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北边疆各族的内迁

东汉以来，西、北边陲的许多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在辽西、幽并、关陇等地，同汉族人民犬牙交错地住在一起。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在向上发展，在汉族的影响下，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走着封建化的道路，向定居的农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生活过渡。汉魏统治者为了边防和经济的需要，也常常招引这些民族入塞。这样，北方的民族关系，就日益复杂起来。

匈奴鄂尔多斯草原上的南匈奴，东汉末年向今山西北部、中部移动，在那里分成很多部分，与汉人杂居，并逐渐转向农耕生活。匈奴旧日的部落组织还约束着匈奴人，但是匈奴人同时又是汉朝的编户，受汉朝的剥削和压迫。中平五年（188 年），匈奴羌渠单于发左部兵帮助东汉攻击幽州鲜卑，匈奴人恐征发不已。右部起而攻杀羌渠单于，立其子於扶罗为单于①。于扶罗

② 《晋书》卷四七《傅玄传》附《傅咸传》。

③ 《晋书》卷九二《王沉传》。

④ 成公绥之论见《太平御览》卷八三六，鲁褒之论见《晋书》卷九四《鲁褒传》，二论文字多有雷同。又

《初学记》卷二七有綦毋氏《钱神论》佚文。

① 据《后汉书》卷一一九《南匈奴传》。《晋书》卷五六《江统传》说：“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

所部匈奴军，曾在中原从事活动达数年之久。

在北方混战时期，并州匈奴豪右也拥众据土，“张雄跋扈”。避役的汉人，有许多向匈奴部落逃亡。曹操统一中原后，并州刺史梁习礼召匈奴豪右为官，然后征发匈奴人为义从、兵吏，使随大军出征，再把出征军吏的家属移送邺都，以为士家。对于不愿从命的匈奴人，梁习又兴兵镇压，逼令降服。从此以后，匈奴豪右被控制起来，“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①。

建安二十年，曹操罢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在今河套区域东至晋西北一带），郡置一县以统旧民，合为新兴郡，设郡治于今山西忻县②。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呼厨泉单于留质邺都，曹操乃分匈奴三万余落为五部，置五部帅，派汉人为五部司马，加以监督。匈奴左部居并州兹氏（今汾阳境），右部居祁（今祁县境），南部居蒲子（今隰县境），北部居新兴（今忻县境），中部居太陵（今文水境）。左部帅刘豹（於扶罗之子）并五部为一，魏末晋初又析为数部。司马氏把匈奴部帅改为都尉，取消了他们的部落特权，加强了对匈奴的控制。除了旧有的几万落匈奴以外，西晋时期塞外匈奴、“杂胡” 又源源入塞，前后共达二十余万人。

匈奴贵族汉比较深，他们之中最贵的一姓出于匈奴屠各（体屠各，休屠）种，自称为两汉皇室之后，世代作五部帅和五部都尉。左部都尉刘渊是放扶罗之孙，刘豹之子，他随汉族儒生习经史，西晋时曾作为匈奴侍子住在洛阳，同洛阳官僚有很多往来。惠帝永熙元年（290 年），晋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羯羯族在西晋时入塞，其主要部分在上党郡武乡县同汉人杂居。他们原来役属于匈奴，所以被称作“匈奴别部”。羯族高鼻深目多须，拜“胡天”

①，有火葬的习俗。他们还保留着部落组织，不过部落比较松弛。上党羯人大

部习于农耕，经济生活上同汉人的差别已经基本消失。

鲜卑慕容部 鲜卑慕容部原居鲜卑山，后迁居饶乐水（西拉木伦河）。三国时慕容酋长莫护跋曾随司马懿击公孙渊，受魏封号，并徒其部于辽西。晋太康十年（289 年），慕容廆率领部落迁居徒河（今辽宁义县），不久又迁到大棘城（今辽宁锦州），从事农桑和畜牧。永嘉以后，北方农民大批流入慕容部中，士大夫来避难的也不少。慕容廆重用士人以建立政治制度，传授经学和文学，同时还设郡以统流民。

鲜卑拓跋部 鲜卑拓跋部先世居于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地区②，同包括九

云云，则为发南匈奴兵镇压黄巾。

① 《三国志》卷一五《魏志·梁习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阚驷《十三州志》；《三国志》卷一《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条及卢弼《集解》。

① “胡天”，火袄教之神。火袄教起于波斯，中国之有火袄教始此。魏、齐、周时，火祆教列于祀典。齐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等官，以西域胡人为之，主祠祆神。

② 鲜卑拓跋部“祖宗世王幽都”，“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443 年）遣李敞诣乌洛侯国之石室告祭天地，李敞刻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近年经考古调查，在大兴安岭北部东麓的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附近发现此拓跋部祖先旧墟的石室，室壁刻有李敞祝文，与《魏书·礼志》两载文字基本符合。因此，拓跋部发祥地的“幽都”地址，可以确定。参考《魏书》卷一《序纪》、卷一○○《乌洛侯传》、卷一○八《礼志》，以及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十九个氏族的三十六个游牧狩猎部落（后来演变为八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酋长推寅的时候，拓跋部南迁于大泽（或即今呼伦湖）。推寅八传至诘汾，又向南移动，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③，始到达匈奴故地。魏黄初元年

（220 年），诘汾子力微继位，他并吞没鹿回部，拥有战士二十多万，势力强大起来。力微三十九年（258 年），拓跋部移居盛乐（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地区。由于曹魏从这里撤消了云中、定襄等郡，所以拓跋部得以顺利发展。力微的儿子沙漠汗曾两次到洛阳访问，在那里一共停留了八年。那时，拓跋部正处在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前夕，保守的部落大人怕沙漠汗回来后变革旧俗，所以在归途中把他杀死了。

