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家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时期的杰出代表，列宁和毛泽东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杰出代表，邓小平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名字都各标志着一个时代。

邓小平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所面临的政治舞台是“文化大革命”中建构起来的，它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极其严重，简言之，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政治舞台。别的方面且不说，仅就文艺领域来讲，“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来的文艺成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受到了挫折。可以说，当时摆在邓小平这样一位极富开拓精神的政治家面前的道路几乎是无可选择的，他只能勇敢地面对现实，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闯出一条中兴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在文艺领域里也只能是这样。

科学地评价毛泽东，这是实行拨乱反正、继续前进的一个关乎全局的重大问题。在邓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作了实事求是的批评，同时坚决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发展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是以它为出发点的。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中解放文艺生产力的一面作了全面科学的继承，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需要，作了应有的发展。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

《祝辞》时首先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①从历史的发展看，要真正把这种“改革”、“完善”、“发展” 变为现实，在中国还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还需要经过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历史过程，但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

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得以顺利实现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了，政治制度完善了，解决文艺事业走向兴旺发达中必然会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会既主动合理，又快速准确。这是为大量事实所确证了的真理。更重要的是，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0 页。

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道德风尚、文化价值，均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在整个社会除旧布新的转型与变动的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精神生活高尚、多样了，其审美情趣、审美需要将会极大地丰富起来，这就为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提供了广阔而又丰腴的现实土壤。邓小平同志面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阐明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时，首先着眼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其深刻的道理恐怕就在于此。

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的法制，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远见卓识。毫无疑问，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科学总结，又是针对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某些弊端提出的。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这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统治历史的国家，封建帝王的“朕即国家”、“朕即法”的专制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秦朝的焚书坑儒，汉时的深文周纳，魏晋的非所宜言，唐代的罗织经，清王朝的文字狱，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无一不与这种封建专制思想相联系。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 所搞的那一套以“揪叛、特、顽”为名，行迫害革命老干部之实，打出彻底摧毁“文艺黑线”的旗号，无端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又何尝不是这种封建专制思想的作祟呢！当代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早从自身生存的切实感受中，意识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需要的紧迫性了，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并在他的关注下逐步着手加以解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是深请民心民情的。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他们关于文学艺术的诸多论述中，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虽然其思路已经程度不同地触及了这个问题，但其真正明确地从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结合起来，不仅在理论上进行阐述，而且大胆地付诸实践的是邓小平同志。因此，这就不是一般的领袖与群众精神上息息相通的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更坚定地在更高层次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思想了。当然，这也表明邓小平同志作为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对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是精通和尊重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将为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提供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良好的文化环境，必将极大地调动其创作积极性；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既有力地保障了作家艺术家的应有权利，也有利于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其应尽的神圣义务。民主与法制，两者相辅相成，必将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其次提出了“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问题，他主张“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他说：“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还强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①“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的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②邓小平的这些主张，实质上是要确定文艺家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主人的地位。

上述见解，早于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作家们也以不同的方式陈述过，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明确的语气，从“保证”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2 页。

的角度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艺家的聪明才智，却始于邓小平同志。实实在在他讲，人的聪明才智的充分发挥，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出现。一种是非主人状态下的发挥聪明才智，比如，对主人忠实的奴仆，如果他智力正常或天赋较高，甚或身怀绝技，只要主人需要，他的聪明才智都会充分施展出来的。我国古代有“养士之风”，随之也就倡“士为知己者死”之德，其中不少“士” 只要主人以礼待之，便会把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奉献出来。再一种就是主人状态下的发挥聪明才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承认人的自主意识，把人当作主体看，强调人在认识上的能动性和实践上的创造性，鼓励人在个人价值序列与社会价值序列一致的基础上的自我实现。一句话，承认人是创造自己命运的主人。邓小平同志的主张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他的这番话，既是给文艺家们讲的，也是对各级领导同志讲的。为了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明确地告诉人们，必须认识文艺工作的特殊性，它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有关文艺工作的特殊问题， “只能由”文艺家去探索，“不要横加干涉”，“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文艺工作、对文艺家的尊重和理解，同时，也表现出了对领导文艺工作简单化的粗暴行为的不满和愤慨。不过，人们也会记得，列宁也讲过类似的话：“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①这是 1905 年列宁讲的，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还要重申这个道理呢？重申自然不是重复，它里面蕴含着让文艺家以主人的姿态去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的新意，这无疑是一种发展。但重申也表明了真正让文艺家在文艺领域“有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是不容易的，这里有观念的转变、经验的积累、历史教训的科学记取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由此我们就更能进一步认识到保证文艺家主人地位的重要性了。

