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账局的兴盛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货币流通扩大,账局也随之兴盛,以山西商人势力为强。山西账局在北京、张家口、保定、天津、太原、汾州等地均有设立,为工商业发展解决了资本不足的困难。
山西商人经营的钱铺早在明代已经存在,至清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山西账局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相当迅速。
在钱业方面,晋商经营放贷的票号、账局、典当号称三大支柱。账局后来发展成为票号。
1736年,晋商王庭荣出资40000两在张家口设立“祥发永”账局,并在北京设分号,是目前发现的有确凿史料可据的最早的账局。
张家口市当时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
1728年至1762年间,俄国国家贸易商队自开辟恰克图口岸入境,经库伦、张家口,或经归化、张家口来京贸易的商路后,张家口买卖城可以说是我国对俄贸易的集中点。
几乎全部俄国呢绒和各种绒布以及俄国出口的全部毛皮制品,都是先运张家口买卖城的货栈,然后批发给下堡,最后再运到我国本土。这样,商品流转期大大延长,垫支资本需要更多,有求于借贷。
另一方面,山西商人从江南采购棉布、绸缎、茶叶等货物贩运至张家口,再贩运至蒙古各部落和恰克图。然后,再从恰克图和蒙古各地贩运回牲畜、皮毛等货物运至张家口再销往各地。由于商品运输路线大大延长,从而占用资本多,周转缓慢,自有资本与经营所需资本矛盾突出。
王庭荣开设的祥发永账局,不仅仅是张家口最大的账局,也是我国最老的金融企业。账局解决了外贸商人在张家口的融资困难问题。
自从王庭荣开设祥发永账局后,晋商所开账局一发而不可收。在清代档案中,户部档案有记录的52家账局中,由山西人出资开设的有34家,由山西经理经营的有49家。
这些统计数字说明,如果说山西人善于经营银钱业的话,那主要也是介休、平遥、汾阳、榆次、太谷、祁县等山西中部地区的商人。这也是清代晋中地区经济崛起、晋中地区商人成为晋商代言人的原因。
清代大学士祁隽藻上奏说:“窃闻京城内外,现有殷实山西等省民人开设铺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铺户以及军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钱文,或计日或计月清算。查京师地方,五方杂处,商贾云集,各铺户籍资余利,买卖可以流通,军民偶有匮乏,日用以资接济,是全赖印局的周转,实为不可少之事。”
文中所说的“印局”其实就是账局。在当时,账局左右着整个北京市的金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省太谷县曹家的钱业。在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曹家商业有13种行业,640多个商号,30000多个职工,资本1000多万两白银。商号分布于山西各县及东北、华北、京津、华东、西南、西北以及蒙古的库伦、恰克图和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等地。
曹家通过砺金德、用通五、三晋川账局,来管理全部企业。“砺金德”分管山西、江南各号,“用通五”分管东北各号,“三晋川”分管山东和国外各号,实行大号管分号,分号管小号的办法。
曹家账局在各商号独立核算的基础上,由上一级商号领导相互间进行信息交换、联合采办商品、融通资金、调剂人才等,是我国最早的金融控股集团的雏形。
山西人开设的账局也有规模较小的,但同样在金融领域起到了重要作用。
“厚德堂”是山西闻喜县人开设的一家小规模账局。从现存的账簿中可以看出,该账局放贷最大金额是1825年借给“长盛公”商号200两银,最小的一笔是借给吴家房村吴肖贞1.4两银。
有意思的是,同治以前的借贷只在账簿中记明银额并注明有契约,而同治以后的借贷中记录的更加详细。比如,何时借出银2.6两,何时收入银1320文,又借来白银10两置办大褂一件和绒帽一顶,用于参加考试。
厚德堂几乎每笔借贷都立有契约。有一份契约的大致意思是:东薛庄王承唐从厚德堂借银50两整,每月每两1.5分行息,约定至9月内本利付还。契约中还有保银人的署名和立据年月日。从契约中可以看出,道光年间账局的借贷方式和利率。
厚德堂所立契约,有的人还清了本息。比如李家房村的一李姓村民借银5两,直至20多年后才付清本息10两。
有的人却还不了钱,只能以其他方式还贷。比如李家房村的李学昌借银20两,到期后还不了贷,只能在35年后,把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抵给了厚德堂。
账局是山西商帮为了适应经济活动需要,首先创办的经营存放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山西账局的兴盛,在我国金融发展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旁注]
买卖城 18世纪20年代末,在我国北部边境出现一座专事对俄贸易的商埠。这就是买卖城。该城不仅为中俄两国人所熟知,而且名扬世界,被西方誉为“沙漠中的威尼斯”。买卖城对活跃中俄两国的经济生活起了重要作用。
祁隽藻(1793年~1866年),山西寿阳人。清代大臣,谥号“文端”。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师,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文臣。一生忠清亮直,勤政爱民,举贤荐能,政绩卓著,对朝政有影响。
金融控股 指在同一控制权下,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金融业务,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是金融业实现综合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一种追求资本投资最优化、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资本运作形式。
[阅读链接]
清嘉庆年间出现的正反两种不同的形势,即民信局兴起、国内国际贸易引起的大量的货币流通和农民起义道路不靖,使活跃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山西商人深深感到运现的艰难和危险。
也就在这样的时刻,善于接受工商会票经验并且善于创新的山西商人雷履泰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拨兑业务,继而创办日升昌票号,揭开了我国汇兑业务的新时代。
自从山西票号产生后,发展十分迅速。随着票号的出现和影响的逐渐扩大,账局原有的金融作用逐渐被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