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目标：天目山

3 月 19 日上午，在接见了新安旅行团张杰、朝鲜义勇队战地通讯员韩志

成等人以后，周恩来即往抗敌自卫团总部辞行。于 10 时 15 分，由陈亦南、马副官护送，偕同邱南章、刘九洲，乘车前往大目山。在车中，周恩来问马副官：“天目山，你去过吗？”马副官答：“去过一次，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那你算是旧地重游了⋯⋯”

“哈哈哈哈⋯⋯”

周恩来转向陈亦南：“你是第几次？”

陈亦南答：“第三次。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为什么？” “因为前两次，都是跟着人家走，稀里糊涂的；这一次，则是当向导，

陪周副部长，头脑清醒得很。”“你这话讲得很有道理。”“其实，‘向导’ 我是担当不起的。具体路线，我比你们熟悉；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你比我们熟悉。真正的向导应该是周副部长你，而不是我。”“陈副官，过谦了。”

车子迅速地驰过金华大桥。

到兰溪过渡时，发现人头攒动，车塞于途，呵斥声、争吵声聒噪于耳。“怎么回事？”司机停车，探首窗外发问。“顾祝同顾司令的宪兵队封

锁了白沙渡口，过往车辆、人、货都必须接受检查。”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人答道。

“检查快吗？” “慢得很哩！严得要命！证件不全，便不放行；稍有嫌疑，便于扣留。

轮到你们，恐怕要过两三个时辰哩！” “这怎么行？！”司机着急起来。

“没关系，我去跟他们的队长说说。”陈亦南说罢，打开车门，穿过车队、人群，向渡口走去。不一会儿，他回来了，后面跟着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

“让开！让开！”宪兵们粗暴地驱赶着拦路的车辆与人群，“你们长眼睛了没有？这是省政府黄主席的专车，上面有中央政府的大员，耽误了他们的公务，老子让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

一条大道立即出现在眼前，渡口那边专管车辆过渡的轮渡也准备好了。在羡慕、敬畏、不满等各种意味的眼光中，他们的车子顺利地上了轮渡，

并过江到了对岸。

刘九洲赞扬道：“陈副官，幸亏你去打了招呼，要不然傍晚也到不了淳安。”

周恩来微笑着没有说话，他一向遵守秩序，从不僭越抢先，但考虑到是战时，军机紧急，也不反对陈亦南的这一做法。

马副官没有插话，他双眼正视前方，摹地欢叫道：“淳安，淳安已经到了！”

一座山城向他们迎来，独具特色的淳安方言使他们感到快慰。

在县政府吃晚饭时，陈亦南看见桌上菜蔬不多，颇有意见，正想找县长加菜，被周恩来一把拦住了。

周恩来问：“陈副官，你吃过‘梢于饭’吗？”

“没有。”陈亦南不好意思地回答道，“我连‘梢子’是什么也不知道⋯⋯”

“‘梢子’是一种野生植物的种于，江西的田野多的是，可以当代食品L 当年我们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物资相当紧张，特别缺少粮食、油和食盐。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更为了渡过难关，党中央号召红军干部和战士用‘悄子’代替一“部分粮食。我们便拿水淘洗干净，然后放在小篓里蒸熟，群众给它安了个名字，叫做‘梢子饭’。”

“这种饭，你也能吃吗？” “红军干部和战士都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呢？”

“周副部长，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是说：过去连‘梢子饭’都能吃，今晚这顿饭怎么不能吃？”

“是呀，与缺粮少盐的日子相比，今晚可是在享福了。”周恩来带头拿起筷子，夹起一筷青菜豆腐，“咂吧咂吧”地吃起来，吃完他点头称赞道， “这菜很好吃，好吃，大家吃吧！”

“哈哈哈哈⋯⋯”众人都被逗笑了。

刘九洲一边吃饭一边说：“陈副官，我们的周副主席不仅能吃‘梢子饭’，还能吃烤青棵、苦苦菜哩！”

“烤青棵？苦苦菜？那是什么时候？”

