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生物学

中国现存的几部古代动植物志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刘昌芝

用文字和图形记录动植物的名称、类别、形态、生活习性、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等的著作，我们现在称作动物志、植物志。它是动植物学的基础，也是开发和利用动植物资源的重要文献。

中国医药学、农学、园艺学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动植物知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古代农医文献，包括现存和已经散佚的，有八千多种。这些文献是中国古代动植物学知识的宝库。随着农医实践的发展，人们对动植物的知识逐渐深入系统化。因而出现了各种动植物志。

下面介绍我国现存的、在生物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几部动植物著作或动植物志。

《南方草木状》

《南方草木状》旧题晋永兴元年(公元 304 年)嵇含著。关于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众说纷纭，到现在还没有定论①。它的渊源比较古，内容丰富、详实。它主要记载我国广东番禺、南海、合浦、林邑等地的植物。它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南方植物的著作，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地方植物志。

这部书共分三卷：卷上叙述草类，有甘蕉、耶悉茗、茉莉花、豆蔻花、鹤草、水莲、菖蒲、留求子等二十九种；卷中叙述木类，有榕、枫香、益智子、桂、桄榔、水松等二十八种；卷下叙述果类和竹类，果类有荔枝、椰、橘、柑等十七种，竹类有云丘竹、石林竹、思摩竹等六种。全书共记述植物八十种。其中大多数是亚热带植物。虽然所记述的植物种类和种类繁多的南方植物相比还差得很远，但所记载的植物如茉莉花、诸蔗、龙眼、椰树等，都反映出了南方植物的特色。所记录的各种植物，除少数名称无法考订外，大多数都和现在所知的植物相符①。这说明当时人们对植物的观察和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

《南方草木状》依据植物的生物学特性，描述了它们的形态、生活环境、用途和产地等，文字相当生动简练。例如书中说：“榕树，南海桂林多植之，叶如木麻，实如冬青。树干拳曲，是不可以为器也。其本棱理而深，是不可以为材也。烧之无焰，是不可以为薪也。⋯⋯枝条既繁，叶又茂细。软条(指气根——引者)如藤，垂下渐渐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节。或一大株，有根四五处，而横枝及邻树，即连理。”又如：“椰树，叶如

■榈，高六七丈，无枝条。其实大如寒瓜，外有粗皮(指有纤维质的中果皮

——引者)，次有壳，圆而且坚(指坚硬的内果皮——引者)，剖之有白肤(指可食的胚乳——引者)，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极肥美。有浆，⋯⋯”寥寥

① 参阅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周仁：《我国传统制瓷工艺述略》，

《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二期，第 6 页。

① 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地质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7-311 页。

几句话，把榕树和椰树的形态和果实等描述得相当逼真。对菖蒲的生活环境，书中指出：“菖蒲，番禺东有涧，涧中生菖蒲。”菖蒲属植物有两种， 一种名菖蒲，在我国一般多是栽培种。另一种名石菖蒲，一般生长在山涧或潮湿的地方，多见于华南地区。这里所说的菖蒲属后一种，就是我国华南地区常见的石菖蒲。此外还依据柑和橘的滋味香甜和花果颜色描述了它们的共同特性，首次提出了“柑，乃橘之属”，把柑和橘合并作为一种。

《南方草木状》首次记载了我国劳动人民利用益虫防除害虫的生物防除法。书中介绍：当时广东一带栽培的柑橘有很多害虫，种柑橘的人普遍知道用一种蚂蚁(惊蚁)来防除。这种蚂蚁能在树上营巢，专吃柑橘树上的害虫。因此经常有人从野外捉这种蚂蚁来卖给管理果园的人，作为一种职业。利用天敌防除害虫的思想，在西方最早见于 1877 年在德国哈提的著

作，首先应用的是德国博吉陶和 1889 年美国里莱。而我国早有这种思想， 应用也远在哈提和博吉陶之前①。

从《南方草木状》还可以看出，我国早在三国时期吴国永安年间(公元258 年到 264 年)已开始出现实物绘图。书中“水蕉”条说：“水蕉如鹿葱， 或紫或黄。吴永安中，孙休尝遣使取二花，终不可致，但图画以进。”看来当时的植物图已能真实地反映植物的性状。但后来的各种版本如《百川学海》、《汉魏丛书》、《格致丛书》、《龙威秘书》等都没有附图，当是传抄中已经失落。1955 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加入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珍藏的图六十幅，为鉴定植物学名提供了依据。

