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农学

中国古代几部重要农书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范楚玉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发达的农业。河南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和河北武安磁山以及浙江余姚河姆渡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掘证明，七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黄河流域种植粟等农作物，在长江流域肥沃的土地上开田种植水稻。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已经有稻、禾、稷、粟、麦、来(大麦)等农作物名称，还有畴、疆、■、井、圃等有关农业生产土地整治的文字。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十多篇专门叙述农事的诗，说明周代的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

悠久的农业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理论。从很早起， 我国就出现了不少农学的专著，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在向大自然进军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成果。传到现在的最早的农学论文和农书，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古农书，包括现存和已经散失的，总数共有三百七十六种。这三百多种农书，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园艺、畜牧和蚕桑作为基本内容，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有的还包括水产以及农具、水利、救荒、农产品加工等等。另一类是所谓专业农书，包括关于天时、耕作的专著，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

综合性农书又可分三种：第一种是农家月令书，它创始于公元三世纪东汉崔■的《四民月令》，以后的如《四时纂要》、《农桑衣食撮要》、

《经世民事录》、《农圃便览》等等，层出不穷。这类书是我国农书的一个特殊体例，把一年十二个月每月需要进行的农业生产操作事项，按照缓急，分别先后，依次序排列写成。第二种，以公元六世纪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作为代表，着重于农、林、牧、副、渔各项技术知识的系统记述。第三种是通书性质的农书。所谓通书，主要是指民间的日用百科全书。如元代的《居家必用事类全书》，明代的《便民图纂》、《多能鄙事》，都属这一类。

下面介绍几部在我国农学史上、甚至在世界农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的农书。

现存几篇最早的农学论文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战国时期的专门农书有《神农》、《野老》两种，可惜它们早已散失了。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

《辩土》、《审时》四篇，是专讲农业的，它们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文。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手下的门客集体编写的一本书。有人考证它成书于秦始皇八年(公元前 239 年)。《上农》等四篇虽不是独立的专门农书，但是它们联成一个体系，已经是一套完整的论文。

战国时期，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地主阶级，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

的重要性，提出了“上(尚)农”的理论，推行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崇本抑末”政策。《上农》篇中提出的重农理论和政策，和商鞅(前 390－前338)、吴起(？－前 381)、韩非(约前 280－前 233)的重农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任地》、《辩土》、《审时》三篇是专讲农业技术的。《任地》讲利用土地的原则，先从整地、利用和改良土壤讲起，讲到耕作保墒、除草通风等，使农作物生长健壮、获得高产的十个重要问题。接着提出了土壤的“力”和“柔”(坚硬和粘和)、“息”和“劳”(休闲和连作)、“瘠”

和“肥”、“急”和“缓”(紧密和疏松)、“湿”和“燥”等矛盾，并指出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土地的利用就是通过劳动来改良土壤的性质，使它适于耕种。《辩土》是讲使用土地，就是以人力来改变土壤的现状，对《任地》篇所提出要求的事，作了具体回答。首先是对性质不同的土壤在耕作时间上作不同的安排。接着谈了由耕作不良引起的三种弊害，称作“三盗”，就是“地窃”(播种过稀)、“苗窃”(缺苗)、“草窃” (杂草妨害苗生长)。再则谈到耕种不及时和整地不得法的弊病，封垅前后庄稼最合理的布局，以及这些布局方式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审时》篇讨论耕作及时不及时对农作物各方面、特别是对子粒性质的影响。

《任地》等三篇包含着农业生产方面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总结了先秦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和罗马农学家加图(前 234－前 149)在公元前 160 年左右写的《农书》相比，《吕氏春秋》所总结的农业科学原理要深刻得多。