“那是 1935 年 8 月，红军过雪山到达松潘草地附近的毛儿盖。当时，正值青黄不接，部队已经断粮。而地里的青棵刚刚灌浆，只有七八成熟。红军向藏族同胞买了地里的青棵，因为没有磨，就拔青棵烤着吃。周副主席身体虽然不好，也跟大家一起围在篝火边，边烤，边搓，边吃。还有一次吃苦苦菜，是周副主席带的头。他首先端起碗来吃，并且鼓励红军干部和战士：明天要战斗了，同志们吃饱肚子好上战场。我们今天吃苦苦菜，是为了共产主义幸福的明天。他的话音刚落，大家部呼噜呼噜地吃起来。”

“周副部长能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太不容易了！”马副官赞扬道。 “这叫率先垂范，身先士卒。”陈亦南说。 “小鬼，你又在耍贫嘴了！”周恩来则批评刘九洲道，“古人云：食无

言，寝无语。你这么哇哩哇啦的，小心我们把饭菜全部吃光了，让你饿肚子， 明天走不动路，可别喊娘哇！”

“哈哈哈哈⋯⋯”又是一阵欢乐的大笑。邱南章说：“要不是周副部长提起，我倒忘了。陈副官，明天到分水的路怎么走？”

陈亦南说：“明天到分水要一步步上坡，然后一步步下坡，路窄不好走； 分水到于潜从河边走，路平。”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吃完饭，大家都早点安歇吧！”

这天晚上，他们住在县政府后面的院子里，周恩来睡里面的一间，邱南章、刘九洲、陈亦南、马副官四人睡外面的一间。

周恩来走进里间便开始办公，根本没有要睡的样子。

陈亦南说：“周副部长叫大家早点安歇，他自己怎么不安歇呢？”

刘九洲说：“这是他的习惯，不管白天怎样劳累，每晚都要工作到深夜。”马副官说：“你进去劝劝他吧，明天一早启程，还是早点睡吧！” “没有用，谁劝他，他都要办完公。” “真是智慧过人，精力过人。”

陈亦南说：“反正咱们这会儿也睡不着，还是请小刘讲讲周副部长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吧！”

马副官应和道：“好！”

刘九洲推托道：“不行，不行，我可讲不了：”

陈亦南诧异地说：“刚才吃饭时，你不是讲得很好吗？” “我是现买现卖，从邱副官那里批发来的。” “那我们就请邱副官讲讲。马副官，你赞成吗？” “我赞成。”马副官答道。 “我也是听来的，如有叙述上的差错”，由我负责，与周副主席无关。”

邱南章在作了简短的声明后，便讲起来： “长征开始的时候，周副主席就病了（听说患的是肝脓疡），整天高烧

不退，疼得不能功，全身流汗。看护员打算从部队弄点药来给周副主席治病。这事让他知道了，严肃地制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有什么呢？除了止痛片，就是退烧药，没办法，只好每到一个宿营地，就赶紧到处买药。幸好，在一个集镇上买到了二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药品’。

“翻越邛崃山时，周副主席的病情越来越重。毛主席十分关心，指示警卫连，绝不能让周副主席步行过雪山！警卫连准备了一副担架抬他，周副主席却忍着剧痛，大部分时间步行，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勉强在担架上躺一躺。爬山前，他把自己的重病置之度外，召集各部队的主要负责人研究工作，布置任务，还要他们通知部队，准备好衣服、粮食。这种精神，使全体官兵都十分感动。大家说：‘有周副主席作榜样，红军面前，没有翻不过去的大山， 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进入草地后，生活更艰苦。原来带的马肉、青棵面都吃光了，周副主席的病也更重了。草地的气候说变就变，刚才烈日当头，转眼会下起冰雹。春、夏、秋、冬可以在一天中轮回。宿营的时候，警卫员们选择干燥一点的高岗地，燃起篝火，请周副主席在担架上休息。单薄的夹被，哪里挡得住刺骨的寒风？大家都为周副主席的身体担心，不增加点营养，何时才能康复呢？ 于是，想方设法，找来了两把米，煮了一小缸稀饭送给周副主席。他没吃， 却反问警卫员：‘这米是哪儿来的？现在部队吃什么？难道不知道吗？’