这部书对中国古代植物学的发展有比较大的影响。宋代以后，曾被许多花谱、地志所征引，特别是后世本草学著作引用更多。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在他的名著《本草纲目》一书中描述到南方植物时，有不少是以《南方草木状》的记载作为注释的。这部书还传播到国外，如德国植物学家毕施奈德(1833－1901)在他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①中认为《南方草木状》是中国最早的植物学著作，是解决植物学若干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

《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是我国明代早期(公元十五世纪初叶)的一部植物图谱， 它描述植物形态，展示了我国当时经济植物分类的概况。书中对植物资源的利用、加工炮制等方面也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我国植物学、农学、医药学等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

《救荒本草》明永乐四年(公元 1406 年)刊刻于开封，明代朱■(1360

－1425)编写。朱■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死后谥定，所以《明史·艺文志》对这部书题“周定王撰”。《救荒本草》是一部专讲地方性植物并结合食用方面以救荒为主的植物志。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四百十四种，分为五部：草部二百四十五种，木部八十种，米谷二十种，果部二十三种，菜部四十六种。其中出自旧本草的一百三十八种，并注有“治病”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1916 年版，第五卷，第 484 页。

① 我国历史年代，从西周共和行政元年起，才有比较确凿的编年材料。西周共和行政元年是公元前 841 年， 周文王立国八年，一说是公元前 1177 年。但各家说法不一。如武王伐纣，一说在公元前 1122 年，一说在

公元前 1066 年，一说在公元前 1057 年，一说在公元前 1027 年。

二字，新增加的二百七十六种。

《救荒本草》新增的植物，除开封本地的食用植物外，还有接近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太行山、嵩山的辉县、新郑、中牟、密县等地的植物。在这些植物中，除米谷、豆类、瓜果、蔬菜等供日常食用的以外，还记载了一些须经过加工处理才能食用的有毒植物，以便荒年时借以充饥。作者对采集的许多植物不但绘了图，而且描述了形态、生长环境，以及加工处理烹调方法等。李濂在《<救荒本草>序》中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 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

朱■撰《救荒本草》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把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先在园里进行种植，仔细观察，取得可靠资料。因此，这部书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这部书有嘉靖四年(公元 1525 年)山西都御史毕昭和按察使蔡天

■刊本，这是《救荒本草》第二次刊印，也是现今所见最早的刻本。稍后有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陆柬刊本。这个刊本的序中误以为书是周宪王编撰，后来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徐光启《农政全书》都沿袭了这个错误。以后还有嘉靖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胡乘刊本、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

年)刊本、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 年)胡文焕刊本，徐光启《农政全书》

把《救荒本草》全部收入。传到日本，有亨保元年(公元 1716 年)皇都柳枝轩刊本。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书在“救饥”项下，提出对有毒的白屈菜加入“净土”共煮的方法除去它的毒性。这种解毒过程主要是利用净土的吸附作用， 分离出白屈菜中的有毒物质，是植物化学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这种方法和现代植物化学的分离手段相比显得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它和 1906 年俄国植物学家茨维特(1872－1919)发明的色层吸附分离法在理论上是一致的①。

《救荒本草》很早就流传到国外。在日本先后刊刻，还有手抄本多种问世①。据日本研究中国本草学的冈西为人说，《救荒本草》在日本德川时代(公元 1603 年到 1867 年)曾受到很大重视，当时有关的研究文献达十五种。这部书曾由英国药学家伊博恩译成英文。伊博恩在英译本前言中指出， 毕施奈德于 1851 年就已开始研究这本书，并对其中一百七十六种植物定了学名。而伊博恩本人除对植物定出学名外，还做了成分分析测定。通过比较，指出《救荒本草》的原版木刻图比《本草纲目》的高明①。美国植物学家李德在他著的《植物学小史》中也赞颂《救荒本草》配图的精确，并说它超过了当时的欧洲①。近年国内王作宾等对《农政全书》中转录自《救荒本草》中的四百种植物作了研究定出学名，并作为石声汉校注的新版《农政全书》附录刊行。

《闽中海错疏》

我国海域具有复杂的海洋水文和气象条件，加上长江、黄河等几条江

① 见华南农业大学农业历史研究室编：《<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农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① 见吴德邻：《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植物学报》1958 年第七卷第一期。

