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汉武帝时期统一的巩固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

汉武帝统治的五十余年（公元前 140—前 87 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下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在经济繁荣、府库充溢的基础上，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了一些制度，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 汉武帝时期，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是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①，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公元前 127 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 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为列侯，由皇帝制定这些侯国的名号。按照汉制，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因此王国析为侯国，就是王国的缩小和

③ 《汉书·严助传》注：“卖子与人作奴婢，名为赘子，三年不能赎，遂为奴婢”。

① 《汉书·赵广汉传》，广汉为京兆尹，疑丞相魏相夫人妒杀傅婢，乃突入相府召夫人跪庭下受词；《汉书·王莽传》，莽子获擅杀奴，莽令获自杀。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汉书·张安世传》。

④ 《僮约》出《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文字多讹错，参看严可均辑 《全汉文》卷四二。《僮约》是一篇游戏文章，但所列奴隶服役项目，当符合西汉 社会实际情况。

① 《史记·主父偃列传》。

朝廷直辖土地的扩大。推恩诏下后，王国纷请分邑子弟，于是诸王“支庶毕侯”②，西汉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③。武帝以后，王国辖地都不过数县，其地位相当于郡。这样，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进一步解决了。

诸侯王问题解决后，全国还有列侯百余。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 诸侯王和列侯献“酎金”助祭。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武帝以列侯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名，削夺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其余列侯因各种原因而陆续失爵的，还有不少。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汉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武帝力加压制。淮南王安和衡山王赐被告谋反，武帝于元狩元年（公元前 122 年）下令尽捕他们的宾客党羽， 牵连致死的达数万人。接着，武帝颁布“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 与政事”①，其中支脉疏远的人，更是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实行察举制度 建立太学 汉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送子弟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货产十万钱（景帝时改为四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赀选”②。郎是皇帝的侍从，掌“守门户， 出充车骑”③，可以补授别的官职。西汉初年，地主阶级子弟为郎，是他们出仕的一个重要阶梯。在这种选官制度下，“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④，未必都能得人，所以难以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惠帝以来，汉朝在各郡县推选“孝弟力田”，复免这些人的徭役，让他们“导率”乡人。文帝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⑤，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无论选孝弟力田或举贤良等，都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制度。

武帝初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⑥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⑦。从此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就确立起来了。

察举制初行的头几年，郡国执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所以武帝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举廉，不胜任也，当免”⑧，用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

武帝以后，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郎署供职，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

② 《汉书·王子侯表序》。

③ 《汉书·诸侯王表序》。

① 《汉书·诸侯王表序》。

② 汉代郎选除此之外，还有献策上书为郎，举孝廉为郎，射策甲科为郎，六郡良家子为郎等途径，其中多数是武帝时期或以后才出现的。参见《汉书·董仲舒传》王先谦《补注》。

③ 《汉书·百官公卿表》。

④ 《汉书·董仲舒传》。

⑤ 《汉书·文帝纪》。

⑥ 《汉书·董仲舒传》。

⑦ ⑧《汉书·武帝纪》。

太守。

武帝又令公卿、郡国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从中拔擢了一些人材。不过这类察举属于特科性质，并不经常举行。武帝时还有上书拜官的办法， 如田千秋上书言事称旨，数月即由郎超升为丞相。

武帝在长安城外，为太常博士的弟子兴建学校，名为太学，使他们在太学中随博士受业。博士弟子共五十名，由“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

①充当，入学后免除本人徭赋。还有跟博士“受业如弟子”的若干人，由郡县

择人充当。这些人学成经考试后，按等第录用。武帝还今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比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实行察举制度和建立太学后，大官僚子嗣和大豪富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一般地主子弟入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了。在这种新的制度下，皇帝通过策问和考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这对于网罗人才，加强专制皇权的统治，也具有重大的作用。

削弱丞相权力 西汉初年的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没有大的改变。汉高祖以功臣为丞相，丞相位望甚隆，对皇帝敢于直言不讳，甚至敢于言所不当言。惠帝时曹参为丞相，无所事事，惠帝托参子曹窟婉转进言，曹参竟向惠帝申述“陛下垂拱，参等守职”②的道理，而不改变自己的态度。文帝幸臣邓通对丞相申徒嘉礼意怠慢，申徒嘉严斥邓通，还对文帝说：“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①。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皇帝与丞相之间，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景帝时，高祖功臣死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开始有所削弱。但是直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的矛盾还有表现。丞相田蚡骄横，“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武帝甚至问他“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②。因此，继续削弱丞相权力仍然是加强皇权的一个迫切问题。元朔五年，武帝任命公孙弘为相，封平津侯。公孙弘起自“布衣”， 在朝无所援接，只有唯唯诺诺，不敢稍违皇帝旨意。从此以后，功臣列侯子嗣独占相位的局面结束，丞相完全在皇帝的掌握之中，居职“充位”而已。

武帝从贤良文学或上书言事的人当中，先后拔用了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严安等人，在他们的本职以外，另给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加官，让他们出入禁省，随侍左右，顾问应对，参与大政。武帝曾经令严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③。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

