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中华终竟属炎黄”

3 月 30 日，清晨。周恩来为了修改昨晚给姑父王子余题写的《满江红》词中的一个错字，特地由县商会来到王家，并应亲友们的要求，在王家的槐荫堂前与他们合影留念。参加合影的亲属有：王远甫、章文渠、王戍、王贶甫、陈建珍、王逸鸥。

1. 时，在县政府郑冠堂、陈以炎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前往“百岁堂”

   周宅用餐。周希农、周文炳、周金麟等族人，原想请他上绍兴著名的“知味馆”，但周恩来不同意，说那里人多、嘈杂，讲话不方便，不如在自家屋里好。虽然用餐地点改在“百岁堂”，但点心、饭菜仍是向“知味馆”包的。

席间，有人谈到藩祖公之三子延祐早逝，身后无子，遗孀赵氏孤苦伶仃。早年间，延祐长兄延春遵照母训，将庶出之子嘉璋过继赵氏为子，立有《合同继书》。按照旧俗，只要族中有身份的各房长老在继书上签字作证，就具有社会约束力。由于周恩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故大家提议，要他在继书上列名签字作证。周恩来听了情况介绍，欣然答应，即席在继书上签上“族周恩来”四个字。

饭后，周恩来主动提议，与长辈、亲友在“百岁堂”大厅前拍了几张照片。

这时，贺扬灵来到“百岁堂”，与周恩来交谈近一小时。接着，周恩来应长辈亲友之求，为希农太公等人题了词。

1. 时许，周恩来在贺扬灵、曹天风、乐培文、李生翁等人的陪同下，乘

县政府专备的小汽轮去离城 9 公里的皋埠西鲁访亲办事。西鲁是周恩来祖母的娘家，有一表伯叫鲁觉侯，在浙江粮食委员会工作。周恩来见绍兴粮荒严重。特往访表伯商讨办粮之计。但因鲁去了金华，未遇。

从西鲁回城途中，周恩来等在东湖作了短暂停留。

周恩来对曹天风说：“关于东湖的渊源，曹先生可否介绍一下？” “可以，可以。”曹无风答道：“东湖在绍兴城东七里，与杭州西湖、

嘉兴南湖合称为浙江三大名湖。它原是一座青石山，据《旧经》记载，秦始皇东巡时曾在这里停车喂马，休息过，因此古称箬 山。从汉代起，这里成了石料场。至隋朝，杨素为了扩建绍兴城，调集民工进行大规模的开采，经过近千年数十代石工们的努力，终于把这座山开凿成千奇百怪的峭壁和深邃莫名的水塘，构成了今日东湖的雏形。到了清代，人们在这里筑堤数百丈为界，堤外为河，堤内为湖，因为位置在城东，才取名为东湖。”

“听说孙中山先生和陶成章先生曾到过东湖？” “是的。还有徐锡麟、秋瑾等志士仁人，他们都到过东湖。或游览，或

商议革命大计。陶成章遇难后，绍兴父老特在东湖建立陶社，以资纪念。民国五年 8 月，孙中山先生曾莅临陶社致祭，并摄影留念。”

“周副部长，我门快走吧！”贺扬灵催促道，并率先向前走去，听语气就知道他对陶成章不感兴趣。

“这个方向是通往陶社的吗？”周恩来怀疑地问。 “不，陶社在东湖的西首，我们应该往这边走。”曹天风答，同时迈出

步子领路。

“到东湖不瞻仰陶社不行，而且必须首先瞻仰陶社，再欣赏山水。”周恩来边走边说，“因为陶成章是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国民主革命时

期杰出的活动家之一，他始终不渝地进行反清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在上海被反动派杀害了，但他的精神至今还在鼓励我们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两天交道打下来，贺扬灵对周恩来的革命性与坚定性已有所了解，只好不再坚持，悄悄地跟在大家后面。

瞻仰过陶社，周恩来等泛舟东湖，果然感到此湖水深岩奇，湖洞相连， 风光如画。湖头有两座精致的石桥——秦桥和霞川桥，把平静的湖面分成三部分。椭圆的绕门山，怀抱一湾春水，山光与水色融合，峭壁与绿潭映衬， 堪称鬼斧神工，巧夺天工。