① 见周尧：《中国昆虫学史》，昆虫分类学报社 1980 年版，第 79 页。

① 这部书有石声汉译本，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

河带来了极丰富的营养物质，为我国沿海海洋动物构成了极其优良的生活条件，繁殖着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海洋生物资源被大规模地开发利用，区域性的海洋专著纷纷出现。成书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 1596 年)的由屠本■撰的《闽中海错疏》就是比较杰出的一种。它主要记载了我国福建一带的水产动物，其中海产动物占全书的四分之三，是本书研究的重点。这部书的编写体例和历代农学、医药学著作不同，主要是根据动物形态、生活环境、经济价值和产地来鉴别各种动物，给予命名。它的编写体例和现在的动物志基本相似。

屠本■字田叔，浙江鄞县人，曾做过刑部检校、太常寺典簿、盐运司同知等官。他从小就刻苦学习，直到晚年仍然勤学不辍，对动植物都感兴趣。《闽中海错疏》就是根据他在福建观察到的各种水产动物写成的。

《闽中海错疏》全书正文分上、中、下三卷，包括鳞部二卷，介部一卷。此外还有《自序》和《附录》各一篇。书中共记载水产动物二百多种， 包括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不少水产动物具有比较高的经济价值，有著名的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乌贼四大海产，还有马鲛、鲱鱼、沙丁鱼、鳓鱼、鲳鱼等，以及驰名中外的对虾等。《闽中海错疏》中记载的鱼类计有鲫鱼、真鲷、方头鱼、狭纹虎鲨、刀鲚、鲥等八十多种，分属鲤科、鲷科、方头鱼科、虎鲨科等四十个科，分属鲤形目、鲈形目等二十个目①。所记载的两栖类有蟾蜍、雨蛙、虾蟆、水鸡等十种，分属蟾蜍科、雨蛙科、蛙科三科②。此外还记载有软体动物、节肢动物以及少数哺乳动物。这部著作对研究海产动物和开发、利用海洋资源都是重要的文献。《闽中海错疏》在动物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闽中海错疏》比较全面地记载了福建的水产动物，包含不少动物形态、生态和生活习性方面的知识。在形态方面，例如说：“方头， 似棘鬣而头方，味美”，因头方而得名。又如对珠蚶和丝蚶的形态描述很形象、逼真。珠蚶个体小，壳面的放射肋细，前后端圆，“形如莲子而扁”。丝蚶壳皮同心纹很细，书中说它“壳上有纹如丝”，突出了蚶的基本特点。到现在福建地区仍用珠蚶和丝蚶这两个名称。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水产动物生活习性的知识，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如“泥螺”条，明确记载了泥螺的形态、产地和生长繁殖的情况。据现代动物学调查证实，泥螺七月到九月产卵，卵生的小螺冬季生长很慢，到第二年五六月长大，开始繁殖。这和书中的记载基本一致，书中还说，秋天采到的个体已排卵，所以“肉硬膏少，味不及春”，对泥螺的观察和认识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这种螺，现在动物学上仍称“泥螺”，在西方是在 1848 年定名的，晚于《闽中海错疏》的记载近二百五十年。从对真鲷(过腊鱼)的描述，说明当时已经认识真鲷冬季入港、第二年春天出海的洄游规律。这些认识和现在福建观察到真鲷的鱼期是一致的。值得提出的是，《闽中海错疏》中，对一些水产动物的某些内部器官已有一定的认识，如记载章鱼“膜内有黄褐色质，有卵黄， 有黑如乌■墨，有白粒如大麦，味皆美，⋯⋯”只是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没有指出肝脏、墨囊、卵巢三种器官的名称罢了。

第二，屠本■在以动物形态、生活环境、产地等来描写和鉴定种类的

① 见宋之琪：《<救荒本草>与我国古代分离法的应用》，《药学通报》第十五卷第九期，第 21 页。

② 见日本天野元之助著、彭世奖、林广信等译《中国古农书考》，农业出版社 1992 年版。

基础上，把性状相近的水产动物排列在一起，分成各大类，在大类中再分小类，并且把许多同科属的动物排列在一起。他已经注意到排列次序和分类级(科、属、种)间的亲缘关系，可说已经孕育着现代分类学的萌芽。这是以前诸家本草、农医著作从未做到过的。和同时期西欧的动物学家按字母次序排列或按药用性质、用途等进行分类相比，显然《闽中海错疏》要进步得多①。

第三，在明代，淡水养殖业已经相当繁盛，《闽中海错疏》中记载着丰富的淡水养鱼资料，总结了当时福建地区饲养草鱼、鲢鱼的方法，以及养鱼前进行除野的方法，反映了我国明代淡水养殖业已经取得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直到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书中有些内容是前人没有提到过的，如“海胆”这个名字，有人认为是从日本引进的，实际上是日本从这本书引用过去的②。

