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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禁锢与自由
——评话剧《在看见以前》兼及其他
■ 丁文霞[1]
(安徽工程大学 艺术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0)
人的悲剧就在于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悲剧，舞台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看不见的看见。台湾剧作家刘美钰的《在看见以前》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女性内心的自我检省。自我是很难发现的，人面对自我是需要勇气的，剧作家勇于自剖的真诚的创作态度打动了我。
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经历，妃妃的人生在盲眼前后因内心的检省由自在存在变成自为存在。事业一帆风顺的青年女演员妃妃因为视网膜脱落，生活在完全的黑暗里，她由生存环境的黑暗而与现实脱节，产生了无边的恐惧，因为恐惧，彻底失去对他人的信任，包括母亲、男友、女友这些身边关系亲密的人。她被恐惧所禁锢，失去爱人与被爱的自由。一个人无论是被仇恨与复仇主宰，如曹禺《原野》里的仇虎，还是被恐惧主宰，如妃妃，他在精神上都是不自由的，而人本质上是崇尚自由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人的命运取决于人们自己的抉择，人的存在价值有待自己去设计和创造；选择的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无论处境多么恶劣，人毕竟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决定行为走向，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旦妃妃明白自己是可以自由的，她就有从恐惧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希望与可能。
长期受困于安全感匮乏而被自我所禁锢的妃妃，在她与他人的关系中，如萨特所言“地狱即他人”。萨特对自己这一长期被曲解的论断，有较为详细的解释，概括起来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如果跟他人的关系起了疙瘩，变坏了，那么他人只能是地狱”。另一层意思是指“那些老是苦恼于他人的定见，受人摆布，而不想改变现状的人”，1对这种人来说，他人即地狱。妃妃显然适于萨特解释的前者。因为父亲的非正常死亡，少女时期遭遇性骚扰，因此失去爱的能力，将自己禁锢于自我的牢笼里，对母亲、弟弟皆以冷漠处之，也无法回应男朋友的情感。她和母亲、弟弟、男友、女友的关系在眼睛失明时期都是紧张甚至敌对的，这种状况只会加重她对现实的恐惧感。
现代社会，人们因为怕受伤害，不敢付出，不敢信任，又因为不敢付出，不敢信任，人际关系又更加冷漠，如此恶性循环，导致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隔膜，每个人都是人性荒原上的一个孤岛。妃妃在视网膜未脱落之前，努力在事业上打拼，以此摆脱孤独状态，当视网膜脱落，进入一种非正常的生存状态中时，她原来藉靠事业的撑持岌岌可危之时，她内心的恐惧也在无限膨胀，因为这时她与外界失去了一种她无法把握的稳定关系。对未知的恐惧、安全感的缺失是造成她人际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妃妃的这种孤独状态既让自己痛苦，她的冷漠与疏离又给爱她的人带来痛苦，她发现她没有爱人的能力，她只会给痛苦中的母亲以责怪，而没有任何建设性的作为；当出于情感纠结中的弟弟求助于自己信任的姐姐，姐姐却草草打发了事；尤其是给恋人瑞中带来深刻的痛苦，他逐渐认识到：“一个人可能真正认识另外一个人的，但我的确不认识你；你从来不提过去，你不让我进一步认识你的家人，你也不想接触我的家人——现在我懂了，这就是你的生活原则：你不想跟另一个生命有这么深的牵扯，包括我!”妃妃的过度自我保护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冷漠的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威塞尔说：“对我而言，冷漠是恶的集中体现。”他还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冷漠将妃妃的自我牢牢禁锢。
