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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穿越理论主义的美学写作
——评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
■ 王洪琛[1]
(西安外国语大学 欧美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陕西西安 710128)
当下中国文论界的状况并不容乐观。尽管每年有数以万计的论文或专著新鲜出炉，尽管探究中国古典诗论或西方现代美学的选题五花八门，但一个不容讳言的事实是：长期以数量追求为目标的写作已使人文学术显出了日暮途穷之兆。——一种曾被法国思想家西蒙娜·薇依不无忧心地命名为“拔根状态”的氛围正在今日中国的大地上悄然弥漫。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自然有很多。对此问题的彻底解决不是本文的任务，也超出了笔者的学力。但出于一种朴素的责任感，说出自己认同的见解实在是一个最基本的义务。是的，我想说的正是——坚守人文立场，反对理论主义。这一个为当代著名学者徐岱教授所提炼、概括与张扬的口号，恰切而具体地给出了解救当下中国文论之弊的良方。
那么，什么是理论主义？实际上，所谓的理论主义，并不是对某种思想体系的命名，也绝非对特殊艺术流派的发现，而只是对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把捉。它的基本特征是：膜拜逻辑而非生活，依赖理论而非经验。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当我们诚实地审视周遭的处境时，不能不承认的是：这种观念形态已不再是一个特例，而早已固化为一种惯性的运作模式，成为弥漫于理论著述中的一种表达风格。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制造了太多的学术泡沫，而且正在危害我们健康的感官系统。由此，对于真正的人文学者而言，美学写作中的拨乱反正就成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选择。若干年前，徐岱曾认真地呼吁：“艺术实践需要的是真正的批评艺术而不是胡说八道的批评理论。如何尽早地让批评实践从声名狼藉的批评理论的蹂躏中得到解放，让关于艺术的审美批评恢复名誉，这对于仍沉浸于批评理论的自慰游戏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来说，还是十分沉重的话题。”1而在仔细阅读过段吉方博士的新作《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后，我欣喜地感到，穿越理论主义的美学写作，已不再仅仅停留于口号层面，而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自觉追求。
概括起来看，《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中对理论主义的穿越，主要表现为相互依存的三重维度。首先是明确的对话意识。正如著作副标题所示，本书是关于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文学与文化思想的研究。而面对这位“最敏锐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位具有强劲的思想魄力和理论启发的英国学者，作者却没有妄自菲薄，而始终在研究中体现积极而恳切的对话意识，在阐述、探讨与辩难中发明自己的思想，从而更深入地呈现了伊格尔顿理论的得失利弊。其实，这一思路遍布于著作的方方面面。比如，“导论”部分的如下判断——“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最重要的特色是具有回应现实的勇气和决心。他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审美文化现实，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思潮的‘对话性’”2，既突出了伊氏的理论特色，也引导读者以对话的方式进入研究对象的思想世界。而在追溯“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生成与理论发展时，作者一方面肯定伊氏的主要贡献，另一方面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伊格尔顿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阿尔都塞的科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并没有完全克服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在重释‘意识形态’概念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从而导致了理论体系上的‘本质主义’的缺陷。”2此外，凡此种种，都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了正面对话的基调，即在探索真理的途中张扬沟通的精神。
段吉方著作中的对话意识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它充分超越了以逻辑为皈依的理论崇拜。如果说以概念为基础的逻辑并不构成生活世界的话，那么，任何满足于逻辑地图的理论家在现实中其实寸步难行。这一点在历代学者对“理论”的探究与反思中已显出了端倪。从词源学上看，“理论”(theory)一词原指内心的沉思与想法，也表示供观众观看的某种景象。它与意指“观众”的theoros和意指“戏剧”的theatre有直接的关联。也就是说，“理论”原本只是对生活现实的一种假说与反映，并不具备笼罩群言的意识形态优势。对此，法国思想家莫兰的话颇能说明问题：“一个理论不是认识，它只是使认识可能进行的手段；一个理论不是目的地，它只是一个可能的出发点；一个理论不是一个解决办法，它只是提供了处理问题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一个理论只是随着主体的思想活动的充分展开而完成它的认识作用，而获得它的生命。”3而这部著作对当下学界理论崇拜的超越，使得它在更广阔的空间里拥有了一份思想的从容；它对作为人文学术底色的对话意识的贯彻，则在平等的交流氛围中带给读者一股清新的生命气息。