关于“两个自由”，即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更是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从理论上来说，“两个自由”的阐明，的确解决了文艺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发展问题。仅就理论发展而言，“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就抓住了理论突破的关键。人类的理论史、艺术史，是一个由“积淀”到“突破”，由“再积淀”到“再突破”的不断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当紧的是三点：一是任何理论体系如果只是在封闭状态下自我积淀，那只能给它带来可怕的惰性和难以克服的危机。扭转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变封闭系统为开放系统，大胆引进不同的观点和学派的范畴与原理，通过不断构成新的或破坏旧的组成成分来突破封闭性的积淀，产生新陈代谢。二是引进不同的观点和学派的范畴与原理并不是任意的突破，它必须与本系统内部的非平衡的稳定结构相适应。所谓非平衡的稳定结构，是指决定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性质的核心因素所形成的结构，它既是稳定的，否则这一理论体系的质的规定性就变了；也是非平衡的，正因为是非平衡的，体系本身才有可容纳性和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引进的东西还需借助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才能使系统向着更新的有序结构演化。通俗地讲，被引进的东西必须经过研究者根据本理论体系的性质、性能对其加以切磋、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648 页。

辨析、研究、改造和综合，才能真正起到理论的突破作用。三是要重视个体性突破的意义和价值，它虽然不易却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上述这三点，如果没有“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实现，理论也就不可能突破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理论上解决了“自由讨论”的问题，是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乃至其它的学科理论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道路和方法，这个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从实践上来说，“两个自由”的实现，是非常艰难的，历史已经证明，在实践上真正解决“两个自由”的问题，不仅还需要做大量的实际工作，而且也与干部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形势有关。但是，只要我们有决心去做，即使是逐步的，甚至是从较低层次的“两个自由”做起，社会主义的文艺繁荣与发展的前途就是光明的。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着，它给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带来了信心和希望。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同时，要把重点放在接受人民的教育上。他说：“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①结合上面谈到的确立文艺家主人地位的思想来看，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强调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接受人民的教育，是从做一个合格的文艺家所应具备的创造能力着眼的，是从完善和提升作家艺术家的整体艺术素养着眼的。在南方考察时，谈及学习他还讲：“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②可见，学是为了用，在学与用的结合中不断提高人的能力，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着重从提高文艺家的艺术创造能力和艺术素养这个角度要求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这是完全符合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一般地看，不稳定性和创造性是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创造性不必多讲，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不稳定性倒是应该稍稍展开一下。现代科学的近期发现促使我们承认，有些东西是可以预测的，有些东西是不可预测的。这就是决定论所碰到的困难。当人们处于不能准确地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的境遇中，他们就必须更慎重、更细心地对待周围世界。事物的不稳定性总是与不可预测性联系在一起的。宏观地看，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这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微观地看，作为人的内在心理世界与外在物理世界根本不同，因而柏格森所以说：我以为创新的冲动伴随着我们生命的每一瞬间。于是，一切个人的乃至社会的交往，一切文学艺术活动，都包含着对未来不确定感的表达；另外，人的精神活动具有两重性：平衡性与不平衡性，从事文艺创造活动的文艺家的精神活动，更多地呈现出不平衡性，而不平衡性既可导致无序，也可导致有序，而且可能形成独特状况。不平衡性会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它与文艺家的创造能力有密切联系，并有可能使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爆发出奇异的创造。文艺家精神活动的不平衡结构，使得他们的艺术实践的轨迹呈现出不稳定性，让人难以预测。一个不稳定性的世界，意味着尽管我们可能知道算到无数位小数点的初始条件，但未来仍是不可预测的。不稳定性呼唤一种新理性，即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3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结束那种迷信绝对控制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显然是注意到了文艺发展的这种不稳定性，所以才更加重视提高文艺工作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辨力，从而，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好地用自己的才华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把人民放在教育文艺工作者的崇高地位，这是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气度和胸襟的表现。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

①他告诫人们，人民是母亲，是母亲就先得在感情上实实在在地当母亲对待，

敬重她，亲近她，不能是形式上的。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有可能真心实意地接受人民的教育和其所提供的营养。邓小平同志把文艺家的艺术生命看成是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对文艺家来说，这是最深切的理解和关怀。艺术生命和文艺家的生命从物理时间概念上讲不是等值的，有出息的文艺家们总是想在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中追求一种永恒，这其实就是想使自己的艺术生命永葆青春。人类的文艺史已经证明，凡是进入人类艺术宝库的文艺作品，其艺术生命大都是恒久的。作品是文艺家的基本标志，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是恒久的，文艺家就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里的关键就是文艺家所创造的文艺作品能否经受住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审美观念的筛选。人类没有永恒不变的审美观念，文艺家也不可能在其作品中写出一种完全适合不同时代人的审美趣味来，杰出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筛选，最根本的奥秘，就在于它不仅体现了其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最高的或最优秀的艺术水平，而且就其深层意蕴和情感来说，总寓有对它那个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人生的总体意向的独到理解和把握。而人类为了更好地、一代胜似一代地生存下去，其生存视野包括审美视野就不会只停留在自己生存的那个时代，总要寻求当代视野与传统视野的融合的最佳点，一代代的杰出文艺作品就是凭借着其本身的优势，利用人类生存视野的融合而得以流传不朽的。马克思着力肯定的“莎士比亚化”，恩格斯极力称赞的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列宁深刻论述的托尔斯泰的“革命的一面镜子”，毛泽东多次阐明的“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在我们看来，就是基于上述的原理而谆谆告诫文艺家的。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家的艺术生命在于其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的观点，既继承了前代经典作家的思想，又极富有时代特色地揭示了文艺与人民的内在联系，其根本点倒不是让文艺家简单地、表面地与人民实现“几同”，而是在自我心灵上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沟通，真正能在其作品中以完美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人民的心声。

