结为朋党，以程颐为首，号洛党。苏轼与御史吕陶等结为蜀党。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御史台官员结为朔党（河北人）。几个小集团互相攻击。一○八七年，洛党贾易、朱光庭劾奏苏轼考试策问出题是讥讽仁宗和神宗。吕陶反攻贾、朱等身为台谏官，不应假借事权报私仇。洛党贾易又劾奏吕陶与苏轼兄弟结党，并涉及文彦博、吕公著。高太后大怒，罢贾易谏官，出知怀州。御史胡宗愈、谏官孔文仲等劾奏程颐“汗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八月，程颐罢崇政殿说书，出管西京国子监。

一○八九年，因贬蔡确，又起纷争。蔡确在安州赋诗十章，被保守派指为讥讽高太后。高太后大怒，重罪贬谪新州。左相范纯仁向高太后建言，“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暖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蔡确贬后，吕大防以为蔡确党盛，不可不治。谏官刘安世、吴安诗等因奏范纯仁也是蔡确一党，罢相出知颍昌。一○九○年，文彦博年老告退。吕大防为左相，朔党刘挚为门下侍郎，次年进为右相。吕、刘又不和。御史杨畏依附吕大防，劾奏刘挚，刘挚被罢相，知郑州。朱光庭为刘挚辩解，也罢给事中，出知亳州。保守派官员结为朋党，相互攻击，陷入一片混斗之中。

高太后执政前后共九年，一○九三年九月病死，哲宗亲政，变法派再次与保守派展开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