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越王殿舌战群小

绍兴，位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处浙江杭州湾钱塘江的南岸，宁（波） 绍（兴）平原的西部，为美丽富饶的浙北平原的一部分。

在远古，绍兴被称为“古荒服之国”。到了夏朝，大禹治平了水土，才划在“扬州之域”，并改称绍兴的苗山为“会稽山”，地名称“会稽”。春秋战国时，绍兴是越王勾践的国都所在地。汉代，置会稽郡。隋朝，废除郡邑制，改称“吴州”。到了唐代，又改称“越州”。

宋建炎四年（公元 1130 年），宋高宗赵构改越州为绍兴府，取意“绍（承继）祚（皇位）中兴”。赵构在绍兴做了一年八个月皇帝，次年迁回杭州。元代，绍兴府改称为绍兴路。明洪武二年（公元 1369 年），又称绍兴府，统

属山阴、会稽、余姚、上虞、嵊县、新昌、诸暨、萧山 8 个县。清代，仍沿用绍兴府的名称。1912 年，山阴、会稽两县合并为绍兴县。

这样一个山川秀丽、人文荟萃、历史悠久的古城，在 1939 年 3 月 28 日夜，却一片黑暗。原来地方当局借口防空，实行了灯火管制，只有坐落在龙山山麓的越王殿灯火通明。绍兴专员公署在这里举办大型座谈会，欢迎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参加会议者均是事前研究布置的，有各界代表 50 余人，县政工队队员 10 余人，三区直属青年营、妇女营各 30 人，总

计 150 余人。会场戒备森严，所有与会人员都凭“特别出入证”进出。

7 时许，周恩来随带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由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贺扬灵陪同进入会场。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周恩来举手答谢。贺扬灵请周恩来在会议桌上首落座，自己坐在他的旁边，接着指定张处德、王传本二人做记录。

果然不出王子余等人之所料，贺扬灵对这次座谈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在战乱时期，贺扬灵能够上下沟通，内外融洽，一帆风顺，不仅坐稳了三区（绍兴）专员公署专员这把交椅，而且谋到了浙西行署主任这个肥缺， 跟他的政治野心和政客手腕有着相当大的因果关系。别看他处处地方抱牢黄绍竑的粗腿，口口声声“服从黄主席，唯黄主席意志是听”，实际上他走的是 C·C 的脚路，暗地里又服从省保安处处长、省保安副司令宣铁吾。当黄绍竑的电话与宣铁吾的密令同时到达绍兴，在“欢迎周恩来”的同样措词下， 他已分辨出双方截然不同的含义。他当即作出决定：执行宣铁吾的密令为实， 落实黄绍竑的电话为虚；“热忱欢迎”为次，“严密监视”为主⋯⋯须知， 宣铁吾的背后是老头子，委座；所谓“密令”，也就是最高的指令啊！

正因为如此，贺扬灵以“安全”为名，请周恩来下榻在小校场绍兴县商会内。那里高墙深院，交通出入易于控制，四周派上岗哨，禁止行人通过， 商会内所有的勤杂人员，都换成贺的亲信，连办理茶水伙食供应的侍役，也均由绍兴县政府特务队长亲自值班指挥。接待组的人员由中统绍兴常驻调查员、公开身份是专署秘书的袁特丹、专署特务秘书杨钜松、绍兴县政工队长刘广惠组成，当然也象征性地放了一个《战旗》杂志社主编曹天风。

贺扬灵对于周恩来外出会客等一些活动，都派人盯梢，名为“保护”， 实则监视。对于他认为可疑的人，则限制参加有关的活动，限制新闻工作者采访。为了在今晚的欢迎会上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下午贺扬灵曾秘密召集杨钜松、许焘、刘广惠等人，面授机宜，布置发言，要大家做好提问及刁难的准备。

会议开始，贺扬灵致欢迎词。

他说：“今晚我们在这里举办一个大型座谈会，主要是为了欢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先生。国家需要统一，统一才有力量，周副部长是为统一而奋斗的。周副部长来东战场巡视的今天，正是东战场战鼓最紧急的时候，所以意义特别深重。”