是什么原因导致妃妃安全感的丧失呢？一是父亲的骤逝。父亲是妃妃生命中联接最紧密的人，深爱自己的父亲却是因为医生怕承担医疗责任而被耽误了抢救时间，最后因为误诊而非正常死亡。二是少女时期的特殊经历。长得漂亮又喜欢唱歌的妃妃是音乐老师周新平的重点培养对象，周新平既爱才又贪色，他对少女妃妃的性骚扰让她失去唱歌的热情。再加上因为父亲的骤逝，原本应该相互抚慰的家人却因为陷溺在伤痛中无法自拔，而变得隔膜和冷漠。一系列的打击与重创让她逐渐失去对他人的信赖感，她无法重建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跳开戏剧世界，回到真实人生，也是如此。“文革”给年轻人的心灵造成巨大的伤害，出现纯真的集体失落。“文革”时期的文攻武斗，造成人际关系的极大危机，以致影响到当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汉学家石文安(Anne F.Thurston)认为“文革”造成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再加上当代无序恶性的市场经济，使得人们之间的信任危机达至临界点，诚信的召唤就是努力在危机中重建人际关系的信任机制。
妃妃受到伤害后形成的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即以冷漠处世，不仅仅是反过来伤己伤人，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成为这一系列伤害的人质，她始终被挟持、被禁锢在里面而无法跳脱，她被环境所主宰，成为命运的牺牲品。视网膜的脱落使得妃妃暂时处于物质空间完全黑暗的状态，这使得她能够从舞台的喧嚣中脱离出来，回归自我，因为眼睛的看不见反而看见了自己心灵世界的黑暗，由生活空间的黑暗洞见到心灵世界的重负。在妃妃痛感生命中重要的东西被一件一件拿走时，当她在绝望的深渊里呼号时，希望放弃所有时，就在她可能会成为一个彻底“被物化了的人”时，剧作中出现盲眼妃妃与少女妃妃的对话：
妃妃：好久没有看到你……
少女妃妃：你好累。
妃妃：(顿)我好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醒着……
少女妃妃：你很孤单。
妃妃：我很孤单。
少女妃妃：爸爸走了，你就不再爱别人。
妃妃：不是我不想，我不会……
少女妃妃：你也不让别人爱你。
妃妃：我不敢让别人爱我……
少女妃妃：你对自己很残忍。
妃妃：我对别人很残忍……
少女妃妃：爸爸死了，你也死了。
妃妃：爸爸死了，我……(妃妃突然感到惊讶的说不下去)
少女妃妃微笑着清唱Raindrops Keep Failing On My Head
少女妃妃（唱）：Raindrops Keep Fai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Crying’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随着少女妃妃的歌声，爸爸出现在某舞台光区中弹吉他，他与少女妃妃继续合唱着。
少女妃妃、爸爸：(唱)Because I’m free.
盲眼妃妃：因为我是自由的。
少女妃妃、爸爸：(唱)Nothing’s worrying me……
盲眼妃妃：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倒我。
全场灯光逐渐暗，观众在黑暗中听见妃妃的声音。
妃妃：Because I’m free.Nothing’s worrying me……我是自由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倒我，我是自由的!
