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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异化与审美
■ 陆贵山[1]
(中国人民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2)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系统深入地阐发了人和审美的异化问题。重温“巴黎手稿”对人和审美的异化问题的相关论述，对防止和克服人和审美的异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异化问题
(一)“异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历史演变
“异化”这个概念的本来的涵义，具有脱离、转让、出售，受异己力量支配和统治等多种意思。英国古典经济学用来说明物质的出售，社会契约学说用来表示原始自由的丧失，一些哲学家用以揭示矛盾双方相对立的情境和状态。总体上的意思是指，人制造出来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非但不肯定人，反而与作为生产主体的人的愿望和意旨相疏离、相违背、相悖立，成为一种与人相疏远、相异己的力量支配、作践、戏弄着生产主体，使人处于一种不由自主的奴隶状态，甚至给人带来破坏性和灾难性的影响。简而言之，异化，即是由主体创造出来的客体，不再成为属人的客体，却总是作为主体的对立面，作为一种反在的力量否定和消解自身。诸如：工农大众和他们创造的成果，在旧的社会制度下，大半都被统治者和剥削者掠夺走了，又反转来成为压迫生产者的手段；知识分子所创造的法、宗教和哲学多半都没有被自己所享有，却被当权者当做治人和愚人的工具；宗教本来是富有想象的智者创构出来的树立信仰和进行精神抚慰的工具，却成为被统治者用来从思想上奴役人们的“鸦片烟”；科学家发明了核能，却被侵略集团制造成核弹，变成悬在人们头上的生杀之剑……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类似的异化现象，都会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沦为处于异化状态的“非人”。据考证，第一个使用异化概念的人是霍布斯。他认为，不平等的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异化的根源产生于人们的恶的贪欲和私念，即都想夺取和占有财产和权利。为了避免这种异化现象的滋生和漫延，人与人之间应当订立契约，约束自己收敛或放弃自己的妄想，把权利转交给可以信赖的君主制的国家和议会。卢梭从经济、政治和道德诸多方面对异化现象进行了描述和界说，他认为私有制和对财产的占有是造成异化的根源。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是导致人陷入异化状态的主要原因。他的关于人类的不平等起源的学说和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实际上都可以视为防止或克服异化现象的方剂。爱尔维修认为法国社会异化的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君主制，把铲除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制度视为消除异化现象的根本途径。一切具有启蒙思想的学者，都把他们各自理解和表达的异化理论，作为反对腐败专横的封建主义制度，作为抒发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强有力的政治舆论。
(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异化思想的批判继承
(一)黑格尔的异化思想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万物只不过是他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我外化或异化的产物。他的异化思想主要指他的以绝对理念为中心的这个理想化的上帝不断转化、物化或对象化的结果。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路线图和循环圈。他的绝对理念发展的三段论公式是：(1)从绝对理念开始。通过逻辑学阐释，向物质阶段异化或转化；(2)中经物质阶段。通过自然哲学阐释，向精神领域异化或转化；(3)终结于精神阶段。精神阶段又划分为三段论式：从低级的主观精神阶段，通过自我意识阐释，走向中级的客观精神阶段，通过国家、法律、道德把握，再向高级的绝对精神阶段攀升。而发展到绝对精神阶段，又通过低等的艺术，走向宗教，达于哲学的巅峰，即绝对精神的高端，又重新向绝对理念回归，完成大循环的路线图。异化成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人的哲学演进的机制，是他的全部哲学赖以发展和推进的杠杆。
黑格尔异化思想的含义具有三个相互交错的界说：(1)指他的绝对理念的外化或退化，通过精神阶段，回归自身；(2)指思维逻辑的程序和系列的物化、客观化或对象化；(3)指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奴、劳资之间的关系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
黑格尔的异化思想在纯粹的精神领域内谈论异化，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性质。他的异化思想的主要弊端在于用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的异化，取代和掩盖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对立和冲突，用主观臆造的自我意识来消解、遮蔽时代、历史、社会中所存在的重大问题。主要表现为：绝对精神异化的演绎过程实质上是经过包装、改头换面的哲学化了的上帝创世纪；扬弃异化的手段和途径是假想的、虚幻的，不可能变成生活中的事实。异化和扬弃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循环往复的逻辑圆圈中的自我运作的各种环节。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只能使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被遮蔽，客观上阻滞社会变革，维护普鲁士王国的永世长存。
然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存在着为马克思所承接和吸收的合理内核。(1)黑格尔关于发展的辩证法思想，启发马克思思考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转化问题。(2)黑格尔的头脚倒置的理论形态，为马克思把被颠倒了的精神和历史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再颠倒过来提供了逻辑前提和理论创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当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推演到社会和自然阶段之后，一定程度上挣脱了绝对精神的束缚和羁绊，或多或少反映出社会和历史的真实面貌。如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对荷兰绘画的解读是非常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理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1(3)即便是黑格尔所论述的劳动主要是精神劳动，并且他看到的只是劳动的积极面，而忽视劳动的消极面。他也谈到了劳动的异化。但他认为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一经变成他者的占有物就必然与劳动者的愿望发生冲突，蜕变为他们的异己的力量。他的哲学和美学著作中对实践和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的思想，自我意识和自我对象相互转化的思想，都对青年的马克思的思想走向成熟提供了动因和机缘。
(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
(1)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异化思想的批判
