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的惨案

林涛一

天空仍然是阴阴的,似乎很快就要下雨,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欧奎平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慌乱情绪,故作镇定地走向初中班的教室,手里拿着一支刚点燃的香烟,不慌不忙地走到正在做作业的杨中维旁边说:“我来赔你的书。”

说罢,一边问杨中维的书怎么赔法,一边从书包里扯出一节导火索,用烟头点燃后,迅速将杨中维紧紧抱住,浓烈的硝烟味顿时从两个相互挣扎的少年中弥漫开来。

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正在上课的同学,等他们反应过来,整个教室便是一片惊恐的尖叫和躁动声,一部分同学率先冲出教室。尚未弄清原委的只听“轰隆”一声闷响,就暂时失去了听觉。清醒后,在他们面前的是两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几天前,16 岁的欧奎平怀着为朋友打抱不平的念头来到初中班教室。他来到杨中维的桌前,抓起摆在桌面上的课本就“嚓”一声撕了。许多同学立即掉过头来,十分诧异地看着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

一位同学立即大叫:“你敢撕书!要就把全班的书撕完!”

欧奎平见有人激将,更是肆无忌惮,一阵“唿嚓唿嚓”的声音响过,整个教室遍地狼藉。

消息传到了与学校一河之隔的欧奎平的家里,素来教子很严的父亲非常生气,责令几个哥哥分头找到闹事的儿子,随后用铁链子锁住欧奎平的手脚, 一顿狠打,直到欧奎平咬破指头,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份保证不再惹事的血书, 方才罢休。

第二天早晨,欧奎平瞅了个空子,逃跑了。父亲派大儿子跟踪将他抓回去,又在颈项上套上一条铁链子,以为这样可以使欧奎平安分守己。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铁链束缚下的欧奎平,却思绪万千,每一个念头无不与铁链发生残忍的碰撞。他就在这种碰撞中获得一种绝望的体验,不过他还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要怎样将自己的仇怨发泄在最准确的地方?

他在盲目的状态下开始了行动。

4 月 10 日下午,欧奎平冒着极大的危险逃脱,请人砸掉脖子上毒蛇一般的锁链,怀着隐隐约约的希望来到谢慧同学住处,他需要一种温馨的抚慰, 还需要寻找发泄仇怨的物件——他仿佛记得谢慧有一只雷管和一段炸鱼没用完的导火索。谢慧留他住下,并为他找出了雷管和导火索。

一觉醒来,日历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时他要怎么办的问题已渐趋明朗,并很自然地想到去余三锐家很容易搞到炸药。

于是他与途中相遇的汪中平一起来到余三锐家,吃了午饭后,向余三锐说:“把你的炸药弄点。”

“干啥?” “炸鱼。”待余三锐将四节硝铵炸药交给他,欧奎平才暴露初衷:“说

实在的,弄炸药、雷管的目的是准备炸陈老师班上的学生,主要是炸杨中维。”

汪中平问:“你为什么要炸他?”

欧奎平答道:“杨中维要我赔书,又去告我爸爸,爸爸知道后就打我, 把我打滚到地下后,又用脚踢我背部,还用铁链子把我捆起来,关在楼梯间。如果他不给我爸爸说,我就不会挨这顿打。”

遗憾的是他的两个朋友这时没有任何劝诫的语言,任由欧奎平一个人越说越激动,而且汪中平还亲自陪着他在广柑树林里装好了炸药。

接着,欧奎平将装好的炸药交给谢慧,晚上又来住宿时,谢慧也问及他炸学校的原因。他说:“把你们班上的书撕后,陈老师把撕的书弄到乡政府、区里到处反映情况,还搞材料拘留我。如果遭拘留,我就没得脸见人了。”

“何必要去死呢?” “我现在不死不行,爸爸打我,陈老师要搞材料拘留我,所以我下决心

要死,任何人也劝不了我。”

沉默了一阵,欧奎平又绝然地问:“你还有哪些仇人?”

⋯⋯后面的对话便模糊不清了。四

1991 年 4 月 12 日,欧奎平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几个小时,心情极其复杂而且矛盾。他首先赶到学校,通知几个耍得较好的同学不要上课,接着让余三锐借了一个军绿色书包,将装好炸药的瓶子放进去,然后

罩上外衣,依次向陈学平、余永珍两位老师和杨刚、梁金兵等同学表示告别。这一切准备完毕,他便义无返顾地走向初中班教室,走向杨中维,制造了这起大惨案。

作为学生,欧奎平绝不是一个好学生,他仅小学就读了 9 年,其中一年级、二年级都读了两次。他讨厌课本,讨厌做作业,他喜欢看小说看录像, 尤其是把主人公写得潇潇洒洒的、出神入化的武侠小说,也许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个侠肝义胆的好汉。

成绩是越来越不行了,老师不满的神色时有流露,欧奎平又是一个极敏感的少年,对学习也就有了抵触情绪,如此恶性循环。到去年夏天,欧父觉得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只有将他弄回家劳动一段时间。

在欧奎平一再要求下,他又到原来就读的学校申请复读,做了一名旁听生。

老师对正规生都管不过来,旁听生更无暇顾及,上课、做作业与否,自然不必深究。十五六岁属于青春危险期,欧奎平缺乏必要的引导,交了一个女朋友,这就是谢慧。

案发前,欧奎平对余三锐重复了爆炸的理由:一是杨中维的爸爸要他 12 号把书赔了,不赔就把他交到乡治安室去;二是杨中维不该把谢慧甩了,他要给谢慧复仇。同时恳求余三锐说:“我死后,你帮忙关照一下谢慧,一定要把她照顾好。”然后铁青着绝望的面孔找到帮他联系到学校做旁听生的余老师,声称自己要到“天池”去。除当地有一个乡叫天池外,是否还有一点双关的意思呢?人们难道一点也没察觉?

从余老师处出来,他一边给余三锐、杨刚、梁金兵递烟,一边极度凄楚而又极度依恋地说:“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但他仍然没有得到一次有力的劝诫!从决定爆炸开始,他得到的是帮助和鼓励,这到底是为什么?

欧奎平的父母在清理房间时,发现了一封没有写完的绝笔信,内容是“想

念的谢慧姐,你要我给你报仇,我给你报⋯⋯”如此内容连续出现在 7 张纸上。

尽管没有一个人敢于承担这次事故的责任,但笔者不得不对欧奎平周围的人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作为父母,家教方法是否得当?

作为学校和老师,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请问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作为朋友,在知道欧奎平决定爆炸后,是劝阻、报告还是默许、鼓励, 甚至怂恿?

作为社会,给欧奎平提供了什么样的活动环境,特别是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动辄以送派出所、治安室,甚至报拘留相威吓的人们,如今内心是否有愧,为什么不耐心细致地教育和引导?

民用爆炸物品究竟如何管理?

这许许多多的问号,谁能来做出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