感谢爸爸在消失之前教会我唱这首歌。
也许，最终的不是他的离开，而是他在的时候，给了我什么。
这与其说是盲眼妃妃与少女妃妃之间的对话，不如说是妃妃的自我觉醒。萨特认为，“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地狱圈内，我想我们有砸碎地狱圈的自由。如果有人不这么做，他们就是自愿呆在里面，归根结底，他们自愿入地狱。”2“也许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离开，而是他在的时候，给了我什么。”当妃妃意识到自己是活死人时，她从父亲那里汲取到力量，意识到“我是自由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倒我，我是自由的!”妃妃终于从自我禁锢的地狱里觉醒过来。剧作家在《在看见以前》的创作报告里阐述，“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过去的阴影跟恐惧其实并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它就一直存在在那里，你可以走开也可以正视它，虽然当你去看它的时候事实并不会改变，但是你可以选择你看待它的态度，如果你是自由的，你将不会被它击垮。”每个人都有通向彼岸的自由，自由就是选择权与决定权，妃妃选择和决定离开自我的狭小的圈子，获得爱的能力，这里传达出妃妃正视自己的勇气和改变自己的愿望，因为她是自由的。
2010年5月，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影视艺术系在仙林剧场上演了由台北艺术大学洪祖玲导演的《在看见以前》，得到南京大学师生的支持，其上座率就是一个证明。但这出戏上演后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讨论，观众的反应出现两极分化，有人“超喜欢这个戏”，认为“太棒了”!有人认为“貌似深刻与痛苦，实际上表达的却是一些琐碎的、一般化的、没什么意义的情感”。前者多为女性观众，后者则为男性。任何一出戏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即使是莎士比亚、契诃夫等，也有不喜欢的，剧场中冲撞、激荡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一个健康的戏剧生态应该是多元的。
笔者在这里要追述的是，有一小部分观众对《在看见以前》这样一部小历史、小叙事的、以女性角色心理成长疗愈过程为主的作品不以为然，这样的观众有的出于习惯以男性为中心，缺乏理解并进而同情女性心理之耐性使然，有的则跳脱不开我们长期以来的宏大叙事思维习惯。
女性叙事是否繁荣往往意味着社会是否开放与进步。大凡社会开放、思想解放时期，都会出现女性叙事的繁荣期，如“五四”时期和“文革”之后的80年代，都是女性作家大量出现的时期。女性叙事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使得文学创作呈现更多元化，也带来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一个多元化的文学场才是健康有生命力的文学场。刘美钰的《在看见以前》也是台湾女性主义思潮的一个产物，海南大学的杨彬很认同此剧作者自觉的女性叙述态度，他认为，“女性的历史和女性的叙事方式长期是被抑制的，”“女性是black continent，男性是white continent，长期以来被屏蔽、被禁止发声的女性能够以戏剧的方式展示这一黑大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看见以前》的创作“真的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在两性仍然不平等的当下，女性的声音在神圣的戏剧舞台上回想，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真正的女性主义决不是女性沙文主义，也不是仇男主义，而是两性真正平等的状态。一位称自己当了八年瑞中的男性观众说，“在这出戏里面我明白了往后该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妃妃”，呼吁“男人更应该好好体会如何爱一个女人，如何爱到她的心坎上”。并指出“这是一个两性的世界，男人和女人好好相爱着，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这恐怕是这出戏意料之外的收获吧!
宏大叙事思维习惯由来已久，“五四”时期胡适在主义纷争的宏大叙事时代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种理智的声音当时几乎被湮灭，我们很不习惯面对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尤其是属于个人的问题，我们习惯从宏观上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所以，我们会认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一切问题就会自动迎刃而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惰性思维，世间没有如此简单快捷、一蹴而就的事情。
台湾知名女作家龙应台从《野火集》到《亲爱的安德烈》，有人认为她的创作视野越来越窄，而在台湾却被认为作家更关注个体生命，也就是说关注个体生命的《亲爱的安德烈》的价值决不低于关注家国的《野火集》，两者同等重要。在我们这样一个习惯于宏大叙事的语境里，似乎个人的小伤小痛不算什么，小恩小爱不值得关注。在艺术创作里，个人的爱与哀愁和家国的爱与哀愁同等重要。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个健全的个人，哪里来健康的家国，这也正是易卜生个人主义的要义。所以，南京大学董健认为胡适写的《易卜生主义》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是不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
笔者很喜欢这样一出小叙事的戏，《在看见以前》打动了我!它不仅仅是一个被误认为小事小情的小恩小爱的琐碎泥喃小戏，更是一出超越性别的戏剧。
参考文献：
[1]萨特.萨特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内容摘要：
本文探讨了话剧《在看见以前》里禁锢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一个受过伤害的生命个体因为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以冷漠处世，其实质是生命个体的自由丧失，被禁锢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里，当生命个体意识到自己是可以自由的，就有从恐惧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的希望与可能。文中还探讨了女性叙事的意义和宏大叙事的由来。
关键词：
禁锢；自由；女性叙述；宏大叙事