《氾胜之书》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西汉以前共有九种农书。除《神农》、

《野老》外，其余七种中，四种早已下落不明。剩下的三种，两汉之交的刘向和班固(32－92)都肯定它们是西汉人的著作，就是《董安国》(十二篇)，《蔡葵》(一篇)，《氾胜之书》(十八篇)。前二种也已散失，只有《氾胜之书》，靠《齐民要术》等几部书的引文，保存了一些零星片断的文字。但是从残存的三千多字中，仍足以反映出西汉农业科学技术的水平。

氾胜之是山东曹县人，在汉成帝在位的时候(公元前 33 年到前 7 年)， 曾经当过议郎官职。又在京城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指导过农业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对农业生产有兴趣的人，都乐于向他请教。后来升为御史。

《氾胜之书》总结了西汉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的耕作制度，对耕作原理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趣时”(赶上雨前雨后最合适的耕地时间)、“和土”(耕、锄、耱平，使土壤松软)、“务粪泽”(保持土壤肥沃和湿润)、“早锄早获”(及时中耕除草和收割)。

《氾胜之书》列举栽培作物十多种，粮食作物有黍子、谷子、冬小麦(宿麦)、春小麦(旋麦)、水稻、小豆、大豆；油料作物有苴(jú)(雌株大麻) 和荏(油苏子)；纤维作物有■(xǐ)(雄株大麻)和桑树；还有瓜、瓠、芋等副食。对每种作物从选种、播种、收获到储种，都有精确叙述。在选种方面，第一次提出麦子、谷子的穗选保纯法。穗选法和稻田控制水流以调节

水温的方法，桑苗截干法②等，很突出地显示出当时农业技术的进步。此外， 还有两项特殊的农业技术措施，关于种子处理的“溲种法”和一种能集中使用水肥的“区种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重视和研究的。

《齐民要术》

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得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本书写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到十三年间(公元 533 年到 544 年间)。从《齐民要术》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农业生产工具比西汉又大有增加，使用方法也大有改进。如耕作就有锄、耙、劳、锋、耩(jiǎng)五种农具。农具的这种从简到繁、从少到多的演变，也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贾思勰写作《齐民要术》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据他自己说，从古今书籍中收集了大量材料，又收集了许多口头传说、民间谚语，请教了有经验的老农，自己再在实践中体验过。全书正文十卷，九十二篇，共十一万多字；此外，书前还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

全书包括了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涉及的地区范围，包括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的黄河北岸和山东等地。魏晋以来，这里是各民族大融合的地区，因此这部书也可以说是总结了各族人民的生产斗争经验。《齐民要术》在农学方面的成就，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第一，对天时、地宜的认识，比《氾胜之书》又前进了一步，指出“顺

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种各篇》) 深刻地阐明了我国古代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先进农业生产思想。在这一基本原则下，贾思勰又把农业操作时间按照不同作物分为上、中、下三时。如种谷子，二月上旬是上时，三月上旬是中时，四月上旬是下时。又把地宜也分为上、中、下三等。如谷子以绿豆、小豆为底(前作物)是上，以麻、黍、胡麻为底是中，以芜菁为底是下。而且同一作物因地方的不同和时间的不同，播种也应该随着而有所不同。这些都是符合科学实际的。

第二，我国北方地区的气候特点是“春多风旱”，因而春播前后怎样保持土壤中的水分便成了能否增产的关键。耕锄和保墒有密切关系，《齐民要术》对这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它进一步肯定了秋耕的重要性。并且指出耕地深浅要按不同情况而定，“初耕欲深，转地欲浅”；“秋耕欲深，春夏欲浅”。耕种高田或低田，“不问春秋，必须燥湿得所为佳， 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耕田篇》)对于耕地后把地耱平，中耕除草， 可以防旱保墒，以及抢墒播种等经验，也是由贾思勰具体总结出来的。

第三，在贾思勰以前，人们主要用轮换休闲的办法来恢复土地肥力， 而贾思勰却于休闲之外，又总结和研究了轮作制。首先，他根据作物特性分出哪些可以轮作，哪些不能。并且总结了一套轮作法，指出豆类作物是良好的前茬作物。其次，肯定了绿肥作物的肥效，说：“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耕田篇》)看来当时黄河流域已经比较广泛地栽培和利用绿肥作物了。《齐民要术》对套作也进行了总结，为充分利用阳光和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找出了一个新方向。《氾胜之书》中的套作还只限于蔬菜，北魏的时候已经由蔬菜扩大到了大田作物。

