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邓小平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体现了文艺自身的规律

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深刻论述，还体现了他对文艺规律的理解和对文艺科学的尊重：“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①在这段论述中，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文艺思想：一、肯定了文艺是一种精神活动，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二、肯定了创作活动是一种个体劳动；三、指出文艺创作在题材、主题思想、艺术形式、风格诸方面不能横加干涉，肯定了作家的创作自由。

对于邓小平同志这些思想，我们可以从艺术创造规律方面作如下的理解，以区分政治和文艺不能等同的关系：

一、选材，即题材问题。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无比广阔、无比丰富又无比多样的，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而无论是现实和历史的题材，它们都可以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人生命运的、爱情的、风俗文化的、人性人情的等等，尽管这种种题材都可以与政治有关、并且在一定的政治历史中发挥作用，但这作用和关系却是大不一样的，有远近亲疏、浓淡轻重的区别。而写什么又是由作家的全部生活经历、人生道路、创作思想、审美理想决定的，有很强的个人性、偶然性、具体性、个别性，所有这些选择都不只是或不完全是政治的。

二、主题思想的问题。从总的方面看文艺作品的主题思想，都不能不是历史的、社会的、时代的、现实的产物，不能不受作家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艺观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包括社会思想、历史思想、哲学思想、关于人的认识以及伦理道德思想等等，又有相对的历史继承性和发展的独立性，在这里它们可能与现实结合得很紧，在那里它们可能又高蹈于现实，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恶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 或如恩格斯在 1893 年 7 月 14 日在《致梅林》的信中所说：“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②思想、思维不仅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和思维自己的规律，在文艺创作中，他们又不是以直接的、赤裸的、思想教科书的形式，而是从场面和情节、意象、细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以曲折、隐蔽的形式，把情感、意象通过作品自然而然呈现出来，它们既在作家的意识之中，又不可避免地要常常突破作家的自觉意识⋯⋯这种种情况，都使文艺作品的主题思想不只是政治的、社会的，同时也是个人的、历史的、多样的。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85 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60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1 页。

三、关于艺术形式、艺术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问题。文学、影视、音乐、美术、舞蹈各大艺术门类的共同思维规则自然是形象和情感意绪，但在这五大门类中，都共同存在着写实型创作和写意型创作的差别，前者侧重于对客观实际的摹写，后者侧重于主观感情的抒发，前者侧重于具体和感性，后者侧重于抽象性和情绪性。尽管在任何一部写实型作品中，都不会不包含写意的因素，在任何一部写意的作品中都不会不包含写实的因素，但是人们仍然会以它的主要倾向，给予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创作方法的区别，但是由于对艺术传统的承传关系的不同，具体作品创作风貌的区别，在文学史家和研究家视野中，人们又以其理论观点对其进行更详细的区分；如现实主义中又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等等区分，在表现主义中又有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等等的区分。所有这些选择，对于作家个人来说，可能是自觉的、也可能是非自觉的，但是无论何种选择，都既受自己对社会、历史、人生观点的影响，又受个人生活经历、思维习俗、艺术承传关系、审美理想的制约。人们既不能以创作方法、艺术形式来划定作家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又不能硬性地规定采用某种形式、某种方法。

至于作家的风格、个性那更是属于更高层次的审美风范问题，它只能属于那些成熟而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可能具有共同的审美要求，正如同人们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当然也不能同政治等同起来。邓小平同志所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①这里他充分估计到读者的不同情况，和人们爱好的多种多样，既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又强调文艺的娱乐和美的享受作用，不仅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创作目标，也为我们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文艺与政治不能“从属”、“等同”体现了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文艺与政治“不能脱离”的关系同样是艺术规律的体现。

从大的方面说，社会生活是一切观念形态的艺术创作唯一的源泉。人类社会生活固然是纷坛复杂、多彩多姿的，并不是任何人类生活中都有鲜明的政治内容和政治倾向。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所以，同其他方面相比，政治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都具有突出的地位和影响，它必然要极大地影响和波及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当然也不能例外。

从文学史和人类文艺实践来看，文艺和政治“不能脱离”的关系，尽管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体裁、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具有不同的表现，但就其本质、就其内涵和外延来看我们却很难找到完全脱离了时代、脱离了政治的作品。兹就其具体表现形态，分类如下：

第一，以阶级斗争、政治集团斗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为题材的正面的、直接的表现政治要求及政治生活内容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

《斯巴达克思》、《李自成》、《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创业史》等等。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2 页。

建国后出现的其他大量的土改作品、农业合作化作品，抗日战争、国共斗争的作品也基本属于此类和政治关系比较直接、联系比较紧密的文艺作品。第二，以社会政治制度、阶级斗争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为背景，表现家族和个人命运的作品，如《红楼梦》、《家》、《春》、《秋》等。这里的个人命运、悲欢离合，家族的兴衰起伏，有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重合的关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家族环境的自身条件。第三，是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表现人性和人的感情的复杂多样的作品，如《简爱》、《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罪与罚》、《包法利夫人》、《西厢记》、

《牡丹亭》等作品，它们中间的政治因素极为淡薄，只是极为曲折地反映出一定社

会历史阶段，一定政治背景之下人对人之为人、人对自身生活的要求和需要。第四，还有的作品以某种非现实的假定的形式比较抽象地表现着人的生命、情感和精

神的需要，人的智慧和人生的感悟，如《西游记》、《安徒生童话》、

《浮士德》、贝多芬的无标题音乐等等。这些作品可以让研究家从作者的身世想到它们所赖以产生的

时代背景，包括政治背景，但一般读者则很难从中看到或感觉到具体的政治内容。即使这些作品（第三和第四种）我们仍然能曲折地感受到作家、艺术家对自身现实生存状况的态度，看到他们或朦胧模糊或清醒自觉的

社会要求和社会理想。这些作品的主题或许不是政治的，但却不能说明完全与政治无关。

文艺不能脱离政治还因为文艺家总是不能脱离开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制约的。第一，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里构成人的本质的“总和”，既包括经济地位、政治地位，也包括生产关系、阶级、阶层的关系。这样，作家这个人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也就必然地包含着人的政治性，差别只在于自觉或不自觉，政治性表现得强烈或薄弱。第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语）②，任何社会历史阶段的统治阶级，总是要将保证自己阶级的政治权利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因此他们也不能不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而将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封建统治阶级是这样，资产阶级是这样，取得了政权并面临着巩固政权艰巨任务的无产阶级也是这样。第三，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但是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一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二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存在；三是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以及市场经济、贫富差别等等，决定了我们社会自身也会经常产生经济犯罪、刑事犯罪等等，他们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国家政权的稳固。所有这些，使掌握了政权，并且正在为祖国现代化大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放弃从政治方面来考虑问题，并且影响到我们的文艺政策。所以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条件下的“百花齐放”，而不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齐放”。邓小平同志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各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52 页。

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种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①邓小平同志还说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这些都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原则性。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本来是个文艺理论问题，但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制度下，一进入具体的实践过程，就复杂得多。今天，对它的认识和实际操作，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性质、方向和前途，也关系祖国文学艺术事业是否繁荣和兴旺。多年以来，同丰富的政治生活相适应，文艺航道里也是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其中一个根本问题正是对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的不同理解，我们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邓小平同志，不仅对此做出了科学的阐述和结论，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方向和理论武器，开辟了一条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社会主义文艺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还会提出许多新的问题。但只要我们牢记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以邓小平文艺思想为武器，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艰难曲折，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0—18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