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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自然与自由观念”在德国古典美学中的逻辑演进
■ 胡友峰[1]
(温州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
自然与自由(人)的关系问题被马克思称之为一个“历史之谜”，西方古代哲学中“自然与自由的和谐”在近代主体性的高扬后演变为了“自然与自由的分裂”，[2]因而寻求自然与自由的和谐统一成为了近代哲学的主要任务，也成为美学得以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德国古典美学中，康德首先分析了自然与自由的和谐问题，但是康德立足于先验的立场所确立的“自然与自由和谐论”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对现实不能产生重要的作用[3]，因而，在他以后，席勒、黑格尔、马克思沿着康德所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究这一“历史之谜”。
一、席勒对康德的继承与发展
继康德之后，席勒进一步通过审美寻求自然与自由的和谐统一的关系。席勒对康德推崇备至，并基本上是沿着康德所开启的方向从事自己的研究。他在《美育书简》中说：“我对您毫不隐讳，下述命令绝大部分是基于康德的各项原则的。”1但是，席勒并不满足于康德的结论，他的使命正是力图使康德思想走出困境而寻求新的出路。席勒并不去探求康德的基本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希望什么”，席勒要解决的问题是：人如何能摆脱自然的束缚而达到自由？席勒认为人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自然要求和冲动，那就是：“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前者“把我们自身之内必然的东西转化为现实”，后者“使我们自身之外现实的东西服从必然性的规律”，“前者要求绝对的实在性，把一切凡出自形式的东西转化为世界，使人的一切素质表现出来，后者要求有绝对的形式性，它把凡是只有世界的存在消除在人的自身之内，使人的一切变化处于和谐中”1。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冲动各行其是，或受制于感性内容，或受制于理性形式。但席勒认为两者有时会发生一种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导致一个作用限制了另一个作用。而人只有既要实现感性冲动，也要实现理性冲动，才会有自己人性的完整的直观，达到自由之境。如何才能实现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呢？席勒认为这需要唤起一种新的冲动，而这种新的冲动需要将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结合起来，这便是“游戏冲动”。因为“游戏冲动”的对象是“活的形象”，人们在游戏冲动中，不会关注对象的实际存在，而只是停留在对象“外观”的玩赏之中从而获得一种不受物质利害束缚的精神自由，因而席勒认为只有游戏冲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因为在游戏活动中，人的存在获得了解放，即人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均获得了解放。席勒说：“游戏这个名词通常说明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是偶然而同时又不受外在和内在强迫的事物。在美的直观中，心灵是处于规律与需要之间恰到好处的中点，正因为它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才避免了规律和需要的强制。”1自由并非屈从宿命或随心所欲，而是战胜必然性。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人从社会中解放出来，从而人从自身中解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席勒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1所以，游戏活动乃是人之存在自由的显现。而游戏活动就是人的审美活动。
审美活动既不同于实践活动，也不同于认识活动，而是既不受感性自然的制约，也不受理性法则的制约的自由活动。通过这种自由的活动，人们可以把在日常生活中被分割开来的经验内容和先验形式统一起来，使自己成为既超越“感性人”又趋向“理性人”的“自由人”。总之，要使感性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因而从美学的追求上看，康德美学与席勒美学都视人为最后的目的，通过审美达成自由之境。但席勒首先将人看做一种感性的有限存在，不是压制或束缚感性，而是追求感性的自律，从而实现个别与整体、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使人性得到整体的发展。相对于康德，这是一个进步。另外，席勒突破了康德把审美作为一种心理功能存在的局限，而把审美活动看做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活动，其目的也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人性分裂，达到人性理想的方式。但是，席勒试图以美育达到人性的完满实现也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在席勒这里，美育主要是指艺术美而不是自然美，因而黑格尔在评价席勒时说道：“席勒的大功劳就在于克服了康德所了解的思想的主观性和抽象性，敢于设法超越这些局限，在思想上把统一与和解作为真实来了解，并且在艺术中实现了这种统一与和解。”2这种以艺术的审美教育达成自然人向自由人的过渡显然遮蔽了康德关于自然美的本源性意义，因为在康德那里，自然美是象征着道德情感的，并且艺术作为审美自由只不过是人的精神的审美自由，并非人的现实的审美自由。因而在席勒继承和发展康德美学思想的时候，也抛弃了康德美学中的一些合理内核，王元骧先生分析到，“席勒虽然与康德一样，都把审美看作是达成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达成对于完善人性建构的有效途径，但与康德不同，他不是把感性与理性作为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而是理解为质料与形式，个人与社会(类)”，因而“由于席勒把美看作只不过限于感性世界，限于人的感官所接受的对象和领域，因而对康德美学中所强调的美的精神性、超验性因素，也就视而不见了”。