《闽中海错疏》既是我国也是世界比较早的一部水产经济动物志，又是动物学从以实用为主向系统动物学方向发展的重要著作之一。

《植物名实图考》

《植物名实图考》是中国古代一部科学价值比较高的植物学专著或药用植物志。它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早已为古今中外学者所公认。

吴其■写作《植物名实图考》，主要以历代本草书籍作为基础，结合长期调查，大约花了七八年时间才完成。它的编写体例不同于历代的本草著作，实质上已经进入植物学的范畴。这部书是吴其■死后一年，就是道光二十八年(公元 1848 年)，由山西巡抚陆应谷校刊的。

《植物名实图考》全书七万一千字，三十八卷，记载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种，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藓)、水草(包括藻类)、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在一些木类上的担子菌)等十二类。每类列若干种，每种重点叙述名称、形色、味、品种、生活习性和用途等，并附图一千八百多幅。

吴其■利用巡视各地的机会广泛采集标本，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书中所记载的植物涉及我国十九个省，特别是云南、河南、贵州等省的植物采集的比较多。《植物名实图考》所记载的植物，在种类和地理分布上，都远远超过历代诸家本草，对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近代中药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植物名实图考》的特点之一是图文并茂。作者以野外观察为主，参证文献记述为辅，反对“耳食”，主张“目验”，每到一处，注意“多识下问”，虚心向老农、老圃学习，把采集来的植物标本绘制成图，到现在还可以作为鉴定植物的科、属甚至种的重要依据。

这部书既主要以实物观察作为依据，作为一种植物图谱，在当时是比较精密的，是实物制图上一大进步。由于这部书的图清晰逼真，能反映植物的特点，许多植物或草药在《本草纲目》中查不到，或和实物相差比较大，或是弄错了的，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或互相对照加以解决。如《植物

① 见董恺忱：《明代救荒植物著述考析》，《中国农史》1983 年第一期。

② 见胡道静：《我国古代农业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学术月刊》1963 年第四期。

名实图考》中藿香一图，突出藿香叶对生、叶片卵圆形或三角形、基部圆形、顶端长尖、边具粗锯齿、花序顶生等特征，和现代植物学上的唇形科植物藿香相符，而《本草纲目》上绘的图，差别很大，不能鉴别是哪种植物。书中记载的植物，不仅从药物学的角度说明它们的性味、治疗和用法， 还对许多植物种类着重同名异物和同物异名的考订，以及形态、生活习性、用途、产地的记述。读者结合植物和图说，就能掌握药用植物的生物学性状来识别植物种类，可见《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对药用植物的记裁已经不限于药性、用途等内容，而进入了药用植物志的领域。它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的药用植物志。

《植物名实图考》一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世界植物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870 年德国毕施奈德在《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中认为《植物名实图考》是中国植物学著作中比较有价值的书，“刻绘尤极精审”，“其精确程度往往可资以鉴定科和目”，甚至“种”。1884 年日本首次重刻这部书，伊藤圭介为这部书写的序中对这部书作了高度评介， 认为“辨论精博，综古今众说，析异同，纠纰缪，皆凿凿有据，图写亦甚备，至其疑难辨者，尤极详细精密”。1940 年日本牧野富太郎著的《日本植物图鉴》，其中有不少取材于《植物名实图考》。此外美国劳弗·米瑞和沃克等人的著作①对这部书也有所引用和推重。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图书馆都藏有这部书。

《植物名实图考》一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珍贵的植物学知识， 而且对医药、农林以及园艺等方面也提供了可贵的史料，值得科学史家用作参考。

我国有关动植物知识的文献，浩如烟海。本文只着重介绍了以上四部动植物志。它既不同于农业、医药著作，也不同于观赏植物的文献，它的特点表现在：一是建立在对动植物直接观察基础上的，以记载各种动植物的形态、生活环境、用途和产地为主。二是编写体例和现在动植物志相似， 可算作区域动物志或植物志，孕育着现代动植物分类学的萌芽。正因为这样，它们为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另一方面，应当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著作的作者，不是专门的自然科学家，多数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或大小官僚。在他们的著作中，除了有不够科学的地方之外，还夹杂有一些迷信和唯心主义的说法。我们今天阅读时，当然要注意去其糟粕。

① 见刘昌芝：《<闽中海错疏>中的鱼类研究》，《科技史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0 年版，第四辑第

1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