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实际的徽州朴学

朴学即特指徽州朴学，也叫“考据学”，是针对理学的空疏而言的。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重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信不征”。

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

所谓“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的一种考证方法，即根据事实考核和例证，提供可信的资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收集整理。

所谓“训诂”，也称“训故”、“故训”，解释古文中词句之意。“训”指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诂”指用当时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词语，或用普遍通用的话来解释方言。

明末清初，有深厚理性思维功底的歙县人黄生由训诂入手治学，撰写《字诂》，穷研文字声义相应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辨证精核，开徽派考据学的先河。

较黄生稍晚的婺源人江永，一生潜心著述与教学，学识渊博，尤精三礼，有《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释言》、《深衣考误》等朴学著作。

同期的歙县人汪绂，虽学无承师，但专意以考据治经，与黄、江同为徽派朴学的早期学者。

以后程瑶田、戴震、金板等，都是徽派朴学的佼佼者，其中，清代中叶休宁思想家戴震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在这些人的不断努力下，朴学逐渐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是清代学术的突出代表。

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徽州朴学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徽派朴学也称“皖派”、“皖学”，徽派朴学的出现，是清代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也最终宣告了新安理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寥落和衰退。

新安理学的治学主张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对徽州朴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宋史·朱熹传》记载：

其为学，大抵穷理而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

徽派朴学家受到朱熹的影响，不盲从古圣前贤，在汉学基础上向纵深发展，使古文经学的研究走向对古文经传的考证、校勘、辨伪的实学道路。

训诂更加精密、考据更为详细，而且对六书、音韵、语法、词例的研究越加深入，在使用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方法上也有很多创获，务在揭示古代经传的原始面貌。

其对《诗经》、“三礼”及《论语》、《孟子》诸经皆有撰述，造诣尤深于《诗经》与“三礼”。

在关注经学研究和阐述的同时，徽派学者对于哲理、乐律、文字和音韵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成就非凡，远非一般考礼穷经的经学家们所能望其项背，他们的许多著述对于后人的学术研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徽派朴学家除了阐发义理，对辞章、考据也极为重视。他们在训诂、校勘乃至考订等方面取得了远胜前人的辉煌成就，为我国近代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徽派朴学还十分重视自然科学，这是徽派学者治学倾向的一大特色。博采西学之长，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是徽派朴学家学习吸纳自然科学重要途径和方式。奠基人江永读其乡贤梅文鼎书，有所发明，作《数学》8卷，其第七卷是《中西合法拟草》。

阮元《畴人传》评介说道：

徐光启融西人之精算，入大统之型模，正朔闰月，从中不从西，定气整度，从西不从中，然因用定气，遂以交中气时刻为太阳过宫，举中法十二次之名系之，而西法十二星象，亦时用之于表。

此则既非中法，复非西法办，实可疑之端。文鼎《疑问补》已言之，又整度一事，当参酌者亦其一端。永以此二事拟数表明，仍以文鼎之说冠于卷首。

戴震是江永的学生，休宁人，是徽州朴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朴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在批判程朱理学方面有着振聋发聩的意义。该书撰成于戴震44岁之时。

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摒弃宋朝儒学的玄与空，把汉代训诂学作为研究学问的门径，考据学由此又称为“汉学”。戴震每一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本诸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

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一个治学公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于“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他以考据训诂为主要治学方法，但又并不仅限于汉儒，而是从实求真。这在我国经学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他创造性地构建阐发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体系，并融会贯通于声韵训诂、名物制度、经籍考证、天算地理研究等诸多方面。

戴震的嫡传弟子段玉裁、王念孙和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通过深入的思索，各在自己相关的朴学领域卓然而立。徽派与以惠栋为首的“吴”并称，两派的学术主张有很多共同点，相互影响，但徽派后出，学术成就超过吴派。

吴派多治《周易》、《尚书》；徽派则精于小学、天算，尤擅三礼。吴派崇尚汉儒，笃守古训，治经“求其古”；徽派则求真，敢于突破汉人旧学，提出己见，从名物训诂以通经义，以语义分析阐发哲学思想，运用科学方法，富于科学精神。

江永的学生程瑶田、金榜也是徽派朴学的佼佼者。程瑶田治学，以实物考证文献，开始了史料学同考古学相结合的新阶段。

清代乾隆年间，歙县郑村西溪儒商汪梧凤宅居中的不蔬园，成了徽派朴学的习研交流中心。江永曾在这里讲学，授徒六七年之久。戴震、程瑶田、金榜、汪肇隆等都在这里学习。汪中、黄仲则等人也常在此聚会。

这些人在这里朗诵诗书，和师友一同切磋商讨学术问题，对徽派朴学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

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

徽派朴学属于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一脉，其影响力非常广泛。

在时间上，徽派朴学求实考证的质朴学风渗透并融入百年之后的思想及学术领域；在地域上，徽派朴学兴起于徽州，但影响扩大到国内的一些重要地区，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著名学派而大行其道。

可见，徽派朴学植根融汇于中华传统国学文化体系，给学术界提供了严谨求索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体现了徽派朴学顽强的生命力。徽派朴学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影响深远而广泛，是中华传统文化非常重要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旁注]

经　这里的经指的是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也称宗教中讲教义的书，或称某一方面事物的专著，如四书五经、经史子集、黄帝内经。

经、史、子、集　我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产物。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

三礼　指《周礼》、《仪礼》、《礼记》。《周礼》是三礼之首，这部书收集了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官制及制度，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取舍汇编而成；《仪礼》最初直接被称作“礼”。阐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礼仪；《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六书　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汉字有6种造字法：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是后来的人把汉字分析而归纳出来的系统。然而，有了六书系统以后，人们再造新字时，都以该系统为依据。

《诗经》我国汉族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多年的诗歌。《诗经》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周易》我国古哲学书籍，也称“易经”，简称“易”，是建立在阴阳二元论基础上对事物运行规律加以论证和描述的书籍。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伦理实践的根源，对我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华夏5000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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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朴学流派因而又被称为“乾嘉学派”。“乾嘉学派”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

“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根据各学派治学目的、取向、宗旨、对象等不同细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以及由清初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和“扬州学派”等小的学派分支。

在成就方面，以徽派取得的成就最大。《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指出：“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而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信不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