“看护员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 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缸稀饭都不应该吗？’

“周副主席当然理解看护员和警卫员们的心情，他亲切地说：‘小刘呀， 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战士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绝对不能说离群众搞特殊。好坏大家都要一样。’

“其实，哪里‘一样’呢？ “长征到达陕北，条件开始好转，战士们都穿上了新棉衣，周副主席却

还穿着单薄的、破了袖口的旧棉衣。警卫员要去供给部为他领一件，他不肯， 说：‘补一补，我还可以穿一个冬天。’

“进驻瓦窑堡后，战士们都吃上小米饭了，周副主席还在吃南瓜、锅巴。为了调养刚刚病愈的身体，有一次，炊事员炒了点好菜给周副主席送去，他立即叫刘江萍端回去。小刘忍不住，说：‘锅巴蛮硬，您吃了不好消化哩！’

“周副主席学着小刘的江西腔，亲切地说：‘可以哩！’接着又说：‘现在条件好了，我们更要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不能特殊化。就是今后胜利了，我们也不能脱离群众，也要和群众过一样的生活！’ “⋯⋯关于周副主席的故事多着哩，今晚我先讲到这里，我得进去看看

他，劝他快点休息。”

邱南章说罢，走进了里间。不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陈亦南与马副官都关切地问：“怎么样？周副部长答应休息吗？”

邱南章摇摇头说：“没有，他还要工作一段时间，让我们早点睡觉，不要陪他。”

陈亦南感叹道：“多好的一位长官！”

马副官说：“可惜，我们国民党内这样的人太少了⋯⋯”

3 月 20 日，淳安县政府备了马和轿。因为路窄，高低不平，旁边有深坑不安全，他们请周恩来上轿。

周恩来看了一眼淳安轿夫，摇着头说：“不，我不坐轿，自己走。” “周副部长，你别看这几个轿夫黑、瘦，身子骨可结实着哩！这条路，

他们走了二十几年，闭着眼睛也能摸得到，安全绝对不成问题。”淳安县长解释道。

“县长，你想差了。”邱南章代替周恩来回答，“咱们的周副部长一向关心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只要大家在走路，他是不肯坐轿的。”

“周副部长不是中央大员吗？怎么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县长想了一下，又自我解答道：“周副部长是老廿八①，恐怕是这个原因吧？”

周恩来点了点头。

邱南章等人会意地笑了。

告别了淳安县长，他们踏上了坎坷的道路，周恩来问山问水，跟大家愉快地交谈着，显得十分轻松。

陈亦南说：“周副部长，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 “陈副官，有什么问题你就尽管问吧，别客气！”周恩来一边回答，一

边放慢了步子。

“大前年 12 月，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为了抗日，实行兵谏，扣押了蒋委员长，许多人都主张杀掉他，周副部长你为什么不同意？”

“哦，你说的是‘西安事变’？”周恩来在一棵直插云天的松树前站住， 回答道：“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此作过专门的分析，‘西安事变’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公审， 最后把他杀掉，这样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将使中国的前途变得糟糕起来。因此，我只同意前者而不同意后者。”

淳安负责送行的一位科长问：“我记得贵党一向是主张反蒋抗日的？为什么变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跟蒋打了十年仗，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处置他？”周恩来回过头来，温和地问。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你这个问题，当年我去王曲军官学校时，也有人提起，我没有正面回

答，只是举了个例子，便解决了。” “周副部长，你举了个什么例子？”马副官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说，我们红军中有位将军，叫徐海东。他全家 36 口人，被杀害了

35 人，只剩下他自己。这个仇够深的吧？可是，他也不同意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马副官感叹道：“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啊！”

陈亦南称赞道：“一切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好！”

那位科长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走到周恩来面前，鞠了一躬，说： “周副部长，你们共产党不念旧仇，以国家民族为重，鄙人打心眼里佩服。”

周恩来亲切地说：“听你的口音是江苏人？咱们算是老乡了。” “我是江苏南京人，是在南京沦陷后来到淳安的。” “咱们更应该团结起来，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 “周副部长说得对！”