其次是鲜明的批判立场。“批判”，本是德国古典哲学馈赠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它所秉承的缜密的思维方式、客观的思想立场以及求真的哲学精神导引着一代代知识分子走向智慧之路。遗憾的是，一直以来，“批判立场”在中国大地上获得的响应与认同总是很少很少——我们更熟悉的常常是大字报风格的被扭曲的“批判”。而值得高兴的是，这种运思风格在段著中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流露与呈现：“作为批评理论家的伊格尔顿有他的特色与价值，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文学理论研究的学理探索而言，他也并非包打天下，他的理论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2，这是在综述伊氏思想时作者的概括；“问题的症结在于伊格尔顿过于依赖‘学理’上的批判，也过于强调文学批评展开的‘意识形态语境’，所以他的阐释仍然带有很浓厚的本质主义的毛病”2，这是在对审美意识形态进行话语阐释时作者的结论；“文化左派如果不能恰当而积极地表现出他们行之有效的文化实践方式，那么，他们的政治激情也只能是一种自我想象与自我的满足的挥洒”2，这是在质疑文化左派的批评旨趣、剖析伊格尔顿的观念困境时作者的判断。类似的批判话语自然有很多，它们以其针刺般的清醒与率直撑起了这部著作的嶙峋骨骼。
正如有学者曾形象地指出的，所谓“思想”是既有同感又有痛感的东西。在段吉方的著作中，我能读出的正是这种同感与痛感混杂的思想的力量。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对理性价值的肯定。的确，尽管历史上有过层出不穷、五花八门的理论，但它们大多只是逻辑演绎的结果，是一个个外在于人的概念系统；而只有理性才归属于人本身，是能够体现人之尊严与价值的最内在标志。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并不让人陌生。比如，柏拉图关于“理念”与“现象”这二元世界的划分，正是基于对人的理性的肯定：在他看来，一部分诗人有借回忆的方式通达理念世界的能力。而康德对启蒙本义的诠释，更表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启蒙运动的意义就在于人类脱离自我束缚的不成熟状态，从而公开而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4所有这些，无不在以一种更为切近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漠视了理性的声音，关于文学艺术的思考就不仅只能在话语符号之间飘荡，而且将失去人之为人的存在根据。换而言之，作为一种对感性认识的理论把握，美学判断只有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才能走出理论主义的迷障，才能拥有一种直指本心的力度。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珍视理性同时也意味着葆有一份对真理的信任与热爱。——《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中对批判立场的贯彻，如果堪称是黑暗时代里的一缕光明的话，它所借助的正是微弱却持久的理性的烛照。
最后是真实的中国经验。这个维度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强调中国经验的思想基点意义；第二，重视伊格尔顿对中国文论建设的启示意义。比如，在评述伊格尔顿的重要命题“一切批评都是政治批评”时，作者一方面强调，它体现了社会批评向人类整体文化视野掘进的趋势，从而是未来文学批评的必然走向；另一方面也清醒地指出，如果以此为借口剔除文学意义生成和展现中的审美意味，最后收获的只能是意义的空白与乏力。显而易见，如果研究者失去了20世纪中国文论的经验视野，这个洞见是不可能得出的。再如，“导论”部分的如下判断——“伊格尔顿在社会历史的变革中探索审美话语的生成机制，同时又强调审美话语介入社会历史文化现实的实践品格，注重在当代文化思潮的起伏变化中植入理论的现实精神，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2，则鲜明地暗示了作者以伊氏批评理论为触媒给当代中国文论找出路的勃勃雄心。这种对真实的中国经验的表达，不仅使段吉方的理论研究有了充沛的生命活力，也在客观上敦促我们思考：美学写作的基本伦理究竟是什么？
如果可以一言以蔽之，在我看来，这一基本伦理就是：关怀个体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生命之外，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英国小说家大卫·劳伦斯的此番断言让我们懂得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但话题显然才刚刚开始。值得追问的是，究竟该如何理解人的生命？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残酷的真实早已告诉我们，一味张扬高蹈无边的精神或灵魂，只是一个个或大或小的骗局。而厌倦了历史的崇高形象的人们，呼唤的是对作为生命存在的肉体的肯定。如果说强健的身体是对感官特征的把握，健全的头脑是对心理世界的总结的话，那么“建立一种以‘肉体’为核心的唯物主义美学是必须的，因为审美话语是以肉体的感性形式诞生的，作为人类全部感性领域的表达方式，审美话语代表了人类心灵的解放，它表达了历史和肉体的逻辑的同一性”。2因此，只有身体、心理与精神的恰当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立体的人。实际上，这才是生命的本义，是美学思想应该着力关注的唯一对象。也就是说，通过对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艺术精神的研究，美学试图发现的是一个情感的汪洋大海，一个以生命的真、善、美为终极理想的浩瀚世界。
