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效果论是新时期文艺批评的核心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离不开民族文化这巨大的磁石。现代社会文艺又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参与社会、思考人生的渠道。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更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文艺提出要注重社会效果，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具体体现。扫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宝库，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导师多是从政党的角度，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角度来论述文艺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文艺批评的核心在于鉴定创作的社会效果如何这个原则。而邓小平同志则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在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从文艺作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入手，在要求文艺家自身增强责任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创作理应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强调文艺批评要把文艺创作的社会效果如何放在核心位置，提出了“社会效果论”的完整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新的位置。

恩格斯早在 1844 年撰写的《大陆上的运动》一文中就曾指明文艺作品产生社会效果的重大作用。“欧仁·苏的著名小说《巴黎的秘密》给舆论界特别是德国的舆论界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这本书以鲜明的笔调描写了大城市的下层阶级所遭受的贫困和道德败坏，这种笔调不能不使社会关注所有的无产者①。列宁在 1905 到 1907 年间的许多文章和书信中，反复指出了出版物在党的组织工作和教育群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号召利用文艺来扩大布尔什维克斗争的直接影响，扩大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1942 年毛泽东从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最根本的利益和维护这种根本利益出发，要求文艺创作和批评注重社会效果。他从哲学的角度加以论述：“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②邓小平同志在 1978 年 12 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中全会闭幕不久，便及时地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自此以后，他针对思想、理论、文艺、新闻战线出现的情况又多次提出了要注意社会效果的问题。 1979 年他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要求文艺工作者“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①，这当然意味着文艺批评也要相应地去评析文艺家在创作时考虑过作品的社会效果没有，是认真严肃地考虑过，还是一般性地考虑过，还是压根儿没有去考虑。 1980 年他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②1981 年他在《关于思想战线的问题的谈话》中举例说道：“《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59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25 页。

① 《邓小平论文艺》，第 7 页。

②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8 页。

那会产生什么影响？”③1985 年他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④。综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作品社会效果问题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向现代化建设之后，就一直坚持文艺作品社会效果的好坏直接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观点。这是他在深刻了解中国实际，全面掌握社会、政治风云变幻规律的基础上，为了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稳步地有序地进行，而对文艺创作和批评所提出的非常实际的原则性要求。这个原则性要求，从当今社会发展与理论演进的大背景上看，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本质上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则在某种程度上把文艺的接受美学同文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自身价值的问题提了出来。当代文艺学的发展，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阅读心理学、阅读社会学、接受美学的兴起。这些新学科有一个共同的理论趋向，即将他们所关注的文艺实践活动从文艺创作转向文艺接受，所强调的文艺主体由作家、艺术家，向读者、观众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文艺实践活动在认识上的一种拓展和深化，是对文艺实践活动一种更富时代感的理解把握。“社会效果论”抓住了文艺接受者这个基本环节，来理顺作家、艺术家和读者、观众，文艺与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从实质上讲，即是把思想理论、文化艺术的生产纳入社会现代化大系统进行调控管理的政策设计，把现代化的传播媒介影响社会的工程放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大系统中来透视、运作。显然，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发展，又是构筑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演进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它的科学性和重要性在于，这一原则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总方针和总政策的具体化。它坚持了过去的文艺口号如“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但比之更准确地表达了新时期人民大众对文艺的要求；它包括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内容，却比之更完整地体现了文艺的使命。

“社会效果论”要求文艺批评切实发挥批评的作用。具体要求文艺批评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来判断、检验文艺工作者在创作自由的环境里，注意不注意增强全局观念，加强社会责任感，使自己的艺术思绪、艺术创造的趋向符合社会的脉动和潮流；有没有把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同祖国现代化进程的社会趋向和谐发展密切结合起来；能否达到以理想的科学的态度来进行有序的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对生活、社会、历史深邃的理解和阐释，并借助形象思维给予艺术的表现，使作品的生命服从于历史存在的规律。当然，从文艺批评的多重内容来审视，批评还有必要注意做到多角度地判断作家艺术家调控自己的艺术构想、艺术创造和艺术产品的社会效果如何；全方位地观察作家艺术家是否注重避免把自己可能有的偏激认识和理解投入到文艺作品中，带进流通领域，从而对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产生不利于社会有序前进的影响；深入地检验文艺作品能否把自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感悟和理解，对现代化规律的把握展示在作品中，从而透过作品来教育新一代的现代化建设者，激励他们为“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

