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充分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

文艺的教育功能在邓小平的文艺功能的多样性理论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他曾不止一次强调,“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①。文艺创作应该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自身的灵魂首先应该得到塑造,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塑造广大读者、听众、观众即接受者的灵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希望文艺工作者应该努力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而不是名不副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邓小平认为:“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①他为我们明确指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四有新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要任务。

这是因为从历史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 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②

这还是因为从现实看,“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

这还是因为,从未来或从根本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的逐渐走向全面发展。而“四有”正是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内涵与标志, 是人的全面发展在现阶段的具体实现。

可见,无论从革命斗争实践和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出发,还是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特征着眼,还是从人的真正解放,不断实现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考虑,培养四有新人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① 这是 1980 年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明确提出的论断,毫无疑问,实现四个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也就是在人与社会间形成最佳关系,在经济与政治、文化之间形成最佳结构与运行机制,而这才是现代政治的真正的内涵。

什么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它们的内涵与外延究竟包括哪些方面?

我们认为“有理想”就是建立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核心的未来信念与追求。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寻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3 页。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27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20 页。

与总结中提出的宏伟蓝图,是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审美意识、审美理想的重心与内核。

关键在于,如邓小平所说,文艺工作者应该教育人民正确对待历史,认识现实,从而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建设共产主义不断开辟前进的道路。

历史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从事的活动而组成。恩格斯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恩格斯在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自己的错误后,深刻指出这些以动机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正是这个“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构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认识历史,我们才有可能从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探索到历史的底蕴与本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将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在自己的创作中实现完美的结合,应该说是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自己从事审美创造的美好追求。不仅作家如此,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力求通过自己的艺术创造、艺术活动去帮助教育人民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去正确对待我们民族走过的历史。

正确对待历史,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正确认识与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流,传统不仅存在于过去,传统就存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判断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与现代生活的适应度,与未来发展的适应度,而不是其他。在东西文化交流,撞击 20 世纪大文化背景下,我们既不可妄自菲薄,搞什么“全盘西化”,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奉行唯我独尊的锁国政策,拒斥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吸收。对此,文艺工作者不仅自己要有一个正确认识,也应该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使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健全的现代文化意识和现代文化心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把亿万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凝聚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来。”这同时也是摆在广大文艺工作者面前的共同任务。

邓小平提出灵魂工程师应该帮助人民特别是青年正确对待历史,认识现实,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是一个完整的要求与论断。我们的时代正处于历史转型期,它所呈现的种种现象不能不异常复杂。这就向作家和一切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甚至是十分苛刻的要求,这就是如何在观察与把握现象时,站在时代的高度去展示历史发展的流程。生活的体验与审视,艺术的积

累和创造,当然不可或缺,而尤为重要的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①而在今天, 我们尤其需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及邓小平文艺思想,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最新发展,是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并不能直接进入和代替文艺创作,它必须借助审美意识的中介在作家的审美机制中发挥其指导作用。重要的是,艺术工作者应该自觉地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真正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与基本原理,而不是生吞活剥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

“有道德”,我们的理解是以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来约束和指导我们的言语和行为,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与集体之间的关系。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并不像法律那样具有强制性,而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系的。在这个过程中,文艺工作者无疑拥有自己的巨大优势。

作为一种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文学艺术是以人及其生活的全部内容为其创作对象的,当然,这种内容,例如人的道德属性与价值必须处于审美关系下,才有可能获得审美意义与存在价值。而且,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文学艺术永远与作家的情感、情绪、体验、经验不可分离。作家对生活的审美判断必然伴随着、连接着道德激情与道德判断。在作家的审美理想中,道德理想占有尤为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道德理想既是一种历史的规定,又是一种情绪化的体验。无论从创作对象,还是创作主体考察,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与人类良知的作家,都难以回避历史与道德判断的双重使命,这已为中外文学发展历程所证明。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道德作为一种历史的规定,有它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维系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可少的保证;因此也必然形成它的滞后一面。同时,道德作为一种理想人性的追求,又有它跨越时代的超前性与变异性,这也就必然形成新旧两种道德观念的冲突。作家对合理人性的道德光辉和永恒魅力的追求,也就难以避免地会面临着历史判断与道德判断相一致又相冲突的两难选择。重要的是,作家、艺术家们应该在现实的严峻考验面前以一种历史的眼光与魄力,在维护我们民族优秀传统道德的同时,勇敢地批判与剔除传统道德中的不合理因素,为我们民族的性格、民族的伦理道德的重新铸造,作出符合历史要求的抉择。

“有文化”,就是要求以现代科学文化技术知识与能力武装社会主义新人。很难设想,在一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 20 世纪与 21 世纪之交的今天,没有或缺乏现代知识与现代技能、能力,能够去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没有这些我们就不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为此列宁教导我们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知识就是力量”并没有过时,关键在于把知识转化为技能与能力。文艺工作者在这方面并非没有用武之地。当然这绝不是说,文艺应该直接去灌输知识,传播技术,培养技能与能力。除了科普作家、科幻作家之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3 页。

