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北魏后期（500—534 年）的社会经济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北魏中期以来，北方衰败的经济开始回升。以后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到六世纪初年，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

北魏迁都以后，洛阳重新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洛阳附近黄河中游的许多荒地，重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比过去增多了。六业纪初年，北魏全国人口比西晋太康年间南北合计，还要多出一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三长制、均田制的成效和农业恢复发展的规模。劳动人民创造的农业生产工具特别是整地碎土工具，比过去复杂得多，这些工具都是精耕细作所需要的。西晋时各地的水碾、水硙、水碓，在十六国时期受到严重的破坏后几乎绝迹，到这时又先后在洛阳和其它地方恢复起来。洛阳城南居民用水力进行碾、磨、春、簸；城西的千金堰，有水碾磨几十具，“计其水利，日益千金”①。精耕细作的农业经验和农业技术也有了提高，农民特别注意耕作的功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所以有“顷不比亩善”②的谚语。气候条件的掌握，土壤的区分，防旱保墒经验的积累，也都有新的成就。各种作物的栽培技术，积肥、施肥、选种、育种的细致方法，都受到农民的重视。

① 《颜氏家训·音辞篇》。

② 《资治通鉴》卷一○八，太元二十一年胡注。胡三省这段话隐含着对蒙古族统治汉族的感叹，所以带有夸张成分。

③ 《资治通鉴》卷一五四中大通二年载尔朱荣在洛，城阳王元徽以太子降生为辞驰骑相告，图赚荣入朝堂，并脱荣帽欢舞盘旋一事。胡注曰：“唐李太白诗云：‘脱君帽，为君笑。’脱帽欢舞，盖夷礼也。”

④ 《封氏闻见记》卷五“花烛”条。

⑤ 《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

① 《洛阳伽蓝记》卷四，《魏书》卷六六《崔亮传》。

② 《齐民要术》杂说，卷一及注。

为了适应趋于繁荣的城市生活的需要，城郊蔬菜、果木以及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发达起来。城郊农民所种瓜菜，种类繁多，有车牛的农户自运市场出卖，无车牛的转卖与人，收入比种植谷物要大得多。农民间实行一种带有互助性质的劳动分配办法，例如单夫只妻之家种植红花、兰花、枙子一顷，摘花时日需百人，“每旦当有小儿僮女百十余群自来分摘，正须平量中半分取”①。经济作物的种植，使自耕农民的经济比北魏前期、中期活跃得多。此外，牲畜的品种，牲畜饲养、繁殖和兽医的经验，都比过去丰富，这显然是吸取了鲜卑族畜牧经验和塞外畜群内移的结果。

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自从孝文帝放松对伎作户的控制后，民间的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起来。绢布的产量大为增加，绢价从北魏初年每匹千钱降落到二三百钱，府库绢帛之多，达到魏晋以来最高的水平。供城市消费的手工业的种类多起来了，手工业者数量激增。洛阳城郊内外聚居了许许多多的手工业户，按行业分居，例如退酤、治觞二里，就是酿酒业集中的地方。官府手工业也有所发展，管理官府手工业的机构太府，组织宠大，部门非常多。农村也出现了多种手工业，如压油、造纸等，都是就地取料，就地加工。

在今河北、河南等地的北魏后期墓葬中，有许多青瓷器出土，它们的器形和制胎上釉，都与南方青瓷有很大的区别，显然是北方新近发展出来的制瓷业的产品。北方青瓷虽然比南方粗糙，但是它对唐宋时期北方制瓷业的繁盛，具有直接影响。

东魏綦毋怀文集中了北方长期的冶炼经验，以灌钢炼宿铁刀，隋代襄国冶家铸器，还用其遗法②。某些地方已经用煤炼铁③，这虽然仍和汉代一样只是个别地区的情况，但是煤的继续使用必将促进冶铸业的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使交换关系活跃起来。洛阳城内外出现了许多大市场。城南的“四夷馆”附近住有万多户外来人，销售外地运来的或外地人经营的各种商品。江南人在永桥市出售鱼鳖水产，当时有“洛鲤伊鲂，贵于牛羊”之语。本地的手工业产品，多在城西周回八里的市上出售。为了管理市场，设置了罢市鼓。长期以来的实物交易，正在逐渐为货币交易所代替。洛阳富商大贾很多，最著名的是刘宝，他在州郡都会立宅养马，以通行情，各地所卖盐粟货物，价格全都一样。官僚贵族普遍营商，宗室诸王和邢峦、李崇等汉族官僚以及大宦官刘腾等都远近营运，贩肆聚敛。官吏易地调遣也成了营贩的好机会，郑云贿买到安州刺史的职位，立即向熟习安州情况的封回打听行情①。