（少府属官），更是出纳章奏，操持机柄。武帝还参用宦官为中书，掌尚书之职。这些人日在皇帝左右，逐渐形成一个宫内决策的机构，称为“中朝” 或“内朝”，与以丞相为首的政务机关“外朝”相对应。皇帝依靠中朝，加强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重，凌驾外朝。这样，专制制度就进一步加强了。

武帝寝疾时，用外戚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武帝死后，霍光又领尚书事。自此以后，大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都成为掌握实权的“中朝”官，大将军

① 《汉书·儒林传序》。

② 《史记·曹相国世家》。

① 《汉书·申徒嘉传》。

② 《汉书·田蚡传》。

③ 《汉书·严助传》。

领尚书事更是权倾内外，丞相虽还有一定的位望，但实际职权就微不足道了。

加强中央军力 秦和汉初，兵役制和徭役制结合在一起。制度规定：男子在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的期间内，服兵役两年，一年在本郡为材官（步兵）、楼船（水军）或骑士，称为正卒；另一年或在京师为卫士，或在边郡为戍卒。此外，男子每年还要服徭役一月，称为更卒，或在本县，或在外地，叫做践更；不愿服役的可纳钱三百（一说二千），使人代役，叫做过更。汉代兵徭制度由于资料错乱，还没有定说。

在地方，军事由郡尉或王国中尉主管，他们统领本地的正卒，进行军事训练。每年秋季，郡太守举行正卒的检阅，叫做都试。皇帝发郡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

在京城，驻有南北二军。北军守京师，士卒多由三辅（京兆、冯翊、扶风）选调，由中尉率领；南军保卫皇宫，卫士多由三辅以外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率领。南北军力都不甚大，南军卫上数目，西汉初年为两万人，武帝即位，减为万人。南北军以外，还有侍从皇帝的郎，由郎中令率领。

按照汉初的军事制度，军力分散于全国各地，都城内外，都无重兵。这样的军制，自然不能适应武帝时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必须建立一支可以由中央随时调遣的“长从”的而不是“番上”的军队。只有这样，才能起强干弱枝的作用，才能加强封建国家的镇压职能。

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武帝创建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等七校尉，常驻京师。七校尉兵都统于原有的中垒校尉，所以又合称八校尉。八校尉中每校兵力约为数百人至千余人。

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武帝设期门军；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 设羽林军。期门约为千人，羽林七百人，选三辅以及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充当，归郎中令掌管，以备宿卫。《汉书·地理志》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可见期门、羽林在全国军事系统中地位的重要。武帝后来又取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养于羽林军中，加以军事训练，号称羽林孤儿，以加强宿卫力量。

八校尉和期门、羽林相继建立后，京师才有长从募士。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发胡骑、越骑以及期门、羽林孤儿出击羌人，可见这支长从募士已经用于边境的战争了。

设置刺史 惠帝三年（公元前 192 年），相国曹参奏请派御史监三辅， 部分地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 年），丞相遣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监郡御史，时置时省。文帝还常常派特使巡行。

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①。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其中一条是督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督察郡国守相。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兵，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弘农郡，职权同部刺史相似。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显著作用。

①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

刺史为六百石官（成帝改刺史为州牧，秩二千石），秩位不高，但出刺时代表中央，可以监察二千石和王国相。刺史除了“断治冤狱”以外，并不直接处理地方其他行政事务。所以刺史的设立得“小大相制，内外相维”② 之宜，比秦朝的御史监郡制度周密。

任酷吏，严刑法 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豪强， 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既欺凌农民，也破坏封建法度。济南瞷氏，颍川灌氏，都是西汉前期的豪强大族。

那个时期，还有一些人以游侠著名。游侠以义气侠行相标榜，振人于穷急，脱人于厄困，“权行州域，力折公侯”①。朱家、剧孟、郭解都是汉初的著名游侠。有些游侠“作奸剽攻”，“睚眦杀人”，称霸一方；还有一些游侠，则被司马迁目为“盗跖居民间者”②。游侠豪强同封建王朝之间，除了上下依恃以统治人民的关系以外，显然还存在着某种矛盾。

为了打击游侠豪强，出了酷吏。景帝时，郅都为济南守，“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③。宁成为中尉，为政效法郅都，“宗室豪杰皆人人惴恐”。郅都、宁成是西汉最早的酷吏，他们的活动，是汉武帝打击游侠豪强的先声。

汉武帝除了“徒强宗大姓，不得族屠”④以外，还大批地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⑤。杜周为廷尉，“专以人主意旨为狱”，“诏狱逮至六七万人， 吏所增加十有余万”。周阳由为郡守，“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 所居郡必夷其豪”。像张汤、杜周、周阳由这样的内外官吏，当时比比皆是。他们的这些活动，对于抑压豪强的猖獗气焰，提高专制皇权，起了显著的作用。

但是酷吏同豪强、游侠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势力。酷吏宁成罢官回乡，“役使贫民数千家”，酷吏义纵少年时“攻剽为群盗”，这些人自身就是豪强或游侠。所以他们治郡的时候，也往往以“豪敢”为爪牙，对人民为非作歹。酷吏王温舒杀河内豪强，竟至株连千余家，流血十余里。