他们还看了仙桃洞与陶公洞，正准备拾级登上绕门山时，碰到了几个樵夫、渔夫与挑担者，周恩来立即停下来，向他们亲切问话，从柴米油盐，一直谈到对抗日战争的态度。

周恩来兴奋地对曹天风、贺扬灵说：“我们的前方有英勇抗战的战士， 后方有这样勤劳、质朴、憎恨敌人的人民，我们又有广大的国土，足以发动人民，建立全面抗战的统一战线，抗日的胜券必操我手。我们不仅可以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而且最终一定能够彻底打垮侵略者，光复全中国！”

曹天风与乐培文说：“周副部长所言极是。”

贺扬灵皮笑肉不笑地说：“周副部长讲得有道理！”

中午，他们在城内小云楼寺就餐。随即又乘小汽艇去快阁游览。

周恩来对李生翁说：“快阁与书法有关，关于快阁的情况，就得请你这位著名书法家介绍了。”

“在周副部长面前，老朽焉敢忘自称大？！”李生翁谦虚道，他是周恩来专门点名请来的，通过半日的接触，已深深为周的平易近人、敏锐睿智所感动。

“生翁兄不必过谦，周副部长请你介绍，你就介绍吧！”曹天风与李生翁交往甚密，从旁插话。“好，我就介绍一下，不足部分请天风兄与贺专员补充。”李生翁说：“关于快阁有两种说法：一说建于清朝，快阁的主人、书法家姚振宗为了假借放翁史迹，以隆其声价，在这里立碑刻字；另一说快阁在宋朝就有了，陆游常到此饮酒赋诗。”

“李先生，你以为哪种说法正确呢？”周恩来恭谨地问。 “两种说法——我以为——都有道理。”李生翁继续介绍道：“快阁占

地面积不大，但山、水、亭、楼一应俱全。它坐北朝南，面山临水，回廊曲折，玲珑幽雅。阁后有小庭园，前叠假山，后设小他，池上筑有‘春花秋月楼’。清代吴寿昌曾有诗赞之曰：‘座间风月好，道上面图如。’民国二十一年柳亚子先生偕徐蔚南等到此游览，也写过一首诗。”

“愿闻其详。”

李生翁抑扬顿挫地吟诵道：

快阁登临兴未穷， 森严门禁幸能通。不嫌冒雨淋漓苦， 为访诗人陆放翁。放翁一去已千载， 老屋还留香火缘。

小隐鉴湖原不恶， 那堪挥泪望中原。

周恩来赞扬道：“柳安如先生是近代我国一大诗家，诗如其人，颇有风骨。这首诗也不例外，具备他一贯的风格，潇洒俊逸，浑厚有力，李先生的吟诵，十分生动地表达了这首诗的特点。”

“周副部长分析得完全正确。”

他们边走边谈，从快阁的主人姚振宗，谈到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唐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贺知章，明代杰出的书画家、诗人徐文长，明末清初的画家陈洪绶，清朝有成就的书画篆刻家赵之谦等，除王羲之外，都是绍兴人。他们的情绪感染了贺扬灵，他也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议论。贺扬灵说：“书

圣王羲之虽然出生在山东琅琊，但在会稽、山阴为官多年，实际上也可以算作绍兴人。他的书法有‘天马行空，游行自在’，‘龙飞凤舞，铁划银钩’ 之称，一千六百余年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周恩来说：“贺专员高见，本人亦有同感。王羲之应该算大半个绍兴人， 他的传世之作《兰亭集序》就是在绍兴写的。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史称‘天下第一行书’。不知贺专员有没有见到过《兰亭集序》的真迹？”

“据传《兰亭集序》的真迹，随唐太宗一起殉葬了。我开始还有些不相信，在任期间曾多方寻索，找到的都是摹写本。”

“除了《兰亭集序》，王羲之还有哪些存世的墨迹？” “有‘绅龙半印本’等，还有石刻三四百种。” “这都是无价之宝，可不能散失、损坏啊！” “谁说不是！”