邓小平同志认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并据此号召文艺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他特别指出， “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①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功利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卓越代表，他的文艺功利主义思想不是单纯政治化的。他提出的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是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文学艺术事业来说，这就意味着对“政治标准第一”的提法的调整。文艺要有利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当然不是要求文艺家都去直接反映现代化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3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1 页。

建设的过程，而是强调文艺家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必须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相符合。这起码包括两个方面，即对现实生活中涌现出的与现代化精神相一致的人物和事件，要从历史发展的趋向这个高度予以热情的肯定和赞颂，对违背现代化精神的现象要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对于前者，他根据“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对社会主义新人作了富有时代意义的界定，他说“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②对于后者，他明确要求批判几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认真思考一下这种理论上的意向，便不难发现其根本指向恰恰与当年那种“写”、“演”、“唱”中心的教条主义相反，与那种一味歌颂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而又缺乏真正的艺术生命力的英雄人物的文艺思想相反，而是动员文艺家去关心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普通人的心灵变化历程，重视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所激发起的人的情感方式的演化和人际关系的重构，甚至去探索未来的新的社会文化心态。这里重要的是要求作家具有历史的前沿意识和自我心灵的真正解放。因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现实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以及世界历史格局的演变，迫使普通人不能不对人生价值做认真的选择，伴随着这种选择的是既定的社会价值序列与个人的价值序列的矛盾冲突，其结果是人际间的意义世界呈多元状态，矛盾错综复杂，彼此间的价值人格既矛盾又统一。面对这种状况，文艺家们的自我心灵如果解放度不高，对人类历史的走向缺乏一种相对明晰的感受，他就无法去用艺术的方式裁决不同的价值取向的正确与错误，也无法对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情感方式、性格冲突作出逼近真理的审美判断，更无法保证自己的审美批判的锋芒与时代的步伐相一致。特别是，在本世纪末，就世界范围看，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的相继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仍在发展的时刻，人类向何处去？历史的走向指向何处？几乎全世界真正有思想的人，不论其政治态度、人生信仰如何，都在思考，这是时代向人们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文学艺术的根本宗旨是为了建设人，为了使人能够在自身的提升中，愈来愈获得真正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全面发展，文艺家们能不冷静科学地思考这些问题么！应该说，严峻的现实实际上早已把文艺家必须具有历史的前沿意识和自我心灵的真正解放的紧迫性昭示出来了。有必要说明的，是，当西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运动遭到挫折欢呼庆贺的时候，同样是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承认这种挫折所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改变了目前的世界政治格局，而且还将继续影响下一个世纪人类的精神走向，但是，他们也明确指出，真正缺少了与西方工业文明对立的一极，对西方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对人类前途也未必都是福音，而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征服力量也未必会因此而削弱，它只会激发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持这种看法的西方思想家们，是具有历史的前沿意识的，他们的心灵解放度也比较高，并没有为他们所生存的文化环境里的那种几乎是覆盖性的传统偏见所束缚。我们的文艺家难道不应具有自己的历史前沿意识和自我心灵的解放吗？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南方视察时说：“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2 页。

义的真理颠扑不破。”①他特别针对人们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困惑，尖锐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②我们强调的历史前沿意识和自我心灵解放，就是以邓小平同志所阐述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精神为思想基础的。就是要站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这个前沿来观察世界的。要说自我心灵解放，首先就应从邓小平同志要求文艺家与之进行长期有效斗争的那几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中解放出来，其次，也应该从过去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理解上的肤浅与偏差中解放出来。

邓小平文艺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放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总格局中来论述的，在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前提下，其主要理论特色是：

一、把解放社会主义文艺生产力同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结合起来；

二、强调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繁荣与发展的保证作用；

三、重视文艺创作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重视艺术理论上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

四、认为文艺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它最需要充分发挥文艺家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

五、尊重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在文艺事业中的应有地位，主张文艺家的艺术生命必须植根于人民的精神需求之中；

六、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和批评标准，提倡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积极服务，并以是否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

七、加强社会主义文艺队伍的建设，号召文艺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艺术素养。

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是富有生命力的，从 19 世纪末恩格斯提出“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①开始，到今天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它的发展历经了艰难曲折，但却总是在前进、在更新。它以审美的方式为人类提供了对自己至今仍然存在的非本真的生存方式的批判或反思，提供了真正合于人的本质的人类生存方式的憧憬和向往。这是已经载入人类艺术史册的。今后，只要我们坚定地沿着邓小平文艺思想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定会更加灿烂夺目。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82—383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