② 郑作新：《<闽中海错疏>中之两栖动物》，1934 年版。

第四，《齐民要术》对品种有专门的论述。《种谷篇》中介绍粟的品种就达八十六种，并且分析了各品种的品质和特点。这是以前农书中所没有见到的。贾思勰还把作物品种和天时地宜联系起来，正确地强调了品种的地域性。

除上述以外，果树、林业方面的苗圃育苗、嫁接技术和熏烟防霜等经验，一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习用。对于植物有机体的认识，果树的阶段发育理论，更有比较大的科学价值。动物饲养方面，在家畜形态学上的理论， 以及饲养要勤、役使要合理的实际概括，使我国的畜牧业一直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从农产品加工和微生物利用方面的记载看，当时也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总之，《齐民要术》内容丰富，资料多，记述详细正确，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公元六世纪以前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所积累的大量知识， 有许多项目，比世界其他各先进民族的记载要早三四百年，甚至一千多年； 它的取材布局，也为后来的许多农书作者所借鉴。

《陈旉农书》

江南地区自然条件比较好，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起，经过大力开发，到了北宋以后，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陈旉(1076－？)写成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公元 1149 年)的《陈旉农书》，就是我国最早专门总结江南水田耕作的一部小型综合性农书。全书连序、跋在内共约一万二千五百字。篇幅虽小，但是内容丰富。它着重记述作者参加农业经营的心得体会，即使引用古书，也是融会贯通在他自己的文章里，体例和《齐民要术》不同。《陈旉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上表现出不少新的发展，应当列为我国第一流的综合性农书之一。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概括地讨论以水稻为主的耕种方法，其中也谈到了麻、粟、脂(芝)麻、萝卜和小麦等辅助作物。中卷专谈水牛，水牛是江南地区适用于水田耕作的唯一役畜。下卷专谈蚕桑，从种桑起，到收茧止。

一般认为，《陈旉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上表现的新发展，比较突出的可以归纳为五点：第一，第一次用专篇来系统地讨论土地利用。第二， 第一次明确提出两个杰出的对于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土壤虽有多种，好坏不一，只要治理得法，都能适合于栽培作物；另一个是使用得当， 土壤可以经常保持新壮。第三，关于肥料，不但用专篇来谈论，其他各篇也有具体细致的论述，对肥源、保肥和施用方法有不少创新和发展。第四， 这是现存的第一本专门谈论南方水稻区农业技术的农书，并且有专篇谈论水稻的秧田育苗。第五，具有相当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

《王祯农书》

元代的《王祯农书》是一部大型的农书。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 曾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行政官。他常到农村去作实际视察，对农业生产很关心。这部农书是综合了黄河流域旱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实际写成的。现在的通行本大约十一万字左右，共分三部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第三部分占全书的五分之四，是全书重点所在。

《农桑通诀》是作为农业总论写的，贯穿农本观念和天时、地利、人

力共同决定农业生产的思想。具体地说明了农桑的起源，泛论了农、林、牧、副、渔各项技术和经验，叙述了时宜、地宜，也还谈论了一些和农业技术无关的《劝助》、《孝悌力田》、《祈报》之类反映封建时代农学家的传统思想和他的时代局限性的东西。

《百谷谱》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叙述了谷子、水稻、麦等粮食作物以及瓜、菜、果树的栽培、保护、收获、贮藏、利用等技术和方法也包括了林木、纤维、药材等的种植和利用。

有图有说的《农器图谱》是这部农书的一个创举。三百零六幅图中大部分是当时实物的写真，有许多农具今天还在使用。个别的虽然“去世已远，失其制度”，但还是经过王祯“多方搜访，列为图谱”。这些图谱无论从数量和质量来说，都是空前的，并为后世所借鉴。

