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独特的针灸疗法

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马继兴

针灸疗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特点是治病不靠吃药，只是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刺激烧灼局部，以达到治病的目的。前一种称作针法，后一种称作灸法，统称针灸疗法。

针法的前身是砭石疗法。砭石是新石器时代应用的一种石制医疗工具。灸法也是在新石器时代用于治疗疾病的。周代以后，我国开始出现了金属的针灸用针。河北满城西汉墓中曾经出土针灸用的金针。几千年来，针灸疗法始终是我国医学中的一项重要医疗手段。

针灸疗法具有很多优点：第一，有广泛的适应症，可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防；第二，治疗疾病的效果比较迅速和显著，特别是具有良好的兴奋身体机能，提高抗病能力和镇静、镇痛等作用；第三，操作方法简便易行；第四，医疗费用经济；第五，没有或极少副作用，基本安全可靠，又可以协同其他疗法进行综合治疗。这些也都是它始终受到人民群众欢迎的原因。

针灸疗法的发展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把针灸的临床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如1973 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在《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两书中，除了记有在经脉循行路线上的各种疼痛、痉挛、麻木、肿胀等身体局部症状，以及眼、耳、口、鼻等器官症状外，还有一些全身症状如烦心、嗜卧、恶寒等，都是用灸法治疗的。

此后在战国时期的医书《黄帝内经》中，已经多方面记述了针灸的适应症，并且进一步论述了各种脏腑疾病、热病、疟疾、痈疽等病的针灸治疗，更加扩大了针灸适应症的范围。

《黄帝内经》还对针灸治疗所使用的一些手法，如针灸的补泻手法，身体左右交叉刺法(称“巨刺”和“缪刺”)，以及其他各种名称的手法，作了详细介绍。

当时已有不少精通针灸的医生，例如《史记》记载的扁鹊就是其中之一。相传扁鹊在各地巡回行医时来到虢国(今陕西宝鸡一带)，听说虢国的太子因病刚刚死去。扁鹊和他的学生赶到宫门，询问了太子的病情，知道太子死亡的间时还不长，根据他的医疗经验主动提出可以救活。虢君听说，急忙请他医治。经过扁鹊的精心望色、问症、切脉等诊察，确定太子是“尸厥”(类似休克)，并非真正死亡。扁鹊应用针灸等医疗方法进行抢救，结果很快使太子苏醒过来，恢复了健康。这件事一直为当时的人民所传颂，说是他能起死回生。

以上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针灸疗法不仅已经相当普及，而且在医疗质量上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秦汉时期，我国先后出现了两部比较系统的针灸学专书，就是秦汉之

际的《黄帝明堂经》和三国时期的《针灸甲乙经》。这些著作进一步总结了针灸治疗的经验。特别是对于每种疾病的针灸取穴，以及每一俞穴的主治病症范围，都作了归纳整理，对于后代针灸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此外，这时还出现了一些绘有针灸俞穴图的著作。

到了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针灸学著作不仅数量上有了很大增加，而且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此外还有不少彩绘针灸挂图、针灸图谱、灸疗专书和兽医针灸著作等。例如唐代著名的医家孙思邈、王焘等人的医学著作中，都专门详细地记述了针灸疗法。孙思邈还绘制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灸挂图，分别把人体正面、背面和侧面的十二经脉用五色绘出，把奇经八脉用绿色绘出。王焘又分绘成十二幅大型彩色挂图，也用不同的颜色绘出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当时的针灸疗法和其他医学科目一样，都被正式列入了国家的医学教育课程，明确规定以《黄帝内经》、《黄帝明堂经》等做教材。太医署里还专门设立了针博士、针助教、针师、针工和针生等职衔。这些都说明当时针灸学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唐代以后到近代，我国医家又陆续编写了大量的针灸学著作。著名的有北宋医官王惟一主持编修的《铜人俞穴针灸图经》，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等，都是有相当学术价值和流传很广的书。

为了使针灸图的形象更加真实化和富有立体感，王惟一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 1027 年)编写《铜人俞穴针灸图经》的同时，还在医官院主持监制了最早的两具刻有经脉俞穴的铜质人体模型，叫做针灸铜人。这种铜人除了供教授和学习辨认俞穴外，还可作考试用。据说，在测验针灸课程的时候，先把铜人外面遍身涂蜡，铜人体内盛满了水银，然后给铜人穿上衣服，让医生试针。如果能准确地刺入孔穴，就可以使水银射出；如果取穴位置错误，针就不能刺入。可见针灸铜人是一种造逼型真、构造精巧的教学工具。此后我国还陆续制造了很多针灸铜人，其中有明、清太医院制造的，有民间医生制造的，也有药铺制造的。它们都在促进针灸的教学方面起了一定作用。可惜的是过去不少针灸铜人有的已在战乱中损毁，有的已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掠去。像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 1443 年)太医院监制