游完快阁，在回城途中，周恩来对曹天风等人说：“出生不是绍兴，但与绍兴有密切关系的历史名人还有一个。”

大家问：“谁？” “大禹。他虽然出生不在绍兴，但葬在绍兴，永远跟绍兴人民在一起。”

周恩来眼光闪亮地说：“大禹在人类向自然作斗争中打响了第一炮。在科学萌芽的时代，能同自然作战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没有学好大禹治水这一课，只晓得遏制，不晓得疏导，所以成了专制魔王，受到人民的反对，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

曹天风望了贺扬灵一眼，说：“这个历史的教训，在当前更应该认真汲取。”

贺扬灵没有吱声。 “绍兴不仅仅出书法家、画家，还出诗人、文学家、革命家。”周恩来

话题一转，接着说下去：“宋诗中陆游第一，不是苏东坡第一。陆游一生中写了许多诗，贯串始终的特色，是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他中年入蜀以后， 更加明显。陆游在诗中所表现的那种时时刻刻对祖国的热爱和忧虑，那种为多灾多难的祖国而歌唱而呼喊的一贯到底的精神，不仅在同时代的诗人中没有一个可以和他相比，即使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

曹天风说：“周副部长的分析深中肯綮。正如清赵翼所言，由于陆游写的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因此受到投降派的厌恶和打击。当时的著名学者朱熹曾经对此表示愤慨：‘恐不合作此好诗，罚令不得作好官也。’”

“但是，陆游不管受到多少打击，他那‘恢复神州’的爱国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早年的诗这样写着：‘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拿’；中年的诗仍是这样写着：‘报国计安出？灭胡心未休’、‘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到了 82 岁的老年，他在诗中还发出这样愤激的声音：”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正是这种永不衰竭的爱国热情，使陆游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是哇，在今天重读陆游诗更觉必要。”曹天风想不到面前的这位副部长对中国古典文学如此熟悉，止不住感情激荡起来：“我喜欢他的《金错刀行》。‘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感情激昂，气概宏肆，像黄钟大吕，震撼人心！特别是最后两句： ‘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仿佛写的就是抗日战争， 写的就是我们这些后代。”

周恩来转而问李生翁：“李先生，你看呢？”

李生翁也很激动，他感到周恩来不仅有雄心大志，而且有文才武略。他答道：“我喜欢陆游的《书愤》，在激昂的声调中鸣响着悲枪的音弦。还有

《夜泊水村》，充分体现出他所特有的悲中见壮、雄而能浑的抒情风格。” “那是因为诗人的一片丹心始终得不到报国的机会，所以他不能不常常

感到压抑，感到愤慨。尤其是当他的爱国热情愈是向上升腾的时候，这种愤慨也愈是变得激扬飞越。这，也正是陆游诗歌所独具的个性特色。”周恩来说到这里，转向贺扬灵：“不知贺专员以为然否？”

贺扬灵最怕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可还得维持面子上的应对，只是含糊地答道：“周副部长知识渊博，见解独到，贺某佩服之至。”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贺扬灵的心思，只是笑了笑，并不介意，转过身子， 继续对曹、李二人说：“绍兴近代出的文学家，恐怕影响最大的就是鲁迅了。”

曹、李二人一齐应道：“是的！” “鲁迅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很强的。他 21 岁时作的《自题小像》一

诗，提出‘我以我血荐轩辕’，就是他要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誓言。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直到他的晚年，日本反动报纸造谣说鲁迅要离开中国，不写文章，专搞翻译弄稿费了；国内的《社会新闻》等报刊也跟着瞎说，‘鲁迅已逃往日本’，‘转向’叛变了。鲁迅愤慨地说：‘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老归大泽苑蒲尽， 梦坠空云齿发寒。’鲁迅先生尽管身染重病，仍坚守在文禁如网、特务横行、暗杀成风的上海滩，誓与敌人血战到底，‘试验一下，到底看谁要灭亡’。”

曹天风说：“鲁迅先生确实是我们文化战线的一面旗帜！” “正是如此，鲁迅用他的笔，横扫了多少辫子军、辫子党人、反动派与

反动文人、御用文人，可以说是所向披靡，海内无故。鲁迅的文格与他的人格是一致的，很幽默，也很直爽，我们要继承他的文风。”