在诛锄豪强的同时，酷吏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经过他们条定以后，律令增加到 359 章，大辟之罪 409 条 1，

882 事，死罪决事比（死罪判例）13，472 事。刑法的条定，虽然与诛锄豪强的需要有关，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为了镇压百姓。由于刑法繁密驳杂，郡国治狱时无法运用，常有罪同而论异的事情。加以官吏舞文弄法，罗织成狱，“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①，以此而冤死的人，不可胜数。《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好轨不胜。”《汉书·酷吏传》说：由于郡国守相多效法王温舒的残暴杀人行为，所以“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可见用酷吏和刑法来加强专制皇权，势必要激化阶级矛盾。

统一货币 汉武帝连续发动了许多次对边境各族的战争，长期而激烈的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九部刺史条。

① 《汉书·游侠传序》。

② 《史记·游侠列传》。

③ 《史记·酷吏列传》。

④ 《后汉书·郑弘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⑤ 《汉书·张汤传》。

① 《汉书·刑法志》。

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富，文景时期留下来的府库积蓄亦都用尽。因此他募民入奴婢、入羊，又设武功爵出卖，力图筹措财货。元狩中，他打破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任用大盐商东郭咸阳、大冶铁家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这些人凭借强大的专制政权，推行统一货币的措施，建立筦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企图扩大财政收入，抑制商人的活动， 稳定农业生产和商品市场。

汉初以来，高祖所铸荚钱和文帝所铸四铢钱，质量都很低劣。文帝允许私铸，诸王、达官、豪商大量铸钱牟利，因此货币大小不一，轻重不同，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武帝颁行三铢钱，禁止私铸，规定“盗铸诸金钱，罪皆死”②。元狩五年（公元前 118 年），以五铢钱代替三铢钱，但是盗铸之风不减，“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天下大氐无虑皆铸金钱矣”。武帝又改行赤仄钱，仍然不能稳定币制。

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武帝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利，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均输三官①，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名为三官钱。他还责成各郡国把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这次禁令很严格， 新币质量又高，盗铸无利可图，所以币制得到较长期的稳定。货币的统一， 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不可能的；而货币统一以后，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也获得一种经济上的保证。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法、平准法 筦盐的办法，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 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家收购发卖。筦铁的办法，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采冶铸造，发卖铁器。西汉盐官有遍及二十八郡国的三十五处，铁官有遍及四十郡国的四十人处。盐铁官统属于中央的大农。诸侯王国原来自置的盐铁官，也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盐铁官吏，多用过去的盐铁商人充任。

均输法是由大农在各地设均输官，把应由各地输京的物品，从出产处转运他处出卖，再在卖处收购其他物品，易地出卖，这样辗转交换，最后把关中所需的货物运达长安。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②的不合理现象，使大农诸官得以“尽笼天下之货物”， 因而也充实了府库。

平准法是由大农在京师设平准官，接受均输货物，按长安市场价格涨落情况，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供需，节制市场。

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使大农控制了盐铁生产和许多货物买卖，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也使物价不致暴涨暴落。同时，一部分商业利润归于封建国家，供给汉武帝巡狩、赏赐的挥霍和军事费用，因而“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西汉以来，不但豪强大家从煮盐、冶铁、铸钱中获取大利，而且一些企图进行政治割据的人，也常常在深山穷泽中或海边上，聚众千百人从事盐铁铸钱，以积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景帝时吴王濞发动叛乱，就是得力于此。所以桑弘羊在论证筦盐铁和实行平准、均输的必要性时说：“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又说：“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

② 《汉书·食货志》。本段不注出处的引文均据《汉书·食货志》或《史记·平 准书》。

① 三官，一说为钟官、辨铜、伎巧。

② 《盐铁论·本议篇》。

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①。可见筦盐铁和实行均输、平准，还起着控制诸侯王和豪强大贾的政治作用。

西汉王朝经营盐铁和商业，也直接给人民带来了一些痛苦。例如官盐价昂味苦，农具质劣而不适用等等。以后一部分贤良、文学反对筦盐铁和平准、均输制度，即以此作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些制度也难于长期有效地实行下去。

算缗和告缗 除了统一货币、筦盐铁、实行平准、均输制度以外，汉武帝还采取了直接剥夺大商贾的措施，这就是算缗和告缗。

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 年），武帝“初算缗钱”，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 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都必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即百二十钱；“诸作有租及铸”，每四千钱一算。轺车一乘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入资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许占有土地，违令者没收其土地和奴僮。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 年），武帝下令“告缗”，鼓励告发，并规定以所没收违令商人资财的一半奖给告发人。武帝命杨可主持告缗，命杜周处理案件。在这次告缗中，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算缗告缗以后，上林苑财物贮积充溢，府库得到充实，商人们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所以算缗、告缗的措施，也起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

汉武帝一方面对大商人采取限制、打击乃至剥夺的措施，一方面又允许一部分商人充当盐铁官，为封建统治服务。西汉统治者与大商人的矛盾缓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