外,一般来说,文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艺术活动来显示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强大威力及其重要价值与意义。也许,更为重要的,并不在于知识与技术、技能与能力本身,而在于发展和激励人们建立起对于知识,对于科学技术, 对于文化艺术的强烈求知欲望,对于未知领域的强烈探求精神,对于真理的热切信念与追求。

事实上,文艺活动、文艺创作本身就是文化,而且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创造出无愧于前人,也无愧于时代的更多的优秀作品,为社会主义新人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文艺所显示的巨大创造力。这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应该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催化剂。当我们强调学习继承前人与他人的文化成果时,我们不应忽略,创造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一个民族的振兴,在一定程度上,正有赖于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激活与发挥。

“守纪律”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新人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遵守社会各种组织所规定的其所属人员的行为准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纪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它既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保证,又是维护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少的。文艺工作者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在自己的创作中直接去宣讲纪律条文,但是,我们却完全可以也应该在作品中告诉人们纪律的重要性,从而帮助人们树立起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而且,文艺工作者自身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文艺创作中,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带头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并不是各自割裂的。它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社会成员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基本要求。它们本身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只有在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联系里,才有可能获得意义,获得功能。

革命的理想是精神文明的支柱和核心,它决定了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性质的主要方面。只有树立起了革命理想,才有可能自觉地用共产主义道德和纪律规范自己的言行,才有可能获得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技术,培养自己的技能、技巧的强大精神动力。共产主义道德是建立在共产主义理想基础上的, 它既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又必然地指向未来的共产主义。有理想往往与有道德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大量事实证明,理想的破灭常常伴随着道德的沦丧。守纪律是有理想、有道德的必然表现,也是实现理想、讲究道德的有力保障。社会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道德分别通过强制性力量和社会舆论来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铺平道路。而科学文化技术知识又是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社会主义纪律赖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毫无疑问,理想、道德与纪律不能仅仅凭借激情,它必须建立在理性的牢固基础之上。共产主义理想与道德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发展、人类理性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纪律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向它的各个成员提出的行为准则。认识“四有”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当我们在为实现文艺的教育功能而精心创作我们的文艺产品时,我们当然可能会在我们的产品中有这样那样的侧重,但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四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个方面的偏倚与忽略都可能对我们的创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在充分发挥文艺的教育功能的努力中,我们认为,应该充分注意下述两点。

一、文艺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或取消它的社会功利目的、放弃或取消它的教育功能

文学艺术活动从来都是人类的生产活动的特殊形态。它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在进行物质生产,而是一种精神生产,因此,它必然地带有意识形态性。而且,既然是生产活动之一,它又带有人类生产活动的普遍规律性。

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一切艺术的任务都在生产,这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这东西的来源在于创造者而不在于创造的对象本身。”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文艺同样是生产,只不过, 它是一种独特的生产。现代文艺生产理论的真正奠基者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诗人是“生产者”,艺术品是“生产品”,是“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 的“生产的特殊的形态”。因此,这是一种区别于其他生产者的“生产者”, 区别于其它产品的“产品”。正如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是为了适应人的目的和需要一样,艺术生产同样不可能没有目的。不同于物质生产的是,这种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创造者自己及广大接受者的精神需要。它在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当然,从社会的一般意识形态到文艺创作之间,存在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必要中介;但这个中介本身仍不能不与一般意识形态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可能凭空产生,白壁虚构。虽然康德认为审美活动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他其实也不能否认审美的目的性存在。

我们之所以强调文艺的功利性及教育功能,是因为,曾经有过一种观点, 认为文艺纯粹是个人的审美活动,是人的生命显现、是个人的情感、情绪的宣泄。不能说,这种观点没有它的部分合理性;但是,这种极端与偏激也构成了一种陷阱。它完全可能导致文艺的误入迷津,甚至误入歧路。且不说, 任何创作个体的思想显现与宣泄不可能不产生社会效应;否则,创作者便无需将他的作品公之于众。作品一旦问世,便为社会成员公有,严格地说,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只能在接受者对作品的解读里,即使从创作者的生命、情感、情绪本身论,它也不可能脱离社会、脱离历史、脱离传统。因此,我们认为,无视或者削弱文艺的功利性与教育功能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

每个艺术工作者都应该树立起社会的责任感,通过自己的作品与历史、与时代展开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历史与社会。

二、必须充分尊重文艺的规律与特性,保证文艺工作者在实现其功利目的,发挥其教育功能时,真正是以审美的方式,而不是别的方式完成的

文艺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与其它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区别。文艺不可能也无需替代其它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较之于其它意识形态,文艺可以发挥其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通过审美方式对人的灵魂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求文艺扮演非文艺的社会角色,只会削弱而不是加强文艺的社会功能、特别是教育功能。

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关系中的本质, 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①他尤其强调:“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

① 转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 4 卷,第 72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2 页。

造能力、有开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②这里,我们所要十分注意的是如下一点:文艺的教育功能主要借助艺术形象,尤其是新人形象来实现。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③ 毫无疑问,那种赤裸裸的思想意图的表述,那种对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简单化、公式化、甚至是庸俗化的反映和解决,那种对政治、对政策、对运动的简单的、直接的配合和图解式的说明,那种将人物形象、艺术形象当作历史事件、社会冲突的工具性存在,当作某种政治性结论的形象注释的作法,都是不可取的。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3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