曹、李二人应道：“嗯。”

周恩来问一直沉默无言的贺扬灵：“贺专员，你读过鲁迅的《阿 Q 正传》吗？”

“浏览过，据说是根据绍兴一个名叫谢阿桂的闲人的事迹写成的，泼皮， 无赖，插科，打诨，仅此而已。”贺扬灵答道。

“不，阿 Q 不是一个人的写真，而是‘杂取种种’中国人的精神特质而创造出来的。鲁迅自己就肯定地说过，他之所以创造出这一个阿 Q 形象，是

要写出‘我们国人的灵魂’。也就是‘国民性’的一面——民族劣根性。如： 高攀世系而偏偏无以自活；挨人痛打而偏偏善于自慰；深信世俗之见，必是真理：女人总要偷汉子，尼姑一定姘和尚；欺软怕硬，妄自尊大⋯⋯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归之于精神胜利法。”

周恩来的精辟见解，引起了贺扬灵的注意，也引起了曹天风等人的兴趣。“其实，这种精神胜利法几乎是近代历史与现代生活中习见的。”周恩

来话锋一转，继续说下去：“自从鸦止战争以来，我们这个天朝大国一直挨打受气。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割地赔款如潮泛滥，‘抵挡’这个狂潮的唯一办法，就是李鸿章的磕头外交，投降主义。即使谅山一役，中国打败了法国， 李鸿章仍然在天津向法国官员磕头求饶，签订下卖国条约。这难道不是自轻自贱？一方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另一方面，只要外国使节进见皇帝，则必争‘称臣下跪’之礼，这岂非跟阿 Q 挨了别人的打，还自以为儿子打老子一样吗？到了人民大众忍无可忍起而反抗之时，却又主张‘宁赠友邦， 不与家奴’。这不正是欺软怕硬、怯强凌弱的本质的大暴露么？至于鲁迅在

《论睁开了眼》一文中指出的‘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堕落着，但又日见其光荣’，在现今的社会不是很容易找到实例吗？”

贺扬灵感到脸上发烧，好像周恩来说的每一句话，针对的都是他贺某人。曹天风等却欢呼道：“周副部长，你讲得太好了！”

“所以，我们要揭露民族的劣根性，还要挖掉这些劣根性。”周恩来对自己的议论，作了总结。

贺扬灵却极不平静，思索着如何“反击”，想了半天，才开口问道：“周副部长，听说你已加入了国民党，不知有无其事？”

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不，没有这回事！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任职的。我的信心，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我的力量，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加入国民党，有什么帮助呢？”

贺扬灵瞠目结舌，接下去的一连串反问均“胎死腹中”。

下午 2 时半，周恩来一行于偏门上岸，坐车至县商会。不久，电报局送来二份电报：一为重庆来电，嘱速归；一为项英来电，请速往。

1. 时左右，周恩来和邱南章、郑冠堂一起到战旗书店买书，并详细询问了书店的营业情况。当他看到这家书店有广大救亡青年所喜读的《青年自学丛书》，还有艾思奇著《大众哲学》和其他进步文艺书籍，他愉快地笑了。

2. 时，周恩来返回县商会，处理了一些文件资料。

晚 7 时，省党部委员顾佑民为周恩来设宴，共餐者有贺扬灵、沈涛、王

以刚、许焘、朱秉钧、刘广惠、沈金相、王子余、许敏中等，至 8 时半散席。散席后，周恩来同警卫员刘九洲一起，匆匆赶到姑父王子余家，与事先

约好的几个青年工人见面。王子余之子、周恩来的表弟王贶甫在电灯公司当总务主

任，这几个青年工人都是周恩来托贶甫约来的，他们是大明电气公司职工顾康年、陆与可、史美钰、蒋桐生、周文元等。

周恩来一走进书房，大家便站立起来。

周恩来歉意地说：“这顿晚宴耽误了一些时间，害你们久等了。”