的“正统”铜人，就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被帝俄军队劫去，至今还存放在列宁格勒(现又改名圣彼得堡)博物馆里。

■清代复制的“正统”针灸铜人。

我国历代医家还对针灸疗法的工具和技术方面作了不少改进，创造了多种多样的针刺方法(如火针、温针、梅花针等)，发展了灸疗方法(如一些药饼灸法、灯火■法等)和艾卷(如所谓“雷火针”，“太乙针”等)，不断丰富了针灸疗法的内容。

经络学说是针灸学的理论基础

针灸疗法所以能卓有成效地治疗多种疾病，除了由于针法的器械性刺激和灸法的温热性刺激本身的性质和强度等因素可以直接调整人体机能、增强防病能力外，还同针灸的刺激部位和针灸所引起的机体传导作用有关。这就是中医学特有的经络学说，也是我国古代医学的一项重要成就。

经络学说是古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对人体认识不断深化的成果。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周代古医书中，记载了人体经脉的一些原始名称，其中有“齿脉”、“耳脉”和“肩脉”等脉名。它们都是根据针灸这一脉时所出现的感觉传导主要路线而命名的，也是经络学说的雏型。《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古医书，已开始把人体的经脉分为十一条，还根据上、下肢和阴阳学说的概念，重新确定了经脉的名称，并作了系统的分类记述。

在《黄帝内经》一书里，进一步把人体的主要经脉总括为十二条，称作十二经脉；并对每条经脉的循行部位，以及经脉和疾病、治疗的关系等内容，都作了全面的修订补充，使经络学说更加丰富，从而奠定了针灸学的理论基础。

经络学说的基本内容是：经络遍布在人体各部位，负担着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内外上下的功能。经络不仅分布在体表，而且进入体内和脏腑相互联结，并周而复始，如环无端地循环运行。其中直行的干线称作经脉，旁行的支脉和小支称作络脉和孙脉。此外还有十二经脉以外的奇经八脉等名称。

在经络学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俞穴。俞穴又称“孔穴”或“穴位”。每个俞穴都在身体表面，有一定的部位。由于《黄帝内经》等书所记的俞穴都位于经脉循行的径路上，所以也称作“经穴”。以《针灸甲乙经》为例，共记有经穴总数六百五十四个。

我国历代的医家，除了对经穴的作用、经穴和脏腑的联系以及经穴的适应症范围等认识不断有所发展外，又陆续发现了不少新的穴位，提供了更多有效的医疗途径。

针灸疗法的传播

针灸疗法不仅对国内医疗事业有很大影响，而且也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为人类保健和医药科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已经和朝鲜、日本、东南亚和中亚细亚地区各国，进行友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同时，中国医药学，包括针灸疗法，也相应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并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很大重视。例如在日本，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公元 513 年)，中国医生杨尔去日本

讲授医学。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公元 550 年)，吴人知聪曾携带了大批中国

医书和针灸图等去日本。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 552 年)，梁帝还赠送日本政府《针经》一书。此后日本不断有人来中国学医，钻研针灸学。在日本于公元 701 年颁布的法令《大宝律令》中仿效我国唐代的制度，明确规定用《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等作为学习医学和针灸学的必修课目，并定出相应的措施，从而针灸疗法在日本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针灸家、著作、专门学校等。

又如在朝鲜古代的新罗、百济、高丽等国，都根据唐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了各种学习科目，包括医学在内。像公元 1136 年高丽政府就正式规定以中国古医书《针经》、《黄帝明堂经》、《针灸甲乙经》等作为学习医学针灸的必修课程。

宋元以后，随着海路航运事业的发展，我国和非洲、欧洲不断有了相互交往。针灸疗法也逐渐被介绍到这些地区。当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家的一些医学家，都开始把针灸应用于临床和研究，同时

也翻译了一些中医针灸著作。

针灸术的新发展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中西医密切合作，使针灸疗法得到了飞跃的发展。针灸疗法的临床应用更加普及，在传统针灸疗法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很多新的医疗方法，如电针、耳针、头针、穴位注射、穴位结扎、磁穴疗法等等，都进一步扩大了针灸医疗的范围和研究课题。特别是针刺麻醉的成功，开辟了麻醉学的新途径。

针刺麻醉，就是在进行医疗手术时，充分利用针刺的麻醉作用，来代替药物麻醉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不仅避免了麻醉剂的副作用，简便安全，有利于手术后患者健康的恢复，而且由于针刺麻醉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包括头颅、颈部、胸腔、腹腔和四肢等部位的各种大小手术，具有良好的无痛和镇痛效果，因而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极大重视，并迅速得到了推广应用。

现在针灸疗法已为五大洲各国人民所重视和应用，成为人类战胜疾病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