③ 《邓小平论文艺》，第 17—18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45 页。

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①。教育那些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抱有不切实际的认识和理解的人，改变他们原有的错误观念，从而减弱、清除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消极因素。由此可见，“社会效果论”对文艺批评的总体要求是很高很重的。

由于文艺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多种层次，作为文艺批评当然不可简单化地去对待。同时，社会实践对文艺的检验，也并非是短时间就能够得出结论的。检验需要时间。对某些有争议的作品而言，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出它的真正社会效果。因此，批评一部作品切莫主观武断、草率从事，根据一定时代的情绪匆匆下结论，而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通过长期的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检验它的价值，从整体上全面地把握文艺作品社会效果这一批评原则。我们知道，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从微观上看，它是指作品思想性与艺术价值对读者观众的影响。从宏观上看，它包括思想政治宣传、伦理道德教化、美化生活和增长知识的用途。由于文艺创作能反映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它的社会效益还可表现为对人的教育功能、对发展科学技术的促进功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功能、对政治斗争的鼓动功能、对提高道德修养和加强法制建设的约束功能、对艺术鉴赏的感染功能等等。而任何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事实上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功能。实际上，它只要在某一个方面豁透出积极意义，应当说，这部作品就是富有价值的。文艺批评在考察文艺产品的社会效益时，要充分看到问题的复杂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不搞片面性、简单化和绝对化。邓小平同志洞悉文艺的独特性质、独特功能和作用于社会的独特方式，他既从大局出发，又完全符合文艺实际地明确提出：一方面文艺家要注意创作、演出的社会效果，号召“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①；另一方面则有必要明确区分文艺作品社会效果好与坏的具体界限。在现阶段，社会效果好的作品能够“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②发挥积极作用。能够“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①肩负重要责任，起到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作用。能够“同意识形态领域其它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对于来

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

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的危害性，进而“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

向”②。对社会效果坏的文艺作品，邓小平同志又称之

为文艺界的“精神污染”现象。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

①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8 页。

① 《邓小平论文艺》，第 109 页。

② 《邓小平论文艺》，第 4 页。

① 《邓小平论文艺》，第 5 页。

② 《邓小平论文艺》，第 7 页。

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③。这就不仅点明了那些搞精神污染的作品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性，而且对文艺批评判断作品的“精神污染”性质作出了准确的界定。为了使文艺批评更好地做到有的放矢，切中时

弊，邓小平同志还对种种“精神污染”现象进行了具体

的剖析：“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①而有的人则“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传文学艺术的最高

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②。另有的人“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③。针对有的同志对“精神污染”掉以轻心的情况，邓小平同志郑重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④从而敲响了文艺批评重要性的警钟。

文艺批评在判断、分析、衡量作品的社会效果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不一致的评价。为此展开讨论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其中既包括批评，又包括了反批评。这就对文艺批评提出了新的思考，批评家不能只以自己的感情好恶来判断作品的实际，而应该在按照科学的批评方法去评论作品的同时，更多地去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树立“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由人民来评定”①的观念。实际上，文艺批评在判断检验作品的效果时，不能单单依靠少数人的主观检验，更重要的需要由社会实践去检验，由广大人民群众去作历史的评定。这是因为，人民作为生活的主人、文艺作品的表现对象及审美主体，对于文艺作品的好坏优劣当然最有发言权，当然是最有权威的评定者。唯有通过调查研究文艺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实践中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才能有助于衡量出艺术作品思想和艺术统一的程度，也才能最终正确地判断作品的精赢、好坏。我们的文艺批评应当遵循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0 页。

① 《邓小平论文艺》，第 77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2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45 页。

① 《邓小平论文艺》，第 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