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初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治经济措施

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唐朝初年,社会经济调敝。武德晚年,户不满三百万,约当隋盛时九百万户的三分之一弱。黄河下游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③ 。直到贞观中年,那里的在唐政府户籍簿上登记的户数还不到七十万,约为隋大业初年四百七十余万户的七分之一④。

面临着这样残破的社会经济,唐王朝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促使生产恢复,以保证租税的收入。武德七年(624 年)四月,颁布了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唐的田令规定:

一、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①,各受永业田(世业田)二十亩,口分日八十亩;老男、笃疾人、废疾人②各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受口分田三十亩,他们或他们的丈夫原有的永业田,纳入户内口分田数额里计算。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以外的人,凡作户主的,则各受永业日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

二、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田五顷至一百顷。有战功受勋的人,可以依照勋级请受勋田六十亩至三十顷③。

三、受田足的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口分田减半给授。狭乡的人准许在宽乡遥受田亩。官人永业田和勋田只能在宽乡授给,但准许在狭乡买荫赐田充。

四、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还。

五、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在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硙的,并准许出卖口分田。官人永业田、勋田和赐田可以出卖。

①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

② 《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刑部》。

③ 《贞观政要》卷二《直谏篇》。

④ 以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为准。据《隋书》及《旧唐书》的《地理志》有关材料 统计。

① 唐天宝三年以前的制度,男年十六为中男,二十一为丁男,六十为老男。

② 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等为废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为笃疾。

③ 唐置勋十二等,以赏战功,最低的武骑尉比从七品,最高的上柱国比正二品。

买入的田地不能超过应受田限额;狭乡的人买地,准许依照宽乡的限额。 六、在职官,依照内外、官品和职务性质的不同,有八十亩至十二顷的

职分田,以其地租充作傣禄的一部分。离职时,要把职分田移交下一任的官员。内外各官署还有多少不等的公廨田,其地租充办公费用。

唐田令中所规定的受田顷亩数量,指的是“应受田”,也就是最高限额。依照唐律,在狭乡,占田是禁止过限的,但在宽乡有剩田之处,则只须经过申牒立案的手续,“所占虽多,律不与罪”④。

唐的田令取消了奴婢、部曲和耕牛的受田①,降低了农户的受田限额②, 并且禁止地主在狭乡“占田过限”。这些都反映了均田农民(基本上是自耕农民)和中小地主的经济在唐初占居着优势地位。

唐的田令规定狭乡买地听依宽制和宽乡田地可以限外更占的规定,给了新地主合法地多占田地的权利,各级勋官可以占有勋田和勋级给授的广泛, 更是唐王朝培植新地主的重要手段。

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地主死亡逃散的很多。他们遗留下来的田地,有的转移到农民手中,有的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唐田令承认农民占有这些田地的合法,唐田令也使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依令向国家请受荒田,进行耕种。因此,均田制的实行,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的赋役令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缴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缴纳绢(或绫、絁)二丈,绵三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 加役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天。这也就是租庸调法。正役之外,还有杂徭,由地方政府临时征发丁男和中男充夫,一般不超过三十九天,超过时折免其他赋役。赋役令还规定出依照灾情轻重,减收或免收租庸调的具体办法。

唐的赋役令规定了役期的最高限度,以庸代役的办法也逐渐成为通常的制度,这些都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但是,皇帝可以随时下令“别差科”①,从而使这种规定有时失去实际意义。

租庸调是唐前期封建国家的主要税源。这种据丁征收同样数额的税制, 是在大量自耕农存在的条件下,封建国家用以促进贫富分化,巩固并发展普通地主经济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贞观之治” 唐高祖的儿子尔虞我诈,进行了争夺皇位的斗争。武德九年(626 年),李世民在长安宫城的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掉他的兄弟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不久,唐高祖被迫退位,李世民继立为帝,是为唐太宗。