[3]席勒虽然将康德的先验美学拉入到人间，但康德先验美学所展示的超越性特征在席勒这里也就被忽视了。另外，人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的矛盾也并非是人类历史最根本的矛盾。人类历史根本的矛盾乃是在现实实践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社会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而且，从感性冲动、形式冲动的矛盾向游戏冲动的转化，也并非是一种人性能力的转化。因为只有人类劳动实践消除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真正的游戏才会出现。要言之，席勒的理想王国(以审美教育达到人性自由)说到底不过是其构造的一虚幻王国。但作为一种理想追求，亦是激励着人类的前进动力。另外，席勒所强调的心灵与自然的统一，感性与理想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可说是继康德后综合经验派美学与理性派美学的伟大思想工程的体现，也启发了黑格尔的进一步思考。
二、黑格尔：在理念中自然与自由获得统一
在德国古典美学中，黑格尔是继康德和席勒之后，继续思考与探索自然与自由关系的一员巨匠。黑格尔对近代哲学的任务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德国哲学也是围绕着寻求思维与存在、自由与必然、客观与主观、理性与感性等一系列矛盾对立与和解统一这个中心课题而展开的。而美学的中心课题也是寻求上述矛盾的和解，这样才能使美学获得科学性。他说：“哲学只有在懂得怎样根本地克服这种矛盾之后，它才能理解哲学本身的概念，因此也才能理解自然与艺术的概念。”2又说：“这个观点不但标志着一般哲学的再醒觉，也标志着艺术科学的再醒觉，正是由于这种再醒觉，美学才真正开始成为一门科学，而艺术也才得到更高的估价。”2黑格尔也正是从近代哲学寻求诸矛盾的解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康德哲学、美学的。他指出：“康德哲学不仅早就感觉到这种矛盾统一观点的需要，而且对这观点有明确的认识，把它阐明了出来。”2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康德虽然在寻求矛盾的和解方面作了巨大努力，“使和解了的矛盾成为可理解的观念”，但“他对于这和解了的矛盾的本质却没有加以科学的阐发，也没有把这和解了的矛盾看成是真正的唯一的真实”2，也就是说，康德并未能在本质上科学地阐明这些矛盾的解决，未能为真正现实地解决矛盾提出可行的方案。从黑格尔对康德美学思想的“总评价”中，可以看出黑格尔美学是非常自觉地以康德哲学、美学为“出发点”的，并力求把诸矛盾的解决转移到客观性基础之上的。但是黑格尔主要是从他的理念论为主旨的，因为黑格尔把世界的本体界定为“理念”，而理念则是人的心灵，“心灵的最高定性是自由”，这样黑格尔将康德的意志自由转化为心灵的自由，他认为康德的意志自由是没有现实性的，是属于彼岸世界的，正是这一点使得康德的“自然与自由和谐”的思想没有获得现实的统一性。而黑格尔正是为了克服康德这种主客对立的思想来建构自己的“理念论”的。
因而，德国古典美学由康德经席勒发展到黑格尔，自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一直是其研究的重点所在。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为最高、最真实的存在，自然、社会以及全部人类的精神生活，都是其自外化、自发展、自回归的过程，审美活动也是“绝对理念”通过人类主体而返观自身的一种方式。黑格尔认为人对理念的把握有三种方式：一是借助形象的艺术把握；二是利用象征的宗教把握；三是通过概念的哲学把握。与此相对应，心灵呈现于意识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直接的也就是感性的认识，第二种是想象的或表象的意识，第三种是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因而也就有了艺术、宗教、哲学三种意识形态2。而艺术和美，仅仅是理念认识自我的一种初级的形式，就此而言，人类的审美活动不过是“绝对理念”自我观照的初级阶段而已，也就是“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通过艺术和美，理念与自我达成了初步的和解。但理念认识自己亦是通过两种方式：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因而理念外化为自然后再与自己达成和谐也具有两种方式，即认识和实践这两种方式。关于认识方式，黑格尔认为所有的存在都是可以认识的，这样，黑格尔就把康德所设定的“上帝”演化为可以认识的“理念”，“所以，在他看来，像康德提出的‘上帝’只‘告诉我们上帝存在，而没有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这就把‘上帝明白地缩小为一种空泛的神，限制在不确定的超感官后的事物上面’，它是认识所无法验证的。‘如果能说出上帝是什么，理念(就应该)是一种知识’，这就把全部问题归结到认识的领域”[3]，因而黑格尔也没有认识到康德美学的超越性，将美学理论由席勒的“交往性”发展到“认识性”，遮蔽了美学对人的精神和人格的提升意义。关于实践方式，黑格尔说：“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人这样做，目的在于要以自由人的身分，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种顽强的疏远性，在事物的形状中他欣赏的只是他自己的外在现实。儿童的最早的冲动就有要以这种实践活动去改变外在事物的意味。……这种需要贯串在各种各样的现象里，一直到艺术作品里的那种样式的在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或创造自己)。”2人要改变外在事物，在外在事物中复现自己，须通过实践。人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认识他自己，而且要以此去克服人与自然的疏远关系，解决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尽管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理念”吞并一切，矛盾的解决亦在其中，“在最高的真实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自然，知识与对象，规律与动机等的对立都不存在了，总之，一切对立与矛盾，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形式，都失其为对立与矛盾了”2。