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

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它就具有阶级的属性，为一定的阶级所占有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西方中世纪，文艺沦为“神学的婢女”，成为僧侣与贵族统治人民、麻痹人民的工具。当时，占据主流的教会文学与宗教艺术，不仅内容贫乏，而且形式僵化，因此在文艺史上没有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到了中世纪晚期，人文主义文艺兴起并且很快占据主流地位，又一次开创了人类文艺史上的光辉灿烂的局面。人文主义文艺在阶级属性上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体人民包括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这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不仅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当资产阶级建立了阶级统治之后便只有那些坚持文艺的进步传统、在不同程度上站在广大人民一边的文学艺术家，包括一些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家，才创造出了有价值的作品。我国无产阶级文艺，从它的开创之日起就明确地宣称，普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然而，对大众文艺的认识和实践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直到 1942 年毛泽东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对此才有了明确的、统一的理解。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和保卫者，他们有理由拥有文艺，要求文艺为自己服务。而无产阶级文艺如不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会从根本上丧失其阶级属性，就会脱离人民的解放事业，也更谈不上文艺的繁荣。建国之后，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文艺出现过繁荣的景象。然而，由于“左”的错误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时期，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可避免地被曲解、被推向极端。

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一定历史时期它有着特定的内涵与外延，随着历史的变更，它的内涵与外延也在变更着。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属于人民范畴的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就科学意义上讲，文艺服务的对象应该包括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文艺的方向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第一，工农兵是人民的主体，为工农兵服务体现了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特征；第二，工农兵是革命的主体，作为革命的文艺应当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第三，当时的文艺工作者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人来自旧的文艺营垒，对于他们来说，强调为工农兵服务是必要的，这样有利于他们的立场与感情的改造与转变。在我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人民的社会构成又在逐渐地演变着。首先，知识分子阶层日渐扩大并且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次，干部队伍从军队中独立出来并且日渐扩大；第三，原来的剥削阶级经长期改造大部分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四，人口日益年轻化，社会成员中少年儿童的比例越来越大。由于上述这些情况的变化，当我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国情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继承与发展了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之所以说是继承，是因为它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艺方向的基本精神。毛泽东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的基本精神就是“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其中包括“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因为工农兵仍然是人民的主体和绝大多数。之所以说是发展，是因为它克服了旧口号

的局限性，从而使党的文艺路线与文艺政策更切合实际，使我们的文艺事业与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总之，“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合乎实际、合乎马克思主义，

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的口号。

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必然要求文艺为人民所努力奋斗的事业服务。邓小平同志说：“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①“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②，“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大地十分广阔”，文艺工作“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④”。在现阶段，文艺为人民服务必然首要地表现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千秋大业服务上。

文艺如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呢？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文艺，不可能直接为经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它的服务是间接的，即通过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实现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文艺工作要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一起，“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为此，邓小平同志又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了具体的努力方向。

第一，“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①

历代统治阶级无不要求文艺为他们唱赞歌。 17 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艺时期，凡尔赛宫廷统治者不仅要求戏剧艺术直接塑造英明君主的形象，而且使君主的决断成为戏剧情节突转的唯一动力。英国 19 世纪初叶的资产阶级政府，对于为他们唱赞歌的反动诗人骚塞之流授以“桂冠”，而对于讽刺他们的劣迹的进步诗人拜伦则极尽迫害之能事。我们的文艺要求赞美人民，但这种要求同历代统治阶级的要求有着质的区别。前者是赞美应当赞美的，后者是对丑的美化；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虚假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②因此，我们的人民是值得歌颂的；文艺不褒扬他们，就违背了最基本的历史真实。为人民唱赞歌，这是就我们文艺的主导倾向而言的，并不是就某一部作品或某一个人物形象而言的。人民身上的缺点，是因袭下来的历史重担，它阻碍着人民前进并带给他们以不幸。文艺工作者善意地指出这些缺点，应该说是对人民的爱护。

新时期文艺就其主导倾向来说是歌颂人民的，从初期的“伤痕文学”到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0—18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1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2 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1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1 页。