作为黑格尔的学生的费尔巴哈，对他的老师的哲学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费尔巴哈赞美黑格尔“是最完美的哲学艺术家”，他的哲学体系好比“理性的绘画陈列馆、展览室”。2但费尔巴哈遵循亚里士多德“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圣训，指出他的老师哲学体系的最大弊端在于：“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他把真正意义的世界头朝下放着，把金字塔的塔尖当成了金字塔的基础——把在头脑中或对于头脑是第一位的东西，把某物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当成了在实际上是第一位的东西，当成了某物借以存在的原因。一件东西的理由在头脑中跑到这件东西本身的前面去了。”3这是多么明白自然而又形象恰切的批驳和针砭。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把玩绝对理念的哲学体系是一种抽象的“头朝下放着的”哲学大厦，非但没有摆脱神学，只不过是塑造一种更加精巧的被哲学化了的新上帝。这实际上是维护神学，绝对理念只是一个披着哲学外衣的上帝的化身。费尔巴哈从人本主义的思想出发，指明“真理是人，而不是抽象的理性”2，必须“通过神学的批判而建立人学的批判”3，费尔巴哈确立了人本主义的异化思想，认为人不是神的自我异化，而神却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结果。人把自己的本质属性集中起来，转寄到一个偶像上，再加以崇拜和敬仰，从而创造出神，归根结底，“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揭露了基督教的本质，从人本主义的视角，指出上帝只不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幻化和异化。实质上，“上帝是一块白板”，是“一个空虚的实体”，上帝即是“我们自我”，上帝的本质即是我们的本质，上帝的威力即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威力”。4“人关于上帝的讲话”，即是“人关于自己的讲话”，“神学是神秘的人本学”，“宗教是人类精神之梦”。3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人是宗教的尽头”，“人化了的上帝仅仅是神化了的人的显现而已”。他还说：“我使神学下降到人本学，这倒不如说是人本学上升到神学了。”3显而易见，费尔巴哈揭穿了基督教的隐秘，发现神学、宗教和上帝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必须从神那里讨回自身，把本来属于人的东西奉还给人，摆脱人向宗教的异化，追求宗教向人的回归。费尔巴哈主张把神降低为人，把人上升成上帝，“把人的本质当作神的本质来崇拜”。这样，费尔巴哈实际上又创立了一种爱的宗教。他相信只有创建这种抽象的充满道德和爱的人本主义的新宗教，才能消除人世间的异化现象。
(2)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是有局限性的。他把异化和外化当做纯粹的哲学问题加以探讨，囿限和缩小了异化现象存在的范围。事实上，宗教所表现出来的异化并不能涵盖异化问题的全部，人世间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领域都广泛普遍地存在着异化现象。费尔巴哈对这些领域中的异化问题采取躲避和保持冷漠，造成了他的异化理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其次，费尔巴哈不加鉴别甚至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酿成了他的哲学理论的形而上学的机械性质。事实上，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是一种在绝对精神领域中的批判活动，但却多少隐藏着和反映出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的元素和萌芽。全然舍弃这种批判的合理性是不妥当的。费尔巴哈不仅存在着用感性的直观排拒理性的倾向，还以抽象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点考察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无视人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使他的哲学理论和异化理论带有历史唯心主义的色彩，把宗教异化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即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仅仅归结为人的心理因素。这是比较肤浅的和片面的见解。费尔巴哈反对有神的宗教，却主张用一种无神的泛爱主义的宗教来取代它。这种人本学意义上的泛爱主义的新宗教，把人的“类”视为人的本质和人的共有的特性，上帝被推崇为最高的“类”和最高的“爱”。他只想用普遍的爱来变革社会，消除异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泛爱主义的新宗教，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费尔巴哈的哲学上的思想贡献的同时，对他所钟爱和鼓吹的泛爱主义的新宗教，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诚然，费尔巴哈比‘粹纯的’唯物主义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情感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它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1“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是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2恩格斯这样说：“可是爱呀!——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世界的神，可以帮助克服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的相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3恩格斯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发展的科学所代替。”5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否定了神学之后，又去肯定神学，是自相矛盾地去肯定神学。“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6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批判继承
任何一个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出现，总是以先人们所取得的成果和所积累的思想理论资源为前提，经过内化的加工和改造，继续加以传承和弘扬。19世纪40年代，正是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时期。异化概念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当时异化问题深入人心，广受关注，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因此，青年的马克思借用和接受“异化”这个概念是十分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事。马克思尽管哲学上还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政治上，他却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对德国的现状极为忧虑，充满仇恨。他不断地求索造成工人阶级苦难的根源，寻找摆脱这种苦难的出路。