但他关注到了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即人如何在外在世界中将理念显现出来的问题，并把“人化的自然”的实践观点应用于美与艺术创造的本质问题的研究，这已接近解决人(自由)与自然问题的实质，也为科学地解决美学基本问题开拓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另外，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主要揭示了自然与自由的先冲突而后和谐的理想。黑格尔首次从对立统一的原则入手，将冲突原则引入了悲剧。他认为没有冲突就没有悲剧。而悲剧冲突的实质是两善两恶的冲突。就冲突双方的各自立场来看，它们都带有理性或伦理上的普遍性，因而代表这一理想的人物有理由将它们付诸实施。但是就冲突双方彼此的关系来看，每一种理想的实现又都须以损害另一理想为前提或代价，因而又都有其片面性。于是，这种彼此对立而又两败俱伤的矛盾冲突就必然是悲剧性的。比如黑格尔非常推崇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安提戈涅和国王的行为单就自身而言都有合理性，但却又坚持各自的片面性，因而又都是有错误的或罪过的，这最终导致两败俱伤，归于悲剧性的毁灭。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悲剧的冲突，才能扬弃矛盾双方的片面性，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向和谐的境界回归。他说：“理想的美在于它的未经搅扰的统一性、静穆和自身完满。冲突破坏了这种和谐，使本身统一的理想有了不协调和矛盾。要表现这种破坏，理想本身也就会受到破坏，这里艺术的任务可以只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使自由的美在这种差异中必不至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使分裂和连带的斗争只暂时现出，接着就由冲突的消除而达到和谐的结果，只有这样，美的完满的本质才能现出。”2
可见在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中，冲突是导致和谐的前提。尽管黑格尔的“善恶冲突说”暴露了其折衷主义和保守性，但其强调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和悲剧人物应有一定的伦理合理性，认为悲剧的结局应是局部的、合理的东西的毁灭都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悲剧的本质。而且正是在新旧原则的历史对抗中，黑格尔将自然与自由的冲突带进了人们的审美视野。在近代历史条件下，肯定人与自然的分裂和人与社会的冲突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可惜的是，在黑格尔那里，犹如应用于美和艺术创造的劳动只是精神劳动一样，悲剧冲突虽是社会性的冲突，但它始终只是在观念的领域内进行的。这种在“理念”范围内实行的“自然与自由和谐”在展示其理论丰富性的同时，也对康德“自然与自由和谐论”做出了批判和否定，因而还没有能够认识到“自然与自由和谐论”在美学中的重大意义，但是其“实践”的观点则开启了马克思对这一“历史之谜”的思考。
三、马克思：实践沟通自然与自由
自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既存在着差别、对立又存在着同一、统一。自然与自由之间的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决定了自然与自由(人)之间是双向制衡的关系，过分强调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其社会经济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带有明显的商业性特征，这造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多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特别是从18世纪以来的西方近现代的哲学美学，正是建立在这个“巨大对立”未能克服的基础之上的。这造成在解决美与艺术的根本问题时，物与心、自然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经常处在对立之中。虽然德国古典哲学(包括美学)的诸位大师们，如康德、席勒、黑格尔都曾作了巨大的努力企图消除这个对立，但终于只是在纯粹理论的领域中以抽象思辨的空想的形态来解决这个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本人正是从实践出发，来谈人的解放和自由，并最终提供了解决“自然与自由和谐”的金钥匙。
那么，什么是实践，对这一问题，国内学界基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界定的，将实践界定为一种物质生产方式，这样理解就会遮蔽马克思哲学的精髓，将马克思哲学同旧唯物主义哲学等同起来，而事实上马克思主要是从人的存在的角度来建构自己实践本体论思想的。即通过对传统本体论原则的消解，重建了新的本体论解释原则，这种新的原则就是从人的本源性的生存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来考察“世界”、“人”及其“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本体论原则超越了传统的“物质”与“精神”对立的“知性化的实体本体论”，而与现代的“生存本体论”相互关联在一起，它通过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深刻揭示了人的生存状态。