近期的“新写实主义”文学，从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作品到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作品，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的伟大胜利。例如，由谢晋执导的根据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改编的影片《牧马人》，主人公在舔抚自己伤痕的时候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在他蒙冤落难的漫长的日子里，同情他，帮助他，给他以精神力量的，正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劳动人民。人民的伟大不仅表现在叱咤风云、出生入死的英雄气概上，而且表现在恒远凝重的朴素感情上。他们有是非感、正义感，有助人为乐的侠骨柔肠。正因为主人公在自己的人民身上看到了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才觉得祖国是一片乐土，才毅然决然放弃了国外应由他继承的巨额钱财。又如由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秋菊打官司》，用写实的手法，通过一个平常的故事表现了一个普通村妇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如今，主人公秋菊的一句口头禅——“得有一个说法”，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合理合法、公正公平的评判的替代语。使普通社会成员从长期影响他们的封建的、“左”的愚昧观念中解脱出来，并赋予他们以民主法制观念，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它的前提条件。从以上例举的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的优秀品质是多方面的，人民的胜利也是多方面的，文艺的表现形式更是无穷无尽的。作家艺术家对人民的颂扬应当出自对人民生活的真切体验，对人民的真挚热爱以及对艺术的精益求精，而不是在题材、主题、情节、人物及手法上因袭俗套。人民最反感的是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第二，“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①塑造新人的形象是每个时代的有成就的文艺家追求的更高目标。尤其在社会的过渡时期、转折时期，社会现实中已经出现新人，社会历史急切地呼唤新人的时候，塑造新人形象就成为文艺家的历史使命。当人类历史跨入文明阶段之后，古希腊的悲剧诗人塑造了像普罗米修斯和俄狄浦斯王这样的新人；在历史由古代向近代过渡的时期，拉伯雷与莎士比亚塑造了一系列新时代的巨人的形象和一大批新时代的女性形象；在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之后，笛福创造了第一个资产阶级英雄的形象鲁宾逊；当妇女解放的历史号角吹起的时候，简·爱、娜拉、卡杰琳娜的形象便应运而生；当历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之后，高尔基及时地塑造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巴维尔·符拉索夫。更有意思的是，在 19 世纪俄国文学史上还出现了关于新人形象的论争。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敏锐地发现，曾经被视为“当代英雄” 的“多余人”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应当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人来代替他们。为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怎么办？》一书中塑造了五个革命民主主义的新人形象，把“多余人”对比得黯然失色。其中拉赫美托夫的形象，被认为是现代职业革命家的雏形。我国现代文学虽然成绩斐然，但在塑造新人形象上却多少显得不足。我国的当代文学，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十分注意新人形象的塑造，其中如《保卫延安》里的周大勇，《创业史》里的梁生宝，《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李双双小传》中的李双双等，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典型。然而，受“左”的文艺思潮的干扰，在塑造新人形象时也出现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到了“文革”时期，新人形象成了思想政治的单纯的传声筒，不仅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令人生厌。新时期开始之后，新人形象大都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1—182 页。

以改革家的面目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与《新星》中的李向南。在他们身上不仅体现了时代的特征，而且寄寓了作家的理想。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复杂的局面，给作家把握生活带来了困难。作家将目光集中在大背景前各色人物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变化上，高瞻远瞩的理想主义被审慎坚实的现实主义所替代，因而，在他们的笔下，典型化的新人形象还不多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所谓新人，指的是“四个现代化的创业者”，他们“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光和求实精神”，呈现出“崭新面貌”。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有着崭新面貌的新人已经成长起来并且正在大量涌现，作家的责任是去识别，去发现，去提炼概括，去进行艺术创造。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入，灿如群星的新人典型一定会出现于新时期的文坛艺苑中。

第三，“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①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采的，尤其是历史转折时期和社会过渡阶段，社会生活就更加繁复变幻、色彩纷呈，有时会使人目不暇接、眼花镣乱。作家艺术家要真实地反映丰富变化的社会生活，就必须把握“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把握“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否则，就很难说做到了真实。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他们之所以能真实地反映自己时代的社会生活，无不由于把握住了社会本质、时代要求和历史趋势。莎士比亚在他的喜剧中表现了新生的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新生活对于封建主义旧生活、新观念对于旧观念的胜利。在他的悲剧中则揭示了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新的罪恶，这种新罪恶同人类的理想的生存状态的悖谬，以及新罪恶给理想人物所造成的悲剧。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一方面反映了贵族阶级在资产阶级日甚一日的进攻下不会有更好的命运；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冷冰冰的现金交易的关系。托尔斯泰被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了旧秩序解体和新秩序初建时期特有的社会心理。“一切都混乱了”，“一切都翻了个过儿”，“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这三个“一切”，正是当时俄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正是时代要求与历史趋势所使然。主人公安娜的爱情悲剧，乃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莎士比亚同托尔斯泰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社会过渡的时代，社会情况非常复杂，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两位作家，虽说回答不了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然而，由于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根本问题，所以才能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巴尔扎克的政治立场，根据他自己的宣言，乃是反动的。然而，由于他抓住了社会的本质，即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于是他的作品就违背了他的宣言，取得了恩格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时代，改革开放方针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封建主义的东西，乔装改扮，沉渣泛起；资本主义的思想行为也会乘机溜进来。人们的价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2 页。

值观、道德观在变革中有前进也有倒退。社会上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有时还相当猖獗，拜金主义之风一个时期内还会吹得很猛烈，一些丑恶行为如迷信、赌博、吸毒、卖淫等也可能屡禁不止。在这种形势下，文艺家特别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社会的本质，认清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被复杂的、暂时的社会现象所迷惑。正直的文艺家应当站在时代的前列，褒扬社会进步，鞭挞反动腐朽事物；应当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反映他们惩治腐败的要求与呼声：应当旗帜鲜明地站在正义的一方，在真善美与假恶丑较量之时表现自己的倾向。文艺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自己神圣的信仰，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少年，引导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走正确的道路，为坚持社会进步的人民群众鼓劲儿，给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歧途的社会成员鸣响警钟，拨亮人们的眼睛。

历史上伟大的文学艺术家对他们的时代，对同时代人都有一种使命感。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能够含辛茹苦集毕生精力创作《神曲》，如果没有时代使命感作为强大动力，恐怕是很难成功的。他在给友人信中谈到写这部巨著的动因：“目的就是要使得生活在这一世界的人们摆脱悲惨的境遇，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①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处于伟大的变革的时代，更应当具有时代使命感，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为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水平，为实现社会的民主与法制，贡献自己的才能。

① 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第 16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