他停顿了一下，喝了口水，接着说：“在一年多抗战中，我们三区的团结服从精神表现得非常彻底，真正做到了：此心天地，此身党国，此志孔孟， 此行禹墨。”

贺扬灵对这个“四此主义”十分自赏，一直诩为战时的“天目精神”， 不仅叫手下人制成巨大木牌四块，竖立在操场上，连刊在《民族日报》的报端，还逢会必讲，反复宣传，就连今天这样的会议也不放过。

贺扬灵得意地望了一下观众，认为气氛已经形成，时机完全成熟，便按照事先拟定的部署，诱发道：“周副部长是从抗战的大本营派来东南战线指导抗战工作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请周副部长作指示。”

第一个起立的，是专署政工指导室方元民。

他说：“自抗战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半了，日军长驱直入，国军屡战屡败，杭、嘉、湖早已沦陷，武汉、广州也相继失守。看来，风雨飘摇，社稷难保。请问周副部长，今日奢谈抗战，究竟有何意义？”

坐在方不远处的曹天风吃了一惊，作为政工指导室主任，他对这个经常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下属颇为不满，但没料到他会在今天晚上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由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周恩来已从做记录的张处德那里打听到发言者的姓名，答道：“方先生说‘国军屡战屡败’，恐怕与事实不符。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奏凯，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想必方先生也一定知道。敌人原来打算用半年时间解决中日战争，实际却延长到一年半，才到达武汉、广州。虽然占了我们的一些城市， 却消耗了相当大的兵力。最保守的估计，敌人的死伤也有 50 万人左右，加上

生病的、调回日本去的，总计不下 70 万人。我们虽然丢了一些地方，但主力并未受到损伤，信心反而大大增强，士气越来越旺盛。这都是我们坚持持久战的结果，是我们发动全面抗战所取得的胜利。方先生，你能说抗战是奢谈， 抗战没有意义吗？”

方元民颓然坐下。

曹天风轻轻地叫了一声：“好！”

第二个发问的，是绍兴三区保安副司令徐志余。

他说：“我是个军人，不讲究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讲究态势与力量的对比。尽管日寇气势汹汹，可对我们中国也是鞭长莫及。特别是我们浙江多山， 他的飞机、大炮、军舰、战车都起不了作用，最近几个月已退而采取防守的策略。我要请教周副部长，为什么我们不出击、反攻，一举打败日寇，迅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坐在徐志余旁边的几个军官纷纷附议，认为徐副司令这个问题提得及时，代表了他们的心愿，他们都是“速胜论”的鼓吹者。

周恩来与徐志余已有过多次接触，并不陌生，他答道：“徐副司令说： ‘不讲究一城一地的得失，只讲究态势与力量的对比。’这是对的。现在的态势与力量的对比如何呢？尽管敌人用半年时间解决中日战争的企图落了空，但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对比上，仍然是敌强我弱。虽然近几

个月敌人守多攻少，战事比较沉寂，但是，我们绝不能麻痹松懈。要知道这沉寂是暴风雨快要到来的象征，敌人正在准备更毒辣的计划，打算依靠政治的力量，配合军事的行动，来统治占领区域的中国，侵略没有被他占领的中国，达到吞并全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

徐志余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点头，通过几次接触，他对周恩来已肃然起敬。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何尝不希望在一个早上就把日本鬼子赶出去呢？ 但是，速胜要有条件，没有条件的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而已。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须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 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不实际的速胜论。”

另外几个军官也点头道：“有道理！”

绍兴县县长沈涛发言。他由于近午时陪周恩来游龙山没有看贺扬灵的眼色行事，过多地介绍了秋瑾的革命事迹，而受到贺的责备，今夜发言有意为贺专员歌功颂德，以便挽回不良影响。

沈涛说：“周副部长，我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只想向你汇报一下绍兴在贺专员领导下所取得的政绩。下面，我就分政治、经济、文化、百姓生活等几个方面，开始汇报。”