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是奠基在对传统形而上学批判的基础上的，“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从客体与主体只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在这里，马克思批判了以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认为它们都不能从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实践——的角度去理解人与世界。因而，以往的哲学中充满了自然与精神、客体与主体的抽象对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以往哲学中的种种矛盾，特别是自然与自由的对立统一关系，只有落实到实践上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所谓实践，即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具体的感性活动，尤其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曾经这样批评费尔巴哈：“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当做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5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实践是现实的人生存的必然要求。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只有放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以往哲学要么从物质现象出发，要么从精神现象出发，它们对人及其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都是片面的。但马克思同样认为，抽象的脱离主体的实践去谈论物质和物质世界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应该从人的存在，从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去理解物质世界的存在，物质的现实世界只有通过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才能对人存在。因而“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无”6，只有那种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通过人的感性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来理解自然界的，而不是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预先存在的优先于人的存在的物质客体。而传统的形而上学则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自在的存在，是与人的存在无关的物质存在，自然界只是作为人的“知性思维”的对象化存在，而不是向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生成的“本己”存在。因而马克思的实践就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的外在法则系统自然就成了其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的感性对象化的实践中，自然纳入到人的生存方式之中，而自由作为其生存方式的最高理想就在实践中与自然相互统一达成和谐。
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还奠基在对黑格尔哲学困境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知道，黑格尔通过对绝对精神运动发展的描述建构了自己庞大的哲学体系，绝对精神是世界的真正本源，国家、社会以及自然界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外化的产物，是绝对精神异化的形式，但绝对精神不会停留在外化阶段，它必须回归自我，要回到自己的本身，因而在艺术、哲学、宗教阶段绝对精神认识了自己、回归到自己的本身。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哲学就是对绝对精神自我运动、异化再到回归自我的实践(劳动)过程的描述和总结，但黑格尔哲学的抽象、逻辑和思辨的特性窒息了它的生命力，它只能够在精神的范围内兜圈子而不能对现实有任何的介入作用。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哲学中“精神异化”和“精神劳动”的合理思想，但马克思站在更宽广的视野上将其异化、劳动的观点从纯粹思辨的精神领域解放出来，而与现实相互联系起来。“劳动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马克思把劳动理解为人的生命的对象化，包括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现实的实践活动。”7因而马克思是从现实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出发来理解实践的，从而将黑格尔的实践从精神领域拉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纯粹精神实践的批判确立了它的感性实践本体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实践活动的确切所指人的‘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8]而马克思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和对异化劳动扬弃所建立的共产主义学说来揭示这种人类本源性存在方式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理想的生存本质在于“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也就是说，个人通过自己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而获得对自己的确认，个人的这种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子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6，因而，对于动物来说，生产是为了自己肉体的需要，是自己能够生存下来的手段，而对于人类来说，生产本身就是人类存在的目的，它不仅生产了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生产了具有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身，人在自己的感性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中确证了自己，人的感性得到了解放，感觉得到了丰富。可以说，马克思看到了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存在的本质——感性对象化实践活动。