洛阳是当时北方交换的中心，城内外共有二百多里（坊），居民达十万九千多户。此外，邺和长安也逐渐恢复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北方与南方的贸易增多了，“南货”成为北方畅销的商品。今青海、新疆以及蒙古的各族，也都带着牲畜毛皮以及其他商品来洛阳进行买卖。国外方面，朝鲜半岛、日本、中亚以及更远的许多国家，都同北魏有商业往来，外国人长住洛阳的也不少。《洛阳伽蓝记》说：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商胡贩客，日奔塞下”。

① 《齐民要术》卷五。

② 《北齐书》卷四九《綦毋怀文传》。

③ 《水经·河水注》。

① 《魏书》卷三二《封懿传》附《封回传》。

这虽然有些过甚其词，但也可窥见对外贸易发达的一斑。今库车、吐鲁番、西宁、太原、陕县、定州等地，先后发现过北魏遗存的拜占庭金币和波斯银币，也证明北魏同西方存在着发达的贸易关系。

寺院经济② 北魏后期，佛教寺院遍布北方各地。迁洛后二十余年中，北魏全国寺院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余所，洛阳一地即达五百所；北魏末年，全国更激增至三万余所，洛阳一千三百多所。私人建寺之风特别盛行，冯熙一人在各州镇建寺即达七十二所。齐、周寺院有增无减，北齐超过四万，北周“有盈万数”③。寺院产业很多，是北朝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①，在北朝是很普遍的事。北魏初年，昙摩蜜多在敦煌立精舍，“植奈千株，开园百亩”②。北齐末年，寺产扩充特别严重，据说“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倾竭府藏，充佛福田”③。北周时长安中兴寺庄池内外有稻田百顷，还有“梨枣杂果，望若云合”④。北魏末年洛阳的大寺院多拥有富丽堂皇的神殿，曲折幽邃的山林园池，还有高达十余丈至数十丈的浮图

（塔），高数十尺、重数万斤的铜佛。有些寺院甚至还拥有武装，用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北朝僧尼最多的时候达到二兰百万人。僧尼立为僧籍，由僧官管理，不列入国家户籍，完全脱离。了封建国家的控制。一般说来，僧尼是宗教职业者，是一个寄生阶层，但是在当时的僧尼中间，却又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阶级差别。僧官和上层僧尼是寺院地主，他们凭借寺产，甚至还勾结官府，剥削僧俗群众；而一般僧侣则多从事耕作，被寺院地主“驱役田舍’⑤。他们大多数是“逃役之流，仆隶之类”⑥，是寺院中的被剥削者。释道安向周武帝说：沙门“或垦植田圃，与农夫等流，或估货求财，与商民争利”⑦，这表明寺院地主役使僧众营田经商，进行封建剥削，同世俗地主并无二致。

寺院地主还可以享有封户，也可以合法地占有依附农民。远在十六国末期，南燕主慕容德曾以泰山郡奉高、山在二县作释僧朗的封地，使食租税， “领民户”⑧。北魏献文帝应沙门统（总管僧众之官）昙曜请求，允许僧曹占有僧祇户和佛图户。僧祇户以一部分“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①为之，他们大致是向僧曹缴纳定额地租（称僧祇粟）的依附农民，这种地租同北魏屯田户向国家所纳者数量相等。僧祇户粟原来由僧曹统一管

② 本段内容，通叙至北朝末年为止。

③ 《广弘明集》卷二四释昙积《谏周太沮沙汰僧表》。

①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② 《高僧传》卷三《昙摩蜜多传》。

③ 《广弘明集》卷七齐章仇子佗疏语。

④ 《续高僧传》卷二三《释道臻传》。

⑤ 《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法显为沙弥时，“与同学（沙弥）数十人于田中割稻”；同书卷五《释道安传》道安出家后为其师“驱役田舍”。

⑥ 《广弘明集》卷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杨炫之条。

⑦ 《广弘明集》卷八释道安《二教论》其十二。

⑧ 《广弘明集》卷二八上慕容德《与朗法师书》及释僧朗《答南燕主慕容德书》。《高僧传》卷五《竺僧朗传》。

①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皇兴元年（467 年）北魏夺得宋青州地，把一部分青州人户迂到平城附近，称“平齐户”。

理，不允许直接属于寺院，但是实际上寺院都争占僧祇户。承明元年（476 年）寺院逼召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酿成五十多人被迫自杀的惨剧。佛图户以“民犯重罪及官奴”为之，“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

②，他们同样是寺院依附者，只是经济地位比僧祇户还低。

寺院经济中，高利贷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僧曹或寺主以原充赈济僧俗饥民之用的僧祇栗或其他财物，作为寺院高利贷本钱，盘剥人民。寺院高利贷“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券，侵蠹贫下，莫知纪极”③。僧曹还倚官放贷，如东魏济州沙门统道研“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④。

由于寺院耗财伤民，也由于寺院成为农民速逃渊蔽，所以北朝统治者的各种排佛议论和周武帝的毁佛，都具有经济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