沈涛说得唾沫飞溅，大家听得枯燥无味，有的竟打起瞌睡来，只有贺扬灵听得浑身舒泰，得意洋洋，不时用眼瞟瞟周恩来，那潜台词十分明显—— 怎么样？我贺扬灵非同寻常，“治国”有方吧？

“真是王婆婆的裹脚，又臭又长！”地方著名人士张天汉嘀咕道。“文过饰非，用心何在？”周恩来的姑父王子余也产生了疑问。

周恩来耐心地听着，偶尔还在笔记本上记下几个字。待沈涛汇报完毕， 周恩来说：“在敌人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方式猛烈进攻的今日， 我们应当加倍的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向敌人反攻。不过，沈县长， 你不问我，我倒有一事问你。”

沈涛说：“什么事？周副部长，请讲！” “这次来绍兴，我看见许多军人运米，据了解纯属走私，军商勾结，垄

断米价，这是社会一大患，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事，贵县是如何处理的？” “有这样的事吗？”沈涛张口结舌，大出所料。

王子余仗义执言：“沈县长，确有此事！这些人尽是无耻之徒。人能知耻，庶可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硬汉子。”

“有这样的事吗？”沈涛头脑如浆，转而问他刚刚歌颂的贺扬灵。 “我怎么知道！”贺扬灵“见死不救”，反而把“皮球”又踢回给沈涛，

“你去查一查吧！” “是应该严肃查处。”周恩来接着说，“要不然，百姓的生活如处水火，

专署与县的‘政绩’如何体现？！” 沈涛狼狈万状。

贺扬灵气得说不出话。半晌，才举起右掌，决心抛出“杀手锏”。

看到这事先约定好的暗号，绍兴县商会会长冯虚舟起立发难：“谈到政绩，兄弟倒要向周副部长请教，你们共产党、八路军那儿的情况又怎样？还

不是军事失利，经济困难，社会动乱吗？”

周恩来对这种无中生有造谣污蔑十分气愤，但他的自我控制能力极强， 反感、愤怒不形于颜色，只是冷静地反问：“冯先生.你去过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地区吗？”

“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那儿‘军事失利，经济困难，社会动乱’呢？”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是谁办的报纸？” “这个——”

“所以，我党毛泽东同志一向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周恩来见冯虚舟悻悻坐下，便调转目光向着大众，语调铿锵地说：“事实正好与冯先生说的相反，在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地区，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上下平等，团结一心，大家都为抗日战争做贡献。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一点，但精神生活十分充实。

由于实行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已经或正在得到克服，社会相当稳定。至于我们的八路军，还有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只要不戴

有色眼镜和政治偏见的人都会承认，是他们牵制了敌人的大部分力量， 并无数次地重创敌人⋯⋯”

一个尖细的嗓子不客气地打断了周恩来的叙述：“中国需要统一，你们的边区政府应该取消！”

周恩来循声望去，是专署特务秘书杨钜松。

周恩来驳道，“这种论调，我已经听得多了。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是民主政治，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安在？ 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前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 如果向相反的

方面统一，中国就会灭亡。” 杨钜松顿时语塞。

“我们只能搞军政、训政，不能搞民主政治！”有一个戴呢帽的人嚷道。周恩来视之，是绍兴县政工队长刘广惠。

周恩来正言：“刘先生恐怕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照孙先生的意思，军政、训政都是过渡到宪政、实行民主的一种手段。只强调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就犯了手段目的化的错误。现在不能再把人民看作刘阿斗了，应该给人民以民主。”

刘广惠一下子“卡壳”。 “你们闹磨擦，使亲者痛仇者快！”发言者只露了一下头，便坐下，使

人不知谁何。

周恩来斥道：“闹磨擦者有之。然而，不是我党而是贵党。如：华北的张荫梧、秦启荣就是两位磨擦专家。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简直与汉奸没有多少区别。果真是使亲者痛仇者快！有许多铁的证据， 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发言者如缩头乌龟，再也不敢伸头。