《王祯农书》对农田水利的认识是比较系统全面的，能注意到水的综合利用，把灌溉和航运、水力利用、水产等结合在一起考虑安排，也提出了兴修水利的条件和远景的宏伟设想。

“授时指掌活法之图”是王祯的一件值得赞扬的创作，他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紧凑地联成一体，把“农家月令”的要点，全部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方便，非常实用。

• 《王祯农书》中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

《王祯农书》确实是祖国农学的珍贵遗产。

《农政全书》

明末徐光启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和农学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贡献。在农学方面，他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综合介绍我国传统农学的空前巨著——《农政全书》。

《农政全书》总共约有七十多万字，所采用的文献共二百二十九种。这部书中，徐光启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但是他自己生前因事务繁忙，没有来得及定稿，身后存留的手稿，由陈子龙(1608－1647)等人编定刻印成书。全书六十卷，分成十二目：农本(经史典故、诸家杂论、国朝重农考)，田制(井田考和《王祯农书》中的各种田制图)，农事(营治、开垦、授时、占候，以屯垦为重心)，水利(水利工程、农田水利、《泰西水法》①)，农器，树艺(谷物、蔬菜、果树)，蚕桑，蚕桑广(木棉、苎麻)， 种植(经济作物)，牧养，制造(食品、房屋)，荒政(备荒，附《救荒本草》和《野莱谱》)。

《农政全书》和以前所有大小农书不同的地方，就是系统而集中地叙述了屯垦、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包括农田水利)、备荒三项。这三项不是一般的农业生产技术措施，却是保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命安全所必需的。《齐民要术》和《王祯农书》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重点在于保证农业生产的其他措施，如田制、水利、荒政等项。酿造项目只收酱、醋、豉，没有讲酒的酿造。烹调只限于农家所能用上的简单几条，把《齐民要术》中精致讲究而对农家无用的食谱都删除了。在“工欲善其事，必

① 见刘昌芝：《我国现存最早的水产动物志——<闽中海错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一卷第四期，1982 年。

先利其器”的思想指导下，大量地收录了《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并且还有所增补。

《农政全书》并没有因为着重政治措施而忽视技术。宋代以来，蚕桑是江南重要的经营项目，徐光启就记录了后起的新经验。他的故乡松江地处江南，是当时全国棉纺织业最先进的地方，他把当地植棉和棉田管理的新技术作了记录。对河北肃宁群众以稳定湿度为纺织环境的好办法，也特别加以推荐。至于对当时传入我国还不久的甘薯，他根据自己的实践，写了《甘薯疏》，收入《农政全书》，提倡人们大量种植，用来备荒。对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他都详尽记述。一句话，《农政全书》比以前所有农书更全面。

明代以前有价值的农书很多，本文只着重介绍了以上几部。它们都是各个时代农业生产知识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古代农业科学的大概轮廓。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小型农书，讨论一个小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特点。如明末总结太湖地区栽桑种稻的《沈氏农书》，清代陕西杨■的《豳风广义》和《知本提纲》等等，对指导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都起过积极作用。

从《任地》等篇和《氾胜之书》到《农政全书》的作者，把古代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发明创造加以概括总结，写成农书，不仅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对日本等国家也有很大影响。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农书有它的局限性。首先，作者终究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是当时政府中的大小官僚，他们所共有的农本观念是封建正统的，是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便封建地主阶级更好地进行统治和剥削。其次，这些农学家的世界观都是剥削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封建迷信思想如“孝悌力田”“忌日”“丛辰”之类，或成篇累牍，或片言只语，杂在书中。再其次，这些大型农书基本上是个人著作，个人经历和知识面以及当时的科学水平都有一定局限，有些记载和总结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科学的，征引文献资料也常常有错乱。以上几本农书虽然受到时代的限制，有许多缺点，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批判地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