以后，拓跋部同汉人的商业往来逐渐增多，许多汉族商人进入拓跋部，甚至洛阳大贾也出现在拓跋酋长周围①。拓跋部吸收了许多匈奴、乌桓、鲜卑慕容部和“杂胡”部落，并州汉人投附拓跋部的也不少②。当北方各族起兵反晋时，拓跋猗卢统一了拓跋部，并先后出兵援助晋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被匈奴、铁弗和鲜卑白部（慕容部）攻击的继任刺史刘琨，因此西晋封猗卢以晋北五县地为代公，以后又改封代王。猗卢“明刑峻法”③，加强统治权力，使拓跋部向阶级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氐羌 氐族和羌族，除了大部分还住在今青海、甘肃以外，也有不少人移居关中和益州。有些羌人甚至还远离故土，散处中原。魏晋统治者为了充实关中，屏蔽中原，常常向关中强徙氏、羌及其他少数民族。曹操命张既徒武都氐出居扶风、天水界，一次即达五万余落。陇右、河西的割据者，也常常引氏、羌为援，使氏、羌人民远离故土。西晋时氐、羌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口，占关中人口的一半。仇池（今甘肃成县西）杨氐是氐人中强大的一支，晋元康六年（296 年），杨氐建立仇池国，至北魏正始三年（506 年）始灭。

巴东汉时今鄂西、川东的廪君蛮与板楯蛮，到西晋时已逐渐融合④ ，称为巴人或賨人。汉末一部分巴人北上，归附汉中的张鲁；以后宕渠的巴人也北入汉中。曹操把巴人迁到略阳，与氐人杂处，所以他们又被称为巴氐。巴人与汉人关系很密切，两者在经济生活上的差异大致已消失了。以上所述匈奴、羯、鲜卑、氐、羌，在当时称作“五胡”，加上賨人，则合称“六夷”。各族逐渐封建化的趋势 魏晋以来北方各族的移动，加速了各族社会

的变化。各族部落愈是远离自己原来的住地而进入汉人地区，它们的成员就愈是容易脱离部落羁绊，以至于成为耕种小块土地的封建农民。各族人民由游牧转向定居农耕，是民族进步的重要表现。但是这种转变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充满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也充满了反对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内迁各民族人民不但深受本族贵族的压迫剥削，而且在他们新迁的地方，还要受魏晋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奴役。并州匈奴人有许多成了汉族地主

③ 《魏书》卷一《序纪》。

① 洛阳大贾，事见《水经·河水注》，其余商人活动，参看《魏书》卷二三《莫含传》。

② 《魏书》卷二三《卫操传》。

③ 《魏书》卷一《序纪》，卷一一一《刑罚志》。

④ 《晋书》卷一二○《李特载记》关于賨人的历史部分，即《后汉书》卷一一六《南蛮传》中廪君蛮与板楯蛮（以廪君蛮为主）史文的综合。

的奴婢、佃客①，羯人和鲜卑人沦为奴婢的也不少②。羯人石勒的遭遇更为悲惨。石勒父祖都是部落小帅，石勒自己作过行贩，还曾为人力耕，后来又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捕缚，卖给在平人师懽为耕奴。内迁各族还常常被迫服贱役，有时连贵族也不能免，羌人贵族姚馥就曾长期为晋武帝养马③。北方许多西晋墓葬中出现面型须发与汉人不同的僮仆俑，就是汉族统治阶级奴役其他民族人民的实证。驱迫内徒各族人民当兵作战，更是常见的事，由匈奴、鲜卑、乌桓或羌人组成的军队，经常出没在中原的战场上。

但是，内徙较久的一些部落，不论它们的成员所受尚存的部落束缚到什么程度，也不论它们的经历如何曲折复杂，西晋时它们都在走着封建化的道路，逐渐习于农耕，不但匈奴人、羯人、賨人、鲜卑慕容部人是这样，乌桓、氐、羌等族也是这样①。有许多氐人还已成为封建国家的编户②或王侯封户③。随着晋末和十六国时期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部落被迫迁徙或自愿迁徒更加频繁，这种变化的规模也就更大。

在内徙各胡族逐步封建化的过程中，各胡族不但大量吸收了汉人的封建文化，而且也以自己的文化习俗影响汉人。西晋时洛阳贵族官僚“相尚用胡床貊槃，及为羌煮貊炙⋯⋯又以毡为絈头及络带、裤口”④。北方汉人还吸收了胡人的习俗，以酪浆为饮料。靠近胡族地区的汉人，甚至在生产上也受到胡人的影响，从事畜牧或兼营畜牧。

各族的内迁，引起了一些汉族统治者的忧虑。特别是某些民族的住地接近洛阳，它们的统治者和人民都对西晋统治不满，甚至“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此有许多人主张把这些民族强迫迁走。魏嘉平年间，邓艾曾建议分割匈奴部落，渐徒与汉人杂处的氐、羌于汉人地区之外。西晋时期，郭钦主张向匈奴住地移徒汉人，加强军事控制，并把最接近洛阳的杂胡迁到匈奴之外，“峻四夷出入之防”⑤；江统更主张把内迁的匈奴、氐、羌一并遣回故土，以使“戎晋不杂”①。但是各族内迁和杂居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不可能强制改变，所以所谓“徒戎”的议论，是根本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