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年挚友梅里美

梅里美是法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巴黎，比司汤达整整小二十岁。当司汤达历尽沧桑从意大利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刚满十八岁。在司汤达眼里，他还是个未出茅庐的孩子。他们初次相识是在巴黎的一间报馆。司汤达去找新闻记者兰加伊。梅里美正和兰加伊一道工作，他穿着一件灰色礼服，长着一双锡灰色的眼睛和一个大鼻子，其貌不扬。

“这小伙子是谁？”司汤达用挑剔和嘲讽的睛神打量着这年轻人。“是个青年律师，画家梅里美的儿子。”

当时梅里美没有名气，人们还只能用他父亲的名字来为他注释。不过梅里美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却比司汤达幸运得多。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祖父是个律师，父亲雷阿诺·梅里美是个颇有才能的画家。母亲也擅长绘画。所以梅里美从小就受到熏陶，培养了美术的爱好，对艺术的热爱和鉴赏力。梅里美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子，深受父母宠爱。1812 年，他进入父亲任教的拿破仑中学读书。毕业后进入巴黎大学学法律。他聪颖好学，掌握了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以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钻研了各国的古典文学、哲学还有巫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这一切，都是他其貌不扬的外表上看不出来的。后来梅里美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从对古代历史文学的精湛修养而言，他在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中，要算是最突出的之一了。

梅里美的父母都是典型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这对梅里美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一点大概也是司汤达和梅里美成为深挚朋友的重要原因。

尽管司汤达与梅里美有了一面之交以后，很快就把这个年轻人忘得一干二净，但梅里美却对司汤达男爵仰慕已久。他到各家书店里买了司汤达的作品来读。《海顿、莫扎特、梅达斯太斯的生平》，《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英国通讯集》，《论爱情》等等，只要能找到的，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要知道，司汤达的作品在当时并不畅销，或者说还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承认。这个年轻人能如此喜欢他的作品，不能不说是独具慧眼。知己难求，司汤达和梅里美的来往逐渐地多了起来。司汤达经常对他讲述过去的经历，讲拿破仑，讲意大利，还常常讨论文学问题。有时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了解欧洲文学历史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曾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涌现了以雨果、乔治·桑、大仲马等一大批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然而在他们之前的二十年代，司汤达就旗帜鲜明地以浪漫主义的名义提出了抛弃古典主义、创造十九世纪文学的主张，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梅里美首先响应和支持了这种文学主张。1822 年 10 月起，司汤达相继在刊物上发表了《要写出使 1823 年的观众感兴趣的悲剧，应该走拉辛的道路还是走莎士比亚的道路》、《笑》和《浪漫主义》三篇文章，司汤达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于 1823 年以《拉辛与莎士比亚》为题出版。这本书立即遭到了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奥瑞先生的反对，他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司汤达进行攻击。梅里美为司汤达出了主意，两人商定，给奥瑞先生来一次“强盗式袭击”的恶作剧。他们炮制了一封匿名信，同时还警告奥瑞先生，说他接到这封信后不迟不早再过两星期就会失去他的

情妇云云。这当然仅仅是个恶作剧，但从中也可以窥见司汤达和梅里美为了真理而并肩斗争的情形。后来当这位奥瑞先生发表《反浪漫主义宣言》的演说时，官方和保守的报纸刊物都为之鼓噪。司汤达这位文学斗士立即应战，写了长篇的答辩。这篇文章随后被收入《拉辛与莎士比亚》，成为其中的第二部分。

梅里美很快就显示出他在文学方面的天才。1825 年，他出版了一部名为

《克拉拉·加楚尔戏剧集》的作品。署名是“西班牙著名女演员克拉拉·加楚尔”，译者为爱斯特朗支。作品扉页还附有这女演员的小传和肖像。其实署名的作者和译者都是梅里美杜撰出来的。那个戴着头巾和项链的女演员的肖像也是请朋友根据梅里美本人的面相绘制的。这种顽皮的举动表现了当时新派文学青年的某种特点。这部戏剧集包括五个短剧，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古典主义戏剧法则，是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产物，在当时颇受文学青年的喜爱，也受到舆论的好评。因为梅里美的这出高雅的恶作剧，司汤达从此不再呼其大号，而是戏称之为“克拉拉小姐”或“加楚尔伯爵”。

梅里美是司汤达后半生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们俩政治观点相同，文学志趣相投，又同具有正直善良的品格和幽默的气质。他们在一起时，几乎是无话不谈，把内心的情感和思想毫无保留地坦露给对方。有些问题，也只有梅里美才敢于当着司汤达的面直言不讳地提出来。有一次，梅里美问司汤达：

“有人说你是烧炭党人，这是真的吗？”

司汤达沉默良久，开始带着无限的感慨讲述在意大利时那段难忘的经历：“1816 年，在米兰有个文学团体，其中有拜伦、孔法隆重耶里、佩利科、蒙蒂、波罗伯爵。我们常在路易·布莱马家里聚会。如今命运已使我们天各一方了。那是一段无比幸福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它充满了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我过去的朋友都被囚禁在奥地利的牢房里，拜伦已不在人世，运动已被镇压下去了，整个意大利都还保存着默然无声的恐怖烙印。”

司汤达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梅里美的问题，但他破例地讲了许多在意大利的亲身经历，充满了对烧炭党人的崇敬和对意大利革命斗争生活的怀念。他还讲到有一个叫奥利维耶里的烧炭党人，他在维也纳曾救过司汤达的命，使他免于落到俄国人手中。后来这位烧炭党人被捕了，在审讯室里，他朝着严刑拷打他的萨尔沃蒂猛扑过去，这个灭绝人性的萨尔沃蒂一揿按钮，地板缝打开了，使他掉进地下一个深井里去，英勇牺牲了。

众所周知，司汤达写作都用笔名，以免招来麻烦。其政治观点也不轻易示人，但在梅里美面前，他却可以直抒己见而毫无顾忌。当梅里美问他从意大利回来后为什么不谋求职位时，他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愿意为波旁王朝供职。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

梅里美原来在商业部任职，后来又担任过历史文物总督察官等职，而且写出了《雅克团》、《查理第九时代轶事》、《达芒哥》等不朽的作品。1830 年七月革命以后，司汤达出任法国驻意大利的一个港口城市西维塔维基亚的领事。但他们之间还是频频有书信往来。梅里美的信，总能给司汤达带来新的消息和快乐。他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或疏远，而且变得越来越深厚。

司汤达逝世的时候，送葬的人并不多，只有表弟高隆、朋友梅里和屠格涅夫等人。办完丧事以后，梅里美和高隆就开始为他们所爱戴的人清理手稿。

这对年纪相去二十岁的文学家之间的友谊，是足以感动后人，并为后人

所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