马克思觉察到，既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是指主体产生的产品作为对立面反转来奴役和支配自身，那么，用来说明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恰如一幅绝妙的自我异化的图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工人阶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反而被资本家所占有，并转化为资本，变成奴役生产者的异化力量。马克思认为，这种情形正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恰如人创造了上帝，上帝又反转来统治人一样。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的综合性的分析和批判，克服和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的两个极端：一方面，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异化理论颠倒过来，吸取了他的辩证法中关于异化、外化、转化、对象化和否定之否定的思想。但这并非是简单的袭用。黑格尔的异化指绝对精神的自我转化，人不过是这个绝对精神的演变和异化的产物。可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异化思想，带有明显的思辨和神秘的色彩。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把人和人性的异化都视为“抽象精神的产物”，马克思则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7伴随着马克思的世界观的转变，使他的异化理论逐渐清晰和深刻，开始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挣脱哲学思辨，使异化渗透出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奠基于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1859年，马克思意识到了自己思想的转化。他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7早在《法国年鉴》时期，他对异化概念的理解仍然是不透彻的。后来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黑格尔的异化思想的批判中得到启迪，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揭开人的异化的隐秘，才能暴露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正是从政治经济出发，提出了一个最富有原创性和概括性的“异化劳动”这个新概念，从而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异化概念的确切含义。这样，马克思开始把头脑倒置的异化理论颠倒过来了。“巴黎手稿”正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对异化问题作出了深切的理论阐释，以坚实的社会生产的经济事实为依据，揭露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无批判的唯心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吸取了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唯物主义观点，抛弃了它的机械性、直观性和形而上学性。费尔巴哈把精神领域中的异化还原到物质生活的感性层面，对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加以颠倒扶正，但他理解的人的异化和异化的人并不是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人，实质上是人本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的唯心主义性质，说明现实生活中的异化主体是苦难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既批判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迷误，又指明了费尔巴哈异化理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实现了既唯物又辩证的双重超越。黑格尔只把异化问题作为哲学的逻辑运演的中心，马克思则是从他对社会生活中的经济事实本身出发，对异化劳动进行了更加实际的说明和更加深刻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他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异化理论的批判继承，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创立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对立统一规律，做好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巴黎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思想
“巴黎手稿”对人的异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论述。
(一)劳动成果与劳动者相异化。
“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8“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14异化劳动的结果只能给劳动主体带来痛苦和灾难，使劳动产品的增殖和劳动主体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描述：“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穷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人变成机器。劳动产生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9由于私有制所必然造成的经济剥削，使工人的劳动产品和劳动成果被掠夺，反转来成为一种压迫和否定劳动主体的异己的力量。被资本支配的异化劳动酿成了可怕的恶果，造成了劳动者的生态的窘迫和命运的悲剧。
(二)劳动行为和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相异化。
异化劳动过程中，劳动者感到，这种异化劳动不是体现他的本质的活动，而是一种外在于和强加于自身的重负。他们和这种劳动过程是疏远的，甚至是感到可怖的。因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正因为这种“不属于他自己”，无法满足自己维持生命的物质需要，把人的生理需要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要甚至造成“自我牺牲、自我折磨”，工人才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1
(三)劳动与劳动者的“类存在”相异化。
“类”借以概括和表示一切人所共有的本质特性。人的生产理应满足整个社会的多方面的需要。但异化劳动只能把人的生产变成单纯的谋生手段，变成只能满足直接肉体需要的动物性活动，越来越与人的本质相分离，变成与人的本质相逆反的人，变成不是正常的人的人，变成非人，即变成降低为动物或直接变成动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是类存在物”，“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1异化劳动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变成动物式的只能维系低级的生理需求的手段。人的类生产不同于动物的生产。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和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品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生产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1异化劳动把人的类生产变成一种非类性的动物式的生存手段，变成丧失了人的自由自觉意识的低等的生命活动，造成了异化劳动与劳动者的类存在和类生活相疏远、相异化。