陆与可说：“没有关系，我们也才到不大一会儿。”实际上，他们在王

家书房中已等了一个钟头。

王贶甫给每个人作了介绍，周恩来一边说“欢迎”，一边逐个地、紧紧地和他们握手。这些公司的抄表、校表、收费、抄写等职员，平时常看老板的冷面孔，今天得到周恩来这样热情的接待，霎时暖流涌遍全身，他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激动之中。

“坐下，请大家快坐下！”周恩来招呼着，便开始了促膝谈心。

他亲切而详尽地询问了各人担任的职务、生产情况、家庭成员及生活状况，接着对抗日救国的形势作了分析。

周恩来说：“日本军国主义代表大资产阶级，穷兵默武，扩充军备，对外侵略，赋税日重，表面看来强大，实际内部空虚。他的侵略战线越长，军队的给养越大，日本人民的负担越重。日本人民普遍厌恶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已失去民心。恰恰相反，我们是保卫祖国，救亡图存，抵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世界民主势力特别是苏联的支持。只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周恩来的谦和与热忱，距离消失了，拘谨感没有了，青年工人们争着向他提问。

顾康年问，“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自称非常镇定，究竟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笑着答：“事变之前，蒋介石视察东北军在西安的总部，要求东

北军在转而面向日本的进攻之前摧毁共产党。他吓唬少帅张学良，如果东北军不消灭延安的红色根据地，他将命令张南下福建省，而由他本人同全国各地效忠的部队一起来完成这一任务。可是，一个晚上就发生了变化，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位将军在 12 月 12 日拂晓举行了兵谏，官兵们包围了委员长下榻的华清池，蒋的卫士被解除武装，蒋介石从行军床上跳起⋯⋯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保持镇定吗？你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史美钰问：“共产党为什么反对杀掉蒋介石？”

周恩来答：“当时，全国人民对蒋介石恨之入骨，听到抓住了蒋介石， 真是大快人心，大都主张把蒋介石杀掉。国民党的亲日派想积极挑动内战， 达到他们全面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他们借口讨伐张、杨，指挥两路大军逼迫西安。在这个时刻，如果杀掉蒋介石，只会让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亲日派高兴，势必要扩大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以可乘之机⋯⋯ 所以，我们共产党反对杀掉蒋介石，而提出了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当释放他。”

蒋桐生说：“但是，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却把张学良将军扣押了起来⋯⋯”周恩来说：“张将军要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事出

猝然，已无法阻止，不无遗憾。但从总的来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周文元问：“难道你们就不怕蒋介石出尔反尔吗？”

周恩来答：“不怕。事实上，蒋介石已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也才有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号，也才有我这一次的东南之行。关于这一点，我党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语曰：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周副部长，你讲得太深刻、太透彻了！”几个青年工人同声道。 “你们关心西安事变是对的，今后更要关心国事，勿生事，勿怕事，思

想上要有四万万同胞，切实做好本职工作，支持抗日战争。” “是的。”

座谈结束，青年工人们希望周恩来为他们题词，周欣然允诺。

他给陆与可的题词是：“前途光明”。给周文元的题词是：“光明灿烂”。给另外数人题了“为光明而奋斗”，“光明在前”等。

由于王宅前门有特务监视，周恩来从后门送别了这几位工人。

回到屋里，王贶甫提到儿子多，决定把长子王戍（慕向）送给周恩来当义子。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嘱咐王戍说：“你要多学些社会科学。”还给他10 元钱买书。

王戍非常高兴，对警卫员刘九洲说：“周表伯收我为义子了！”

刘九洲笑着说：“你周表伯的义子可多着哩！”深夜，周恩来又握笔为曹天风、乐培文、绍兴妇女协会会长任芝英等人题词多幅。

给任芝英的题词是：“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 给曹天风的题词是：

山中岁月纪春王， 颁诏何须辨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 相期铙吹渡钱塘。檄传英霍军威远， 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 中华终竟属炎黄。

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说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

应天风先生雅属呈留纪念

周恩来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日于绍兴城

沈复生的近作，是前天在王宅家宴时送给周恩来的，周恩来对这首诗中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民族自豪感十分赞赏，尤其是“中华终竟属炎黄”一句，更是爱不释手，特抄赠曹天风以共勉。

深夜 3 时，周恩来才事毕就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