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邓小平关于文艺和政治关系的论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 实践的总结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阶段。“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对于一个健全地处于全面建设阶段的社会来说，这里的“解放生产力”也包括解放文艺的生产力。但是事实上，却并不是完全如此。虽然广大的作家、艺术家，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些成绩与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古国的历史地位、世界地位，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却很不相称。社会主义文艺的生产力，未能得到更充分地发挥。一部分从国统区、解放区来到新中国的老作家在解放后创作反倒陷入了低潮；一部分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批判运动中率先落马，甚至被迫搁笔 20 年之久，耽误了宝贵的创作青春；一部分颇有才气的作家，在“左”的错误的影响下，去写那些为政治服务的作品，有的甚至沦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帮凶和御用文人，造成了作品的过眼烟云，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这里面原因很多，有政治上“左”的强制性干预，有封建性的文化专制的压迫，也有我们党领导文艺的经验不足，作家和理论家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解的偏差等等，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是从认识论的根源上找， 以理论和学术的眼光看，不能正确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却是第一位的原因，是最首先、也是最根本的理论偏差。

建国后我们的文艺界曾经开展过题材问题的讨论，文艺主要写什么人亦即描写对象的讨论，社会主义文艺人物塑造的讨论，文艺创作方法问题诸如现实主义和真实性问题的讨论，作家的个性风格问题的讨论，戏曲现代化京剧革命的讨论，历史题材怎么写、鬼戏应不应该写的讨论，还有关于《红楼梦》的讨论，要不要杂文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对于认识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内容等等，应该说是十分有益的。但几乎每一次讨论都是以学术始，以政治批判结束。它们的直接结果是，打倒一批人，扫倒或否定一批作品，在创作和理论上造成一个绝对不可侵犯的政治禁区。这种将政治和文艺混淆、等同甚至以政治来代替文艺的做法，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题材问题、结构问题、人物形象问题、主题风格问题全部成了政治问题，有时连某一段对话、某一种色调、某一个唱腔，甚至化装上衣服一个补丁、一号人物站在舞台什么位置上，什么人打什么光等等也都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政治斗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站在这个“高度”，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绝大部分文艺作品都理所当然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们的作者也一律成了万劫不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文艺完全被当作政治本身和政治的附庸；文艺作品也被当作直接执行某一具体政治任务、政治措施，图解某一政治口号的工具。早在 50 年代后期就有人提出“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滥设禁区、滥施禁令，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四人帮”提出的“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

夫”，“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相呼应，权威性的党报党刊则公开号召，要“使每一出戏，每一首歌，每一部作品，都成为激励人民革命斗争的

战鼓，刺向敌人心脏的钢刀”，“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工具”。

如果说上面提及的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式的奇谈怪论，是从“左” 的方面来混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并终于造成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巨大灾难的话，那么从右的方面企图使文艺完全脱离政治的观点也时有所见，有时甚至也成为气候。 1955 年将胡风先生及其与他有各种关系的青年打成“反革

命集团”的行为是错误的，现在为他进行政治的平反完全必要，但是 1954 年他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中，把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家世界观改造， 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说成“放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尽管有比喻的意义，但仍然表现了使文艺“脱离政治”的文艺思想倾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作家、理论家在创作和理论实践中，奋起批判在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上“左”的观点和作法是应该的，但也确有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 提出文艺要“远离政治”，人为地要“淡化”文艺作品中的“政治”，实际上是要使文艺脱离政治。这在理论倾向上是不对的，在创作实践中也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在“左”的思潮泛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冲击下，邓小平同志都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坚定立场。早在 1975 年，他就针对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文艺灾难，以大无畏的勇气，提出了“文艺政策要调整”的口号和设想，并且支持了电影《创业》等遭到极“左”思潮攻击的故事片，他说：“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①在 1977 年， 还未回到中央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②；提出，“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③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直接谈文艺、谈文艺和政治关系的，但却包含文艺问题、文艺家在内，特别是坚持了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能等同的立场和观点，他对“百家争鸣”的重视，更表现了他希望学术、包括文艺问题冲出长期“左”的禁锢的努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④他多次提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⑤ “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①应当“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4 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8 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55 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32 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34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5 页。

的聪明才智。”②针对有

的倾向，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 叫资产阶级自由化。”“理论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③，“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④，“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⑤。

所有这些正反两方面的事实都说明：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实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

向、性质、前途的根本问题，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二、如果说， “文化大革命”和此前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

实践证明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利少害多”，给“对文艺的横加干涉”提供了理论根据，造成了文艺的灾难 的话，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某些企图使文艺“脱离政

治”的倾向，同样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方向，所以在文艺和政治关系问题上，我们也必须遵循邓小平同志的教导既反“左”，也反右，有“左”反“左”，有右反有；既反对让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也要反对一切企图使文艺“脱离政治”，即对文艺的“二为”方向表示淡漠的倾向；三、坚持文艺和政治的辩证关系，就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艺术创作问题同政治问题分开，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不要对作家横加干涉。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9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2—43 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5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