(四)人与人的关系相异化。
“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说：“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对立”，“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能得到实现和表现。因而，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处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1异化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还生产对产品的支配权，生产一种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劳资双方的对立和矛盾正是这种异化劳动的深刻反映。物的关系既掩盖着又表现着人与人的关系。对无产者感到痛苦的东西，会给有产者带来幸福和欢乐。不是神和自然界压迫着人，而是掌握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人对无产者的奴役和剥削。这是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条件下的资产者和劳动者双方的剥削和被剥削、统治和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阶级关系的深刻表述。
二、异化与审美
“巴黎手稿”对异化与审美的关系，也有一些精当的阐释。本来，审美，包括美和美感都是劳动的结晶，带有审美特质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1人类的生产不同于动物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的生命和接种传代，而人类的生产是一种“自由和自觉的活动”，可以遵循“种的”和“内在的”“两个尺度”，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并把自身的技能、智慧、激情等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己的产品中去，借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
审美是有条件的。没有审美能力的耳朵对音乐没有审美感觉；缺乏审美能力的眼睛无法享受形式美的盛宴；不能给贫困地区的人们带来福祉的崇山峻岭，在务实的农民看来，只不过是一片影响耕地的石头群架。“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大矿物的商业价值，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这种情况是经常大量发生的。卖炭翁对美丽的雪景是不会产生美感的。由于生活的贫困和窘迫，他只能感受到难耐的寒冷，“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贫苦的卖炭翁宁肯忍受严冬的酷冷，还是希望尽早把炭卖出手，以求换点糊口钱。食不果腹和衣不暖身的穷人绝不会对雪景产生“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般的宏伟壮丽的审美情趣。
不同的人物角色，对“矿物的美和特性”大体上持有三种态度：科学家从求真的视阈考察矿物的品质、构成和属性，研究它的功用并探索如何向工业生产的转化：美学家鉴赏矿物晶体的彩色和光泽，珍爱矿物的审美属性；贩卖矿物的商人，出于赚钱的动机，只考虑矿物的交换价值，绞尽脑汁地思量矿物和货币增值的关系。除与工艺美术相关的宝石商人之外的矿物商人，都是以狭隘的极端的功利主义眼光，看待矿石，而忽略矿石的审美属性。以职业目标为尺度凸显矿物的商业属性，忽视和遮蔽矿物的审美属性尽管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审美而言，毕竟是一种异化。
马克思预见，如果人们都想不择手段地疯狂地“诱取黄金鸟”，审美可能会蜕变为金钱的奴隶。文化消费主义会激起人们强烈的通过审美学活动掠取金钱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马克思提醒说：“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最下流的欲念，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疯狂的下等的粗鄙的消费至少会降低艺术生产的审美品位，可能造成对正常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情趣的戕害和阉割。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粗暴排斥一般的正常的欲望”，但又告诫人们必须抵制那种可怕和可恶的“惰性力量”，正是“这种惰性力量”使人们从“丑恶的世界中获得片刻的解脱”，“得到瞬间的快乐”，“在这样的人那里，那些余下不多的与其说由于与外界交往而产生的、不如说由于人的身体结构而产生的欲望”。1马克思颇有预见地说：“明亮的居室，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说来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的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败坏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1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当代社会中越演越烈的环境污染，空气浑浊，植被损坏，生态恶劣，大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审美享受。如何在建设现代文明社会中，逐渐铲除“文明的阴沟”，增强生活的绿色，注重环境的美化，提高生活中的审美元素，优化自然伦理观念，建立“人与自然的友好型关系”，历史地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是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应当正确处理好审美与功利的关系。审美的非功利主义和审美的超功利主义都是不妥当的。适度地强调审美的自主性、自律性和独立性是必要的。合理地倡导审美的功利主义的同时，应当抵制和反对审美的狭隘的超功利化和极端的超商品化倾向。
马克思提出“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这个重要概念。他强调：“激情和热情是人的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1但由于资本运作日趋膨胀，使人们的“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1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看：土地本是农民的人格化对象。“风尚、性格等等因地块而各不相同：它们仿佛同地块连接在一起，但是后来把人和土地连接在一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而仅仅是人的钱袋了。”1以做土地买卖为职业的商人由于利益的驱动，都在每日每夜地痴迷怎样把土地转变为财富的梦想，“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建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代替，……不稳定的垄断，即变成竞争，而对他人成果的悠闲享受必然变成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忙碌交易”，无限度地追求土地的商业利益，造成可耕土地资源的锐减，可能危及农村和城镇的粮食安全，甚至酿成社会的危机和生态的异化，并可能形成“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1这是必须加以预防和警惕的。