在这种自由自觉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得到了实现。这样，人的存在的本质就在于这种自觉自由的实践活动。在这种自觉自由的实践活动中，人获得了自己的全部感性的丰富性，获得了自己得以存在的本质。因而，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自然与自由作为人的生存的一个至高理想是和谐统一的，是人的存在意义的至高境界。而人的存在意义(自然与自由的和谐)的获得是在自己自由自觉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人的本真意义上的存在是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的本真意义上的存在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在资本主义异化的世界里，“存在论与实践论的和谐”也是一句空话。因而马克思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批判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劳动不再是工人自觉自由的活动，而是一种被强迫的活动，劳动只是工人谋生的一种手段；第二，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不属于工人所有，因而，工人在劳动中投入的越多，他自己的内部世界就越贫瘠；第三，这种非自由的劳动完全是一种外化的劳动，只有外部强制一停止，工人们就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正是资本主义的这种异化的劳动丧失了劳动的自由本质，违背了人类理想的生存愿望，同时也就践踏了“自然与自由和谐”的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最具有建设性的理论系统，不会仅仅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上，而是要通过批判达到恢复人类本真存在状态的目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对“异化劳动”扬弃所建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本真的存在状态——“自然与自由和谐”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人是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在共产主义社会，在异化劳动扬弃之后，人恢复了真正的人的本质。“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6人通过自己自由自觉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这种感性的对象化的活动中能够实现自己，肯定自己，从而与自己的本真的生存状态(自然与自由在本真意义上的和谐)融合为一体。实践就确定了这种理想的生存状态的实现，因而，在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中，在马克思的最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与自由”在感性的实践活动中是和谐统一的。
在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审美作为人的一种感性的活动方式，是与人的最终解放联系在一起的，审美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往本真存在之境的道路。而我们之所以没有能够揭示马克思哲学这一本质内涵，就在于没有深入地去理解马克思，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去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性内涵，而只是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当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把“实践”仅仅作为人类社会集体的“实践”去理解，从而把“实践”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之迷”的钥匙。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真内涵是“个人的感性的对象化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它是与个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相联系的一个具有本体论内涵的概念，而不能仅仅把它作为一个认识论或者历史性的概念来把握。因而马克思本体论我们认为应该是“实践本体论”，实践不仅仅是认识论范畴和历史性范畴，它更应该是本体论的范畴。在马克思实践本体论哲学中，人的外在法则系统“自然”与人的内在法则系统“自由”作为人类生存的至境是相互和谐统一的。
参考文献：
[1]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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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元骧.美是道德的象征[J].中国美学.第二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张伟.走向现实的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的转换[J].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内容摘要：
自然与自由观念是德国古典美学的核心问题。康德通过审美判断力沟通自然与自由观念，达成自然与自由的和谐。但是康德立足于先验的立场所确立的“自然与自由和谐论”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而对现实不能产生重要的作用。席勒通过游戏冲动来沟通自然与自由，而黑格尔则通过理念来沟通自然与自由，马克思则通过实践来沟通自然与自由，最终达成了对自然与自由观念这一“历史之谜”的求解。
关键词：
自然与自由观念；德国古典美学；席勒；黑格尔；马克思
[1]胡友峰，1977年出生，男，安徽金寨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