在路上，邱南章告诉陈亦南，周副主席为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做了大量工作，真是废寝忘食，绞尽脑汁。

事变发生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周恩来整整颠簸了三天两夜， 从保安赶到了古城西安。他顾不得旅途的劳累，立即和张学良将军交谈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开了两个会，接着同杨虎城将军商量了一个下午，又挤时间拜访了杨的交际处长申伯纯。他尚未回到住地西京招待所，中共西北支部负责人徐彬如已在该处等候他了，因为晚上 8 时还要会见各界知名人士。如此紧张的日程，这样繁重的工作，使大病初愈的周副主席劳累万分，鼻血直流，豆大的汗珠一个劲儿地往下淌。徐彬如见状干心不忍，建议会见改日举行。周副主席坚决不同意。他说：“‘西安事变’能否实现毛主席和平解决的方针，这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事。相比之下，我个人的休息和健康算得了什么？大家工作那么忙，好不容易集合在一起开个会，怎么能随便改期呢？”

周副主席问徐彬如：“从这里到会见的地方要多少时间？” 徐彬如答：“大约二十来分钟。”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让我睡 5 分钟，好吗？5 分钟后，请一定叫醒我。”说罢，周副主席头枕胳膊，闭上眼睛，很快便响起匀称的鼾声。

眨眼 5 分钟就到了，叫还是不叫？徐彬如犹豫不决，周副主席却已站立起来，问道：“没有超过时间吧？”

“没有。就是太少了！5 分钟能顶个啥？周副主席，您再睡一会儿吧！” “够了。各人有各人的睡觉习惯，有的人积在一起睡，我呢，分散睡，

这里 5 分钟，那里 5 分钟，加起来也就差不多了。时间不早了，咱们快走吧！” 说完，周副主席就精神抖擞地奔赴会见的地点去了。

这时，周恩来正在上坡。他不要刘九洲搀扶，也不要马副官帮忙，挺胸甩臂走在最前面。邱南章仰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深情地说：“周副部长真乃一代伟人，在他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险阻，没有过不去的高山！”

他们下午到达分水。

分水县长钟诗杰、教育科长林世选等人专程到分水东溪乡迎接。周恩来一行当晚便住在该乡陈家边的陈伯顺家。

陈家边与武盛镇之间，隔着一条天目溪，陈伯顺家是单门独户，左边三间楼房住人，右边三间楼房存放东西，墙外是一片开阔空地，有一傍溪小路， 水路码头就在这里。为了接待周恩来，房子提前进行了粉刷布置，县政府专门派了林定隆与一个姓叶的龙潭人去做饭，晚上还安排了一个班的警卫。

陈伯顺是东溪乡的乡长，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第一次接待中央要员，显得有些惶恐，有些局促不安。周恩来一进门便跟他拉家常，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使陈伯顺很快就变得自然起来。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周恩来说，“这是我国的一句成语，拿来形

容当前的形势是再恰当不过的。陈乡长，你想想看，如果中国让日本人灭亡了，分水县与东溪乡还能幸免吗？”

“不能。”陈伯顺答道。

“所以，我们要团结各党派，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 “我能做些什么呢？” “征粮，筹款，支援前线，⋯⋯凡是有利于团结抗战的工作，都可以去

做，多得很哩！”“周副部长，你能否把你刚才讲的意思，给我写一副对联？” “可以，可以。”周恩来接过纸、笔，略加思索，便写了起来。

上联是：“同心协力伸正义”； 下联是：“精诚团结扫横蛮”。

陈伯顺望着那遭劲、潇洒的字体，高兴地说：“好，写得好，我马上贴到大门两边，好让全乡与过往行人都看得到⋯⋯”

在陈家吃罢晚饭，周恩来问做饭的林定隆：“我们在这里吃一顿饭，还是两顿饭？”

林定隆说：“带明天早上一顿，一共是两顿。”周恩来对邱南章说：“邱副官，请付给这位老乡两顿饭钱。”

邱南章点了 20 元钱给林定隆。

林定隆连忙摇手，后退道：“这钱我不能接，县政府好报销的。”