金钱、货币和财富，无疑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可以使人和社会摆脱贫困，变得富裕起来，同时也会酿成由于利益的膨胀对人心和社会的价值观念的误导和扭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只要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还有分裂，……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必然“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说道：“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敬的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它使人和人的关系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把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马克思的叙说，无疑是针对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状况而发的。时至今日，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艺术活动多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产业，注重利益原则和资本增值，势不可免。但马克思的上述论点，对全面认识资本的性能，特别是应当看到资本的负面作用，正确理解审美与功利的关系，防止和克服片面追求精神生产的超功利化和超商品化，以提高文艺作品的文化内涵和思想品位，催生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史诗般的精品力作是颇有助益的。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发展私有制是重要的、必需的，是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的。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发展私有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肯定私有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私有制的负面影响。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一切肉体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马克思援引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的话，揭露金钱和货币具有颠倒黑白的魔力和魅力：“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你有形的神明，你会使冰碳化为胶漆，仇敌相互亲吻”。马克思称赞说，“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1马克思认为，货币的力量是和人的力量成正比的。“我是什么和我能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我“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是善的”。6“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8可见，金钱和货币是一种颠倒真善美和假恶丑的力量，是一种改变和抹杀艺术个性的力量。只有抵制金钱和货币的这种颠倒黑白的魔力，才能唤回纯真和审美。马克思主张，如果能使大众得到“艺术的享受”，艺术家“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艺术家“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莎士比亚曾经叙说过人的金钱和舌头的两面性。金钱好比人的舌头，同样是有双重性的。舌头可以赞美人，也可以诅咒人。金钱可以使人富裕，但不义之财也可以使人犯罪，亵渎道德，触犯刑律，变成非人，甚至把人送上断头台。工业社会中的人与机器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双重的复杂关系。机器既取代和减轻了人的劳动的艰辛和沉重负担，同时也产生了人对机器的屈从和奴役。工业革命后，不少作品都表现了机器劳动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卓别林的喜剧电影《摩登世界》形象地表现了人对机器的依附，机器对人的碾压和吞噬。
异化问题，是现代派艺术所表现的重大问题之一。自19世纪后期起，直到20世纪中叶，流行于整个西方的现代派艺术，一方面，表现了现当代西方社会的文明危机，另一方面，多层面深入地反映了社会和社会生活中的人的异化现象。其中，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作为突出的代表性作品，叙述了人被异常的生活环境所压抑，失去了生存的自由，变成了大甲虫的悲惨遭遇。他蜷缩在桌面下喘息。严父的粗暴使他无法忍受，慈母竟然善良地一见他便吓得昏死过去，关心他的妹妹也逐渐失去了爱意和耐心，最后沉郁而死。荒诞派戏剧《秃头歌女》表现了结发夫妻之间的隔膜、冷漠和陌生，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城堡》、《审判》、《第二十二条军规》等作品揭露了处于异化状态的国家机器、法律制度对人的捉弄和践踏。《西西弗斯神话》描写了异化劳动对人的无休止的折磨。《等待戈多》表现失望的人们只能等待永远来不了的希望，抱着希望的人等待着他们的却只有失望。新时期后，中国文坛也出现了一些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模仿作，诸如《我是谁》和《车站》等等。最有原创性和影响力的作品当属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小说以“庄周梦蝶”为依托，演绎出一个完整的权力异化和人性复归的故事。小说主人翁张志远，孩提时代呼之为“小石头”，参加革命被提升为“张团长”，转业后受任“县委书记”，“文化大革命”来袭受到冲击，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变成“老张头”。春华秋实，在一个金秋时刻，一阵阵令人陶醉的“枣雨”飘飘洒洒，从天而降，使“老张头”承接了精神的洗礼，得到了灵魂的净化，唤起了他的童年的无邪的纯真和优美的天性，“老张头”又重生了，回归到孩提时代的“小石头”。张志远始终在自我和非我、丢魂和找魂、异化和复归之间寻觅和求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志远落实政策，晋级升官，被任命为“张副部长”。在赴任的那一天，全村老百姓聚到村口送行，依依惜别，吐出肺腑之言，深情叮咛“老张头”当好“为老张头们服务的”“张副部长”。张志远又重新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对和迎接权力的新考验。这个权力异化和人性复归的故事无疑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三、异化与人的解放问题
现代工业社会，由于现代化工业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使社会和社会中的人的面貌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一方面，工业和科技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增加了财富积累，提高和延展了劳动者的技能和智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命状态和生存环境，同时因为人依靠工业和科技的力量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发掘和掠夺性开采，造成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地球变暖、气候反常、生态破坏、大气污染、灾害多发、能源枯竭、人口爆炸、贫富悬殊、耕地面积锐减、粮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局部战争频仍、军备竞赛越演越烈，如此等等。可见，现代化工业和科技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人的解放和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几乎是同步共生的。