周恩来进一步阐发道：“我可以率直地告诉刚才发言的这位先生，我们

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我们是绝不害怕的。我们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贺扬灵听了，不禁失色。 “你们抓权，作为异党，应该受到限制！”叫嚣者是绍兴县党部书记王

以刚。

周恩来从容地答道：“我们是重视权力的。” 举座不觉哗然。

曹天风、王子余、张天汉等迷惑不解。 贺扬灵精神大振，趾高气扬，以为得计。

周恩来环顾四座，语气一转：“我们重视权力，是为了更有效地抗日， 更好地改善人民大众的政治地位与生活条件。我们为被压迫阶级争权决不让步；但个人不要权，不争权，更不会向某些党部、政府官员那样以权谋私！”

王以刚向有贪赃枉法之隙，仿佛一个偷儿行窃被当场抓住，纵使淘尽钱江水，难洗今日满面羞。

曹天风、王子余、张天汉等松了一口气：原来是欲擒故纵！

周恩来继续说：“至于异党需要限制，在贵党不成其问题，贵党中央不是秘密颁布了一个《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吗？我党对此是有看法的，我将在不久写信给蒋委员长，提出抗议。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大家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友军，不叫‘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尽管各派的人数有多少，力量有大小，但是同为一个目标，同在抗日，完全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而不应该互相排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才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通之处，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通之处的，这就是抗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如何集中力量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力量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这样提，也必须这样提。”

贺扬灵全身一哆嗦，好像中了一闷棍，他的喽啰们也垂头丧气。

许焘强打精神，自报家门：“兄弟姓许名焘，现任《绍兴民国日报》社社长。我想请问周副部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会不会同国民党再打内战？”

周恩来说：“十年内战招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深受荼毒，人民吃够了战争的苦头，人民是不要内战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无论哪一个党， 如果再要发动内战的话，它必然为全国人民所唾弃！”

周恩来话音一落，四座动容，连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有的说：“周副部长的辩才真好！”

有的说：“不是辩才好，而是掌握着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曹天风的担心、忧虑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敬仰与昂奋。他激动地说： “我代表文化界，也来讲几句。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是两股不可抗拒的伟力。我们只能顺应，而不能抗拒，抗拒是没有好下场的。在当前，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窃以为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参加抗战就是投降派，我们要警惕反革命，警惕投降派！不知周副部长以为然否？”

曹天风的话，使在座的国民党官员及攀附他们的文人目瞪口呆。贺扬灵咕哝道：“这不是宣传赤化吗？”

周恩来说：“曹先生对世界形势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顺历史潮流而动’，都是这个意思。但我同时还要指出，真心抗战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一定要努力把抗战的阵营扩至‘大无外’，把反对抗战的敌人阵营缩至‘小无内’。为此，我们就不能滥用形式逻辑中的排中律，不能说不

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参加抗战就是投降派。要十分用心地做中间派的工作，团结他们参加抗战。”

曹天风感动地说：“周副部长所言极是，天风当恪守无误。”

会场上的人也在议论：“人家的心胸就是宽厂，难怪有那么多人拥护⋯⋯”

贺扬灵眼看自己的阴谋要落空，忙向身后的马弁递了个眼色，马弁会意退出了会场。

“自由”发言终于结束了，周恩来站起身来，会场的气氛立即改变。议论的，停止了说话；外出的，拥进了会场；坐在后面的一些人，还把凳子往前挪了挪。

周恩来微笑着向四周看了一眼，开始讲话。他说：“十分感谢诸位精心安排的这次欢迎会，使我对这儿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诸位的面貌也有了一定

的熟悉。”这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说得那些“提问”、“汇报”的人都低下了头。

接下去，周恩来的话锋一转：“刚才诸位的发言，共同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是很不应该的⋯⋯”

