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西晋统一到八王之乱

占田制 西晋统一以后，全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安定局面。晋统治者为了用蜀、吴地区的人力充实北方，在平蜀之后招募蜀人北来，供给他们两年口粮，免除二十年徭役；平吴之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可免徭役十年，百工和百姓二十年。晋武帝（265—290 年）屡次责令郡县官劝课农桑，并且严禁私募佃客。中山王司马睦募徙王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①作自己的佃客，受到晋武帝的诘责，被贬为县侯。晋武帝的这些措施，客观上起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太康元年灭吴以后，西晋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比魏末三国总数增加了户近一百万，人口一倍以上。这些数字虽然不很确切，但是户口大量增加却是很显然的，而这正是社会生产发展和封建国家力量增强的具体反映。

在魏初起过积极作用的屯田制，由于豪强大族的兼并，由于它本身的军事组织形式不能继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逐渐趋于破坏。晋武帝即位前后，两次下令罢屯田官②，从此以后，独立于郡县以外而由农官专管的屯田区被取消了。屯田民一部分成为由郡县管理的国家佃客① ，一部分成为私人佃客，还有一部分则成为自耕农民。至于军士屯田的制度，则始终没有废止。太康元年（280 年），西晋颁行户调式。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

品官占田荫客制三部分。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土地数量的一个假定的指标，所谓课田，则是指农民应负担田租的土地数量，这两者多少反映了当时农民占有土地的一般状况，但又同每户农民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无关。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或次丁男为户者折半交纳。《晋故事》说：“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

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

⑥ 《三国志》卷六一《吴志·陆凯传》。

① 《晋书》卷三七《高阳王睦传》。

② 《三国志》卷四《魏志·陈留王奂传》：咸熙元年（263 年）“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按即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皆为太守，都尉（按即屯田都尉）皆为令长”，这是第一次。《晋书》卷三《武帝纪》泰始元年（265 年）“罢农官为郡县”，这是第二次。

① 罢屯田官后国家佃客的情况，见《晋书》卷二六《食货志》杜预疏。

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②，据此看来，西晋田租和户调实际上大概都是一户以一丁计，按户征收的。征收租调时，官吏还预先把纳租调户按贫富分为九等，按等定数，而以《晋故事》所述定额为平均指标。这种征收租调的办法，叫作“九品混通”，南北朝的统治者，大都沿用此法。

西晋颁行占田制和户调制，目的在于通过田租、户调的调整，尽可能加强对农民的控制，防止他们继续脱籍逃亡③，并使已脱籍的人归入户籍，以便封建国家进行剥削。太康三年，西晋户数上升到三百七十七万④，比两年前初行占田制时增加了一百三十余万，这可能就是推行此制的效果。但是西晋时期豪强势力强大，封建剥削严重，西晋政权既无力严格控制农民的户籍，也无法掌握确实的垦田亩数，因此占田制不可能长期实行，到晋惠帝时，就出现了“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①的严重情况。

西晋的品官占田荫客之制规定：官僚地主可以按官品高低占有土地从十顷到五十顷；占有佃客从一户到十五户②；占有衣食客一至三人。此外，他们还可以按官品高低庇荫亲属作自己的依附农民，“多者九族，少者三世”，没有数量限制。这些规定，目的在于保障官僚地主的封建特权（特别是以贫穷的族人为荫户的特权）而又限制他们过份强大，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但是这种限制并无成效，因为大官僚地主早已是奴客众多，园田水碓遍及各地了。

统治集团的腐朽 西晋建国的时候，距离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经八十多年，农民战争的历史教训早已被统治者遗忘了。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者，在西晋建立以前已有了十几年顺利发展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贵族集团。晋武帝依靠这个贵族集团取代了魏室，因此他也就尽可能满足这个集团对财富和权势的要求。国家统一后生产的发展，使这个集团的贪欲越来越大，挥霍也越来越厉害。所以西晋统治集团一开始就异常贪婪、奢侈、腐败、残暴，和汉初、魏初的统治集团有所不同。淮南相刘颂上书给晋武帝，说是“时遇叔世”③；司隶校尉刘毅甚至当面指斥晋武帝，说他还不如东汉桓、灵那样的亡国之君。

西晋大臣几乎都是魏世以来司马氏的元勋及其子弟，他们都是世代王侯，习于骄奢快乐，从不以国事为重。太傅何曾和司徒何劭父子，日食之需达一两万钱，石崇靠居官抢劫发财，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事，而在当时的统治者中却不以为非。官僚贵族还竞用极端奢侈的排场彼此炫耀，甚至不惜故意破坏财富，来显示自己的豪华。王恺与石崇斗富，“恺以■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①王恺以晋武帝所赐高三尺的珊瑚示崇，石崇顺手击碎，取出自己的珊瑚树，高三四尺者有六七株之多。

② 《初学记》卷二七引。

③ 《晋书》卷三○《刑法志》引庚寅（泰始六年，公元 270 年）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可见当时农民逃亡是个严重的问题。

④ 《三国志》卷二二《魏志·陈群传》注引《太康三年地记》。

① 《晋书》卷五一《束皙传》。

② 《晋书》卷二六《食货志》原作五十户，应为十五户之讹。

③ 《晋书》卷四六《刘颂传》。

① 《晋书》卷三三《石崇传》。

奢侈贪婪在当时的官僚名士中被认为理所当然，安之若素，只有少数人感到前途危险，表示忧惧不安。傅咸警告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又说“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②。王沉作《释时论》③，指斥士大夫求官买职；成公绥、鲁褒先后作《钱神论》④，讽刺当政者嗜财如命，货赂公行。这些作品，是当时统治者中难得的一点清醒的声音。

官僚名士无例外地醉心于清谈，力图用玄学理论来辩护自己贪鄙的行为和欲望。还有一部分士大夫甚至堕落到终日醉酒，裸体狂欢的地步。

八王之乱 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引起了激烈的党争，朝廷长期处在争权夺利的倾轧中。晋武帝为了统治人民，为了监督异姓功臣和吴蜀地主，曾大封宗室为王，并且允许王国置军，取消州郡武备。他还陆续用诸玉统率中央兵马镇守要害，特别是荆、扬和关中，逐渐替换异姓方镇。继立的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后贾氏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垄断政权，于元康元年（291 年）杀当政的惠帝外祖杨骏，征汝南王亮与卫瓘共同辅政，旋命楚王玮杀亮、瓘，又以专杀之罪杀玮。她以张华、裴頠等居位，而让自己的亲党掌实权。从此以后，诸王为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元康六年，赵王伦被召入京，他掌握了禁军和朝政，于永宁元年（301 年）废惠帝自立。同年，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河间王颙（镇关中）等起兵声讨赵王伦。从此方镇军参加内战，战斗规模扩大，战场从洛阳、长安延展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破坏性大为增加。赵王伦被杀后，惠帝复位。齐王冏、河间王颙、长沙王乂、成都王颖、东海王越等又反复冲突，幽州刺史王浚甚至引乌桓、鲜卑兵参战。乌桓、鲜卑兵先后进入邺和长安，暴掠妇女财货，屠杀人民，其它各军，也无不到处烧杀洗劫，使北方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残，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在延续达十六年之久的内战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贾后被杀，惠帝被毒死，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在这种情况下，隐伏着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