1856年，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描述了当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具有两面性的异化图景：“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个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下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的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1
消除世间的异化现象，既是人们的理想和目标，又是现实的运动和过程。为了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铲除滋生“异化”现象的土壤和根源。马克思说：“扬弃是使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制的扬弃”“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是以扬弃私有制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1而“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1
马克思指出：“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住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他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则沦为“动物的机能”。1私有制不能把粗俗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因为，在私有制范围内，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每个人都力图创造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使这里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压制人的异己本质的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个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导致货币权力的增加和膨胀，使“无限制和无节制成为货币的真正尺度”。“据说，资本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质，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胜利，即发达的私有财产对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胜利，……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乐欲，公然无节制的、圆滑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必然战胜地方的、世故的、呆头呆脑的、懒散的、幻想的、迷信的利己主义”。8
“异化劳动”曾“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而“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1但“粗陋的共产主义”却是败坏和丑化真正的共产主义的，而真正的共产主义才能取代和超越粗陋的共产主义，逐步实现人类的社会理想。只有在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培育和满足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充实”。“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人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1
历史真实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私有制度被扬弃，分工的严酷壁垒被打破。附着于人身上的阶级的阶层的约束和囿限被淡化或被解除，人很大程度上向自身的自然本性回归。人所依存的有两种自然：一是人所面对的自然界；一是人本身所依属的自然本性。人所面对的自然和人本身所依属的自然本性之间的关系不再强烈地表现为对立冲突的关系，而展现出具有亲合性的互补互动的良性生态的发展图景。自然人和自然界创构一种友好型互惠双赢，和谐共生。人不断向自然亲近，自然不断向人生成，实现自然的人道主义和人道的自然主义的相互转化、彼此提升和帮助对方向己方投入，从而相互完成：人道主义等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等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完美融合所形成的理想的社会结构，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成为对“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动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1“私有制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向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回归。”1“因此，社会的性质是整个运动的一般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45“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但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的活动，本质上是“社会的活动”，“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能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深刻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的历史过程。青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逐渐摆脱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并转而揭穿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和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督教伦理道德学说所宣扬的唯心主义关于解放人的神话。他们不再停留在哲学和纯理论层面探索人的解放道路，而把人的解放问题视为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一切幻想的、精神的、思想的、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批判，都是无济于事的，都不能取代实践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世俗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1他们认为，德国的理论批判与法国和英国的实践批判是很不相同的。“费尔巴哈在理论方面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由实践方面体现了这种唯物主义”。