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而好儒的徽商文化

徽商文化是徽州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徽商文化历史悠久，徽州人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儒家色彩，凝固成商界的特色形象，一直为人们所铭记。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徽帮”。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代有发展，在明代时形成商帮集团，在清代达到鼎盛。

徽州自古以来，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上的收入不足以自给，这种生存条件的不足使徽州人想到了经商。另外，徽州地区有丰富的山货、茶叶等土特产资源，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他们出去经商的想法。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徽州人思变的心理，他们敢于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人经商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名，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他们把货物贩运到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可以说行贾四方。

明代，盐的产量不高，盐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中经营盐业的人很多，逐渐形成较大的规模。

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专门向外销售，可以说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清代乾隆年间，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有四五千万两银子，而清代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约7000万两。

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至闽、粤。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

史书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500多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徽商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说法。

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时期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棉布也是徽商做生意的范围。徽州布商的足迹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代末期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

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钱门塘布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苏州市镇附近开设布庄。在那些并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徽商还设立以棉花换取棉布的行当，叫做“花布行”。

为了营造自己的品牌，徽商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清代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多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

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清代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代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史载，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

清代乾隆年间，徽州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号共160多家，小茶店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

徽商在经营中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他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经商非常注重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在宋元明清时期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230人之多。

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

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

徽商之所以能在天南地北开创出这样繁荣的局面，就是因为他们有着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的良好商业准则。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讲究商业道德，主张诚信为本，坚守见利思义，以义取利，“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

徽商许宪据此作过精辟的总结：

唯诚待人，人自怀服；

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这个良好的经商准则使徽商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徽商却坚持不这样做。

明代时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情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

清代时徽商胡余德发现胡开文墨店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他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

在任用经商人选上，徽商坚持任用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雅之士，并且注意培养他们学习思考的习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勤苦、诚实、谦和、忍耐、变通、俭朴、有主见、不忘本、知义理”是他们的选人思想和用人标准。

徽商在经营活动中，非常注重和儒家文化结合起来，正所谓“贾而好儒”，诚信经营、货真价实、以礼待客、童叟无欺、以义取利等都是“贾而好儒”的体现。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一有空闲就去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

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对教育的大力投入方面，不少徽商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此外，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互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

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在处理内部或者外部的商业问题时，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徽商会馆”。会馆在清代十分盛行，不过徽商会馆特别多，明清时期徽商会馆遍布全国，仅南京一地就有数处。

徽商会馆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为徽人举办公益事业，有的会馆还延师教习同乡子弟，也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文告。

会馆经费由会馆所在地徽商提供。

最早的徽商会馆为北京歙县会馆，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杨忠、鲍恩创建。湖北汉口新安会馆，从置产业到扩充道路、开辟码头，渐渐形成一条新安街。苏州吴江县盛泽镇徽宁会馆建了20多年，有房产、田产和供装卸货物用的驳岸，规模宏大。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互帮互助，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泉源。

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也突出体现了徽商的这种意识和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徽商非常敬业，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几年一归，新婚离别，已是平常事。

《歙县志》记载：

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徽商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不是一蹶不振，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更为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致富了，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中。

徽商经商致富不忘本，很多徽商获利致富后回到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很多精美住宅、宗祠、牌坊、桥梁、学校、藏书阁等都是那时修建起来的，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徽商还非常具有爱国情怀，在明代中叶的抗倭斗争中，他们或者捐资筑城，募勇抗倭，或者出谋划策，领导抗倭，或者弃商从戎，直接深入杀敌战场。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0000石，2000万两银子。

徽商在古老的徽州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幕艰苦创业、生生不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徽州文化也由此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骄傲。

[旁注]

丝绸　在古代，丝绸就是蚕丝织造的纺织品。现代由于纺织品原料的扩展，凡是经线采用了人造或天然长丝纤维织造的纺织品，都可以称为丝绸。而纯桑蚕丝所织造的丝绸，又特别称为“真丝绸”。我国汉族劳动人民是首先生产并使用丝绸的民族。

墨　古代书写和绘画用到的墨锭。墨的主要原料是炭黑、松烟、胶等。通过砚用水研磨可以产生用于毛笔书写的墨汁，在水中以胶体的溶液存在。

瓷器　一种由瓷石、高岭土、石英石、莫来石等组成，外表施有玻璃质釉或彩绘的物器。瓷器的成形要通过在窑内经过高温烧制，瓷器表面的釉色会因为温度的不同从而发生各种化学变化。瓷器是我国汉文明的瑰宝。

《拍案惊奇》又称《初刻拍案惊奇》，明代小说，全书共40卷40篇。《初刻拍案惊奇》后又有《二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印行后受到普遍欢迎。

四书五经《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我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会馆　我国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初期，迄今所知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会馆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数量达到最多。

牌坊　封建社会为表彰功勋、科第、德政以及忠孝节义所立的建筑物，也有一些宫观寺庙以牌坊作为山门的，还有的是用来标明地名的，又名“牌楼”，为门洞式纪念性建筑物。牌坊也是祠堂的附属建筑物，昭示家族先人的高尚美德和丰功伟绩，兼有祭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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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裕大茶行创于1875年，是古徽州六大茶庄之首。谢裕大茶行的创始人叫谢正安。

当年，为了进军上海，他亲自带领家人到充头源茶园选采肥壮芽茶原料，经过精心的制作，形成别具风格的新茶。

由于“白毫披身，芽尖似峰”，又因产自黄山，故命名为“黄山毛峰”。因数量极少，质量好，运到上海新挂牌的谢裕大茶行，便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成为各界名流竞相追逐的珍品，上海漕溪路，就是因谢裕大茶行的原址在此而命名的。

之后，谢裕大茶行迅速走向全国，“黄山毛峰”也开始成为极品好茶的代表之一。谢裕大茶行也因此被世人称为“黄山毛峰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