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从隋未农民战争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农民反抗是由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引起的,只有“去奢省费,轻

④ 《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占田过限条。

① 隋炀帝除妇人、部曲、奴婢之课,大约同时也废除了他们受田的制度。

② 在隋炀帝以前,一夫一妇的应受田为一百四十亩,隋炀帝变除妇人受田的制度,自后改为一丁受田百亩。

① 《唐律疏议》卷一三《户婚律》差科赋役违法条。

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才能巩固统治。太宗君臣曾反复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古语来警励自己。太宗还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②。

唐太宗继承了唐高祖调协地主阶级内部各集团的利益的办法,兼用关陇、关东和江南的贵族和士族。同时,他还拔用了不少关东的普通地主,如魏徵、戴胄、马周、李勣等。这些人多数参加过隋末农民起义军,对关东复杂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比较熟悉。他们在缓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统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唐太宗还用江南儒生为文学侍从之臣,以备顾问。

唐太宗能够广泛听取官僚的意见,注意纳谏。魏徵敢于直谏,经常围绕怎样巩固封建地主的统治,为太宗筹谋划策。他曾对太宗说:“兼听则明, 偏信则暗”,要太宗兼听广纳,使一般地主阶级的下情得以上通。到唐朝统治巩固的时候,魏徵仍然关心封建国家的命运,不断对太宗进谏,提醒太宗“居安思危”,“慎终如始”。

从贞观元年到三年(627—629 年),关东、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关中饥馑尤甚,至有鬻男女者。唐太宗认为这对于他的统治是一种危险,因此,命令灾区开仓赈济,准许就食他州,还命令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非灾区的人民,也竭力帮助灾民度过灾荒。据史载,当时有的州作到了“逐粮户到,递相安养,回还之日,各有赢粮,乃别赍布帛,以申赠遗”①。同时,唐太宗又并省了很多州县,并把中央各宫府的官员从二千多人精简到六百余人,以紧缩国家开支。对于河南、河北、山东等隋末战乱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唐王朝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在这里征发徭役。对于关中和其他地区,在征发徭役和兵役时也注意到不夺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

在农民的努力下,生产状况迅速好转。据史载,贞观四年,全国大丰收, 流散的人都返回乡里。以后又年年丰稔,米栗每斗不过三四钱。

贞观后期,唐太宗不再能很好地纳谏,逐渐抛弃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他甚至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战争和徭役频繁起来。贞观二十一、二十二年,唐东征高丽,西犯龟兹,西南征服了松外蛮,北边攻灭了薛延陀。同时,太宗又令营缮翠微宫(在令西安终南山)和玉华宫(在今陕西宜君境)为避暑之用:征发江南、剑南民工造船,以备远侵高丽。剑南一带, 州县督迫严急,既役人力,复征船庸,“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官吏们还扩大征发范围,役及山僚,终于激起了雅、邛、眉三州僚人的反抗。

唐初与边疆各族和邻近国家的关系 唐朝初年,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均田农民,向他们征取租税、徭役和兵役,国力比较强盛。同时,大量的富裕农民力图上升为地主,中小地主更有扩充土地和财富的贪欲。他们都希望从战争中掠夺人口和财物,建立军功以取得占有勋田的权利。唐太宗、高宗父子为了发展封建国家的力量,并满足这般人的要求,继续隋王朝执行征战政策。军事征发使大量自耕农民贫困破产,有利于地主进行土地兼并。

唐王朝建立以后,东突厥贵族经常侵犯唐的边疆,蹂践禾稼,并把大批边疆居民虏去当奴隶。

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初即位,颉利可汗带领十多万骑兵进到长安附近

② 《贞观政要》卷一《论君道》、《论政体》;卷四《论教戒太子诸王》等。

①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陈君宾传》。

的渭水北岸。唐太宗一方面亲到渭水岸上与颉利可汗谈判;一方面震耀军容, 以示必战。颉利可汗跟太宗订盟约和而退。东突厥退兵后,唐太宗下诏修葺缘边障塞,进行反击的准备工作。