因此，这个层面上的美学实在可称为是一种人生之学。它不回避对于世俗生活的细致透视，因为正是后者构成了生命的基础土壤，使我们得以驻足于更切实而具体的领地。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别样的超越，因为没有对现象世界的超越就没有精神之维的提升。可以认为，这种来自生活却又超越生活的独有姿势构成了美学的存在方式，是对亚里士多德笔下的三种生活的融通与综合。同样，这个意义上的美学也可称为是一种情感之学。这是因为，在人的审美经验中，不仅蕴含着对自然界的秀美风景的领悟，而且还包含有对人世间的感觉经验的归纳，从而最终实现情与景的圆融合一，为本来坚硬而干枯的世界赋予一种灵性的光芒与存在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的是个体的意义。只有从个体人格出发才能真切地体验他人的悲欢，只有在自我实现中才能拥有生命本然的灿烂。正如有哲人曾指出的，你越成为自己，你越接近全人类。这正意味着，在开启美学的思辨之舟时，必须把我们对人文立场的坚守落实于“个体的人”身上。然而，长期以来，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事实却是，我们常常心甘情愿地在集体主义的怀抱中迷失，常常不由自主地被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所批判的“大词”所笼罩。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当我们日渐陶醉于“解放全人类”的集体梦想时，当我们在“宏大叙事”中无私地抛洒自己的生命激情时，你与我自己的生活却被无情地忽略了，一个个切问近思、体验生命滋味的机缘正在渐行渐远。显然，这不是我们的生活目的，也满足不了我们对幸福的盼望。由此可见，走出理论主义的迷障，享受生命内在的自由，就不仅是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而正是美学本身，是美学存在的理由。
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为《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而倍感欣喜的同时，也由衷地感谢段吉方博士的真诚努力。他的美学写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反理论主义的范例，而且引导我们在一个消费主义时代里开启美学何为的思考。它告诉我们，应该善用自己的感官，尊重普遍的常识，对那些僵硬而死板的“体系”陷阱时刻保持警惕，切实学会以生命内在的逻辑衡量一切知识，回到具体的生命现象，回到真实的生活经验，最终实现抵御虚无主义、弘扬普世价值的思想目标。这也意味着，没有对于浮泛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刻反思，就不可能有中国文艺理论的真正繁荣；没有对于理论主义的拨乱反正，就不可能有当代人文学术的稳步推进。因此，如果当真有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话，如果当真要实现一种审美的生活方式的话，那么，坚定地穿越理论主义，把僵硬的思维从“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解脱出来，让“理论之后”的春风拂去一切荒唐人编织的幻梦，看一看周遭真实具体的生活，看一看眼前无限的风景，或许才是我们从“拔根状态”走向“扎根状态”的重要契机。
参考文献：
［1］徐岱艺术新概念：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康德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 ［A］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C］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内容摘要：
作为一部研究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的专题著作，段吉方博士的《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体现出一种穿越理论主义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维度：首先，在对话意识主导下，超越以逻辑为皈依的理论崇拜，既呈现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得失利弊，又细致阐发研究主体的文学观念；其次，在运思过程中，全面体现鲜明的批判立场，珍视理性、坚守真理；最后，不回避真实的中国经验，既突出这些具体经验的基础意义，又重视伊格尔顿在中国文论建设中的启示意义。总之，作者的美学写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反理论主义的范例，而且引导我们开启消费主义时代里美学何为的思考，值得重视。
关键词：
伊格尔顿；理论主义；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