突然，龙山上的防空警报器叫起来，尖利惊恐的声音打破了古城夜的寂静，引起了越王殿里的骚动。

贺扬灵“霍”地起立，问仓皇入室的马弁：“怎么回事？有什么情况？” 马弁气急败坏地说：“报告贺专员，敌机前来轰炸！”

贺扬灵转头向周恩来：“周副部长，为了你的安全，是否暂避一时？” 周恩来连身子都没有动，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听到警报声似的，继续讲着：

“如果国民党能够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全民抗战，那么，不论当前存在着的困难和以后更加大的困难，都是能够解决的。”

周恩来不走，大家也不走，贺扬灵只好向马弁挥挥手，马弁再次走出门去。周的副官邱南章也走出门去。

“我们面前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是汉奸卖国贼。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也要打倒汉奸卖国贼，只有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才能达到目的。”紧接着，周恩来分析了国际形势，通报了敌人现阶段对中国的政略与战略。

警报声再度响起，贺扬灵的马弁又走了进来，报告“敌机再次来袭”， 周恩来仍照讲不误。

邱南章出现在门口，带来了一张纸条，周恩来打开一看，原来是值班警卫、妇女营副营长王阿菊写的七个字：

无敌机夜袭 阿菊

真相顿时大白：是贺扬灵企图用假警报打断他的讲话。周恩来一气之下，不

禁提高了嗓门： “诸位知道今晚做会场的越王殿的历史吗？它在历史上屡毁屡建，越建

越雄伟、辉煌，它还害怕什么兵燹、空袭甚至谎言、假情报吗？”

曹天风会意，插话道：“周副部长说得对，越王殿最近的一次重修，就是在去年完成的。重修的用意，就在于表达绍兴人民抗日杀敌的决心。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周恩来继续说：“越王殿是纪念越王勾践的。提到勾践，自然就会联想到他‘卧薪尝胆，洗雪国耻’的那段史话。公元前 494 年，吴国攻越，越王

勾践退守会稽山，最后被迫求降。勾践夫妇到吴国作人质 3 年，受尽凌辱和折磨，后来贿通了吴王的宠臣太宰嚭，才获释返回越国。勾践回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劳身苦心，夜以继日。困倦时，用辣蓼草来刺激眼睛；脚冻麻木了，索性伸进冷水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他在迎恩门（就是现在的西郭门）外，面向吴国，建起一简陋的‘箭楼’，自己住在那里，吃粗食， 穿布衣，睡在柴薪上；又‘悬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以经常提醒自己，勿忘国耻。正因为如此，加上正确的政策，有效的措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逐渐强盛起来，终于在公元前 473 年，出兵打败了吴国。”

整个越王殿静悄悄的，大家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尽管这段史话多数人都很熟悉，但今夜听来倍感亲切，倍觉动人。连贺扬灵也被带进了那遥远的意境、深重的国耻之中，暂时忘记了因阴谋落空而造成的懊恼、因黔驴技穷而引起的羞愤。

周恩来说：“忆古为了鉴今。我之所以重提这段史话，就是为了激励在座诸位的民族气节，发扬民族意识和战斗精神，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拯救民族于危亡之际，振兴祖国在世界之东！”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空袭警报第三次响起，这次人们谁也不去理它，反把疑惑、厌恶的眼光投向贺扬灵，望得贺扬灵一脸苍白，一身冷汗，好不尴尬。他连忙向做记录的王传本小声交代了几句，王传本合上记录本，站起身来，走出了越王殿。此后，警报器就再也不响了。

周恩来详细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对这场战争的立场与态度，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 引起了 150 余位听众的极大兴趣。

周恩来最后指出：“浙东局势不可能长期平静，我们要克服未来的困难， 必须切实做到：民众重于士兵，后方重于前方，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部队重于机关，敌人后方重于安全后方。只要我们路线对头，政策正确， 措施得力，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杭嘉湖，收复武汉、广州， 收复一切失去的土地！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听众们报之以长时间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的讲话长达四小时，散会时已是午夜 2 点半钟，周恩来与邱南章、

刘九洲回到县商会就寝，已经 3 点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