贞观元年、二年间,突厥内部矛盾重重,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后来, 唐与摆脱东突厥统治的薛延陀建立了联系;统辖东突厥东部的突利可汗也降了唐,唐太宗派李勣、李靖带领军队十几万人,分道出击。贞观四年,唐军击败东突厥,俘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唐太宗把大批南下的突厥人安置在东起幽州,西到灵州的土地上,又在东突厥故地设置了许多都督府、州,任用东突厥贵族为都督、刺史。

唐败东突厥以后,伊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归属唐朝,高昌王麴文泰亲来长安,焉耆王也遣使请开碛路以通往来。唐与西域的交通打开。这时,吐谷浑贵族多次犯边,威胁着河西走廊。唐太宗派李靖节度诸军,于贞观九年击溃吐谷浑军,吐谷浑降唐。

唐对东突厥和吐谷浑的战争,起初都具有防止骚扰,保障内地生产的意义,但封建帝王不可能以此为满足,唐太宗终于征服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并把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由于高昌王垄断东西交通的商道,阻断西域诸国使臣入唐,贞观十四年

(640 年),唐派侯君集率军击灭高昌。为了保护西域商道和加强对西域的控制,唐以高昌之地为西州,以高昌附近原为西突厥所据的可汗俘图城为庭州(同上,吉木萨尔),各置属县。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同上,雅尔和卓),留兵镇守。后来,唐又击败龟兹,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七世纪初,吐蕃强大起来。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布,与吐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在稳定西南边疆以后,贞观十九年(645 年),唐军分陆海两路大举进攻高丽,唐太宗亲自到前线督战。高丽人据城坚守,唐军每夺取一城,都要付出很大代价。最后,唐太宗集中了全部兵力,使用了巨大的攻城撞车和飞三百斤石于一里之外的抛车等最新武器,攻打安市城(今辽宁牛庄附近)。由于安市城高丽军队的坚守,唐军围攻了四个月,仍不能攻下,天寒粮尽, 唐太宗只得下令班师。后来,唐太宗又两次派兵泛海侵略高丽。

当唐军和高丽作战的时候,漠北的薛延陀曾乘机进犯河套。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年发兵分数道进击,破灭薛延陀,原来服属薛延陀的铁勒诸部降唐。二十一年,唐于铁勒诸道之地设置了府、州,以铁勒诸部贵族为都督、刺史。唐又在回讫以南,突厥以北,开了一条“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以供往来使人的食宿。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 年),唐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军击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的军队于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西。沙钵罗可汗逃往石国。次年,石国人擒沙钵罗可汗付唐军。唐分别于碎叶川(今楚河)以东和以西的地方设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以西突厥的贵族为都护,统辖各部人民①。

高宗时,高丽和百济屡次联军攻新罗,显庆五年(660 年),新罗向唐请援,唐企图乘机控制朝鲜半岛,就派苏定方率军自成山(今山东成山角)

① 据《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资治通鉴》误系于显庆二年。

渡海,和新罗军合势打下百济都城泗沘(今朝鲜大田西)。龙朔三年(663 年),唐军和新罗军合力进攻周留,水军在白江口(锦江口)战胜了援助百济的倭国水军,焚烧了倭船四百艘。唐军占领百济全境。

乾封元年(666 年),泉男生继为高丽莫离支,高丽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乱,泉男生走保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向唐求援。唐王朝乘机以李勣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辖诸军侵入高丽。总章元年(668 年),唐将薛仁贵攻下扶余城(在今吉林怀德一带),李勣打下高丽的都城平壤。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

唐的统治引起了高丽和百济人民的不断反抗,他们和新罗联合起来,沉重打击了前未镇压的唐军。仪凤无年(676 年),唐被迫把安东都护府撤到辽东(今辽宁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