1“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重要的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1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无情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词句革命论”，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想“从思维过渡到现实”，“从语言过渡到生活的整个问题，只存在于哲学幻想中”。1马克思恩格斯揭穿“词句革命论”的实质：“尽管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10可见，语言和词句对现实的批判是无效的、徒劳的。与之相反，“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10即便是费尔巴哈所宣扬的纯粹的抽象的人的“感性的对象”，也不是靠“感性的直观”看出来的，而是通过“感性的活动”创造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来往才提供给他的”，如费尔巴哈所看到的“樱桃树只是依靠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可靠的感性’所感知。”正是“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是整个现存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10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6
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论述无产阶级的解放的。他们不再更多地使用异化这个概念来说明处于低层大众的生态和命运，而主要是运用剩余价值、经济剥削、实践批判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阐述人的解放问题。他们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把“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并“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才能实现“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旧生产方式和旧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旧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须的毅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旧的社会地位所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6“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须，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6共产主义将是一个由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的“共同体”和“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6“在共产主义的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6
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和泛爱主义的舆论呼吁，包括他对黑格尔的纯理论形态的绝对理念的颠倒，都没有触及到历史的深处和现实生活的实质。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妄图在精神、思维、语言和词句的圈子里侈谈人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流于苍白的幻想。并非说理论是不重要的。没有正确的理论，绝不会有正确的举措、行为和运动。正确的理论是实现战略目标和科学发展的指导思想。这里，存在着两个层面的问题：从理论本身的层面看，存在着一个与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应当防止和克服各种脱离现实的或只停留语言和舆论层面的所谓“理论”，而必须坚持和发展能贴近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层面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和理论本身并不能实现任何东西，只有把正确的和科学的理论诉诸实践，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从而把思想转化为物化形态，转化为社会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现实。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哲学的伟大使命和根本目的不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实践的极其重要性，甚至把他们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8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9他们企盼造就能够掌握“实践理性”、使用“实践力量”改变旧世界的一代新人。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指明了谋求解放的和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正确道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中文1版。
[2]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三联书店，1962年版。
[3]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M].三联书店，1962年版。
[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M].三联书店，1962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中文1版。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中文1版。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文1版。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文1版。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中文1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文1版。
内容摘要：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的综合性的分析和批判，克服和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问题和局限，同时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关于异化、外化、转化、对象化和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从而揭开了人的异化的隐秘，暴露出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人类的思想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异化概念的确切含义。文章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异化与审美关系的分析找到了分析底层大众生态和命运的途径，在最终意义上为运用剩余价值、经济剥削、实践批判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阐述人的解放问题提供了可能性。
关键词：
马克思；异化；审美；实践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