马副官也说：“周副部长，你是中央大员，又是我们黄主席的客人，怎么好让你付饭费呢？”周恩来说：“眼下正处于战时，省与地方的财政都很紧张，由我付饭费是应该的。这钱，有规定是可以开支的。”

众人尚待分辩，邱南章已将钱塞到林定隆的衣兜之中。

夜月临窗，马副官激动难眠，悄悄坐起问邱南章：“周副部长，向来都这么廉洁么？”

“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禀性。”邱南章从床上坐起回答道，“我昨晚不是跟你们提到过一个叫刘江萍的小看护员吗？我还听他讲过这样二个小故事。”

“什么小故事？快说说，也让我听听。”陈亦南也从床上爬了起来。 “嘘，小声点，别惊醒了周副主席。”邱南章拉过被子披在身上叙述起

来：

还是在长征路上，周副主席有一个铁饭盒，虽然很旧，但还能用，刘江萍便背在身上，好装点什么东西在路上吃。谁知一个不小心，把饭盒中间的一根铁条弄丢了，小刘便在房东家里拿了根筷子代替。这事被周副主席看见了，立即找他交换意见。

“小刘，我们是什么军队？” “工农的子弟兵呗！” “子弟兵如何对待群众的利益？”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刘江萍答到这里，明白了周副主席的意思：红军战士一定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忙把筷子放回了原处。

打这以后，小刘处处留心了。

红军进入甘肃，正值中秋季节，当地群众在收梨子。树上，果实累累； 屋里，梨子成堆。经过长途行军到达驻地的红军，又累，又渴，又饿，看到金黄的大梨，真想吃它几个。可是，当大家看到周副主席坐在梨树下，一手

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时，马上从心里发出自责：周副主席有病，都不吃老百姓的一个梨子，我们还有什么说的呢？夜里，小刘睡在梨堆旁，连吃梨的想法都没有了。

第二天，有几个战士请求周副主席：“可不可以买点梨子？”

周副主席说：“可以，但要买卖公平。咱们住家的房东不在，不知道价钱，不能买。”

战士们便到外面去打听。由于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对红军不了解，问了半天，也没人谈价钱，只是说：“吃吧，吃吧，你们吃吧！”结果，一个梨子也没买成。

就这样，在盛产梨子的地方，红军没吃上一个梨子就离开了。虽然如此， 但当群众纷纷投来惊奇、敬佩的目光时，每个人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

周副主席就是这样，为大家做出了表率。

故事讲完了，房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到屋外的山风声和远处的溪水声， 间或传来了一二只夜鸟的“吱喳”声，马副官与陈亦南心潮翻滚，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3 月 21 日，周恩来一行一早就启程了。分水县长钟诗杰派县自卫队队长李国明护送，并出动了一副轿子。天目溪西岸大路上，因为有撤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拥挤不堪，他们改走溪东小路。周恩来仍坚持步行，一会儿询问轿夫的生活，一会儿打听自卫队的状况，一点儿官架子也没有，给护送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过了横山桥，路面变宽，也好走了。将近麻车埠时，周恩来要李国明及其部属返回。

李国明留恋不舍地说：“周副部长，让我们再送一程吧！” “不，你们也很忙，就送到这里为止。”周恩来说罢，扭过头叫道：“邱

副官，请你把准备好的东西给李队长。” “嗯哪，”邱南章答应道，立即掏出 40 元钱给李国明。

李国明一见是钱，立即推谢道：“护送周副部长，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这钱，我不能收。”

周恩来说：“昨夜你们分六班、设双岗，值勤到天亮，今天又陪我走了半天山路，太辛苦了，拿回去犒赏士兵吧！”

“我们不辛苦⋯⋯”李国明还在犹豫，张副官上前说道：“别谦让了， 周副部长还要赶路！”

陈亦南也劝道：“周副部长是老廿八，他们有纪律规定的。”

李国明只好接下钱，给周恩来鞠了一躬，说：“我代表弟兄们谢谢周副部长。”

